尼赫鲁则重视政治自由和物质福利，在他看来，只有通过加强政党和国家权力，才能实现这一目标。他认为现代政党的建立其目的在于夺取政权，以便按照某种预定的计划去改造政治和经济机构。因此，在民族民主运动中，尼赫鲁始终以国大党为阵地，维护国大党的团结与统一，主张夺取国家政权，强化国家权力，甚至不惜以分治为代价接过政府权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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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尼赫鲁与甘地两人思想特征和政治风格方面的差异，其根源可追溯到他们的出身环境和早期经历。
    尼赫鲁与甘地的出身环境存在着巨大差异。
    尼赫鲁出生于印度北部大城市阿拉哈巴德。印度北部处于印度教和伊斯兰教混合文化区，并且深受西方生活方式的影响，尼赫鲁曾对一位外国记者谈到，“我在北印度长大，这里，是一个在语言、生活方式、饮食等方面有时被称为穆斯林文化的混合区。因此，我习惯了这种混合型的文化生活。’文化‘是一个空泛的词，但却是一种生活方式，某些西方生活方式也进入其中。”[（31）]甘地出生于印度西部卡提亚华半岛古吉拉特邦的一个海滨小镇波尔班达。这里，远离古道，远离欧洲影响，[（32）]传统宗教影响很大，印度教的毗湿奴派很有势力，耆那教比印度任何地方都流行。甘地在自传中写道，“古吉拉特盛行耆那教，其影响随时随地都可以感觉到。古吉拉特的耆那教和毗湿奴信徒反对和厌恶肉食的情况，是印度的任何地方或印度以外的地方所没有的。我就是在这种传统中生长的”。[（33）]尼赫鲁也写道，“古吉拉特人本质上就是爱好和平的生意人和大商贾的团体，深受着耆那教非暴力主义的影响。印度其他地区所受到的这种影响要少得多，而有些地区根本就未受到过。”[（34）]
    尼赫鲁祖籍克什米尔，属婆罗门高级种姓，尼赫鲁的祖先在莫卧儿皇帝的垂青和邀请下，率全家迁居京城德里。尼赫鲁家族地位显赫，世代为官。尼赫鲁的曾祖父曾任萨克尔公司驻德里皇帝宫庭的首席代表，祖父曾任首都德里市市长，大伯父在英国政府司法部任职，二伯父在印度一个邦政府中当大官，父亲曾在阿拉哈巴德高等法院工作，后任国大党主席。甘地家庭属于下级种姓吠舍的一支班尼亚，原为零售商人，从甘地的祖父开始，连续三代担任卡提亚华各邦的首相。然而，虽然是官僚世家，但由于甘地的种姓低下，在小学仍被督学歧视。[（35）]
    尼赫鲁家庭过的是富有的贵族生活，他们住的是全城最豪华的第一座装上电灯的别墅，配有大花园和游泳池。[（36）]他们随意举家游历世界各国，由最豪华的轿车接送，住最气派的饭店。社会上甚至流传：尼赫鲁家穿脏了的西装也要专程送往巴黎浆洗。甘地家庭则很不殷实，过着普通人的生活。甘地写道，他父亲向来没有发财致富的雄心，所以没有给他们留下多少产业。甘地的婚礼是和他二哥及堂哥的婚礼同时举行的，为的是节省开销。甘地赴英求学时的旅费也是东借西凑来的。[（37）]
    尼赫鲁家庭世俗西化气氛非常浓厚。尼赫鲁父亲是一位受过高等教育的富有的婆罗门律师，也是一位世俗倾向强烈、具有反叛精神并崇尚西方文化的民族主义者。他蔑视印度教的正统习俗，崇尚西方生活方式，他是搬到阿拉哈巴德欧洲居民区的第一个印度人，是第一个与非婆罗门一起吃饭的婆罗门律师。在一次赴欧旅行后，他将西方生活方式引入了家庭，并且规定家里只许说英语。[（38）]他在欧洲旅行回国后拒绝举行涤罪仪式，结果在婆罗门中引起了一场风波。在尼赫鲁家庭中，宗教受到蔑视，被当作是娘儿们的事。尼赫鲁在《自传》中写道，“我对于宗教的认识相当模糊。我认为这是娘儿们的事。父亲跟堂兄总不肯认真对待这个问题，老是采取一种开玩笑的态度。家中的妇女不时举行各种宗教仪式，我对这些事情也学家中成年男子那种不在乎的态度。”[（39）]甘地家庭则是典型的印度教家庭，宗教气氛颇为浓厚。甘地写道，“我们甘地这一族都是毗湿奴信徒。我的父母更是笃信所宗”。[（40）]甘地的父亲没有受过多少教育，甚至不懂史地，但却是一个忠心耿耿的廉洁的人，并且因为在家庭内外极为公正而闻名；他没有受过多少宗教训练，但却有一种宗教文化，这种文化是许多印度教徒由于经常到寺庙里去听人讲解经文而获得的，到了晚年，他开始对《簿伽梵歌》发生兴趣。甘地的母亲则是一位虔诚的印度教徒。她给甘地的突出印象是“圣洁”和“笃信宗教”。他每天都要去庙宇参拜，不祷告绝不进食，长期绝食在她已习以为常，有时每日只进一餐，有时每隔两日绝食一天，有时不见太阳不进食。[（41）]
    尼赫鲁与甘地的早期经历也存在着巨大差异。尼赫鲁没有上印度的幼稚园和初级小学，而是由欧洲籍家庭教师负责他的启蒙教育。15岁以前，尼赫鲁一直是在欧洲家庭教师的陪伴下度过的。在欧洲家庭教师的影响下，他不仅阅读了许多西方作者的书，接触了西方思想，而且布置小小的实验室，津津有味地作物理和化学试验，培养了对科学的兴趣。甘地则象千千万万印度普通孩童一样，在印度的小学和中学度过了他的童年。用手指在沙土上写字，吃力地听英语讲座，接受的是与尼赫鲁完全不同的熏陶。在小学和中学时代，甘地对自己的才能并不怎么自豪，但对于操行，他却小心维护，唯恐不周，只要一点小小的过失，便会使他流泪，他非常重视和遵守道德原则，特别是诚实与正直，自传中有许多这方面的例子。[（42）]
    尼赫鲁15岁赴英求学，在英国接受了长达7年的正规学校教育。先入哈罗公学，两年后进入剑桥大学三一学院攻读自然科学，获学位后又入伦敦内殿攻读法律。在英国的7年，尼赫鲁不仅阅读大量的自然科学书籍，而且广泛涉猎历史、文学、哲学、政治学、经济学和希腊诗歌，研究尼采，肖伯纳、罗素、斐德、王尔德、边沁等人的思想。这个时期，有两种社会思潮对尼赫鲁产生了终生影响：一是西方自由主义传统，二是费边社会主义，在此期间，尼赫鲁不仅致力于学业，而且关心政治运动，对印度自由斗争表现出浓厚兴趣，尼赫鲁后来回顾他在剑桥时的政治倾向时说，“就政治问题而言，我是一个渴望印度自由的民族主义者，并且在印度政治中颇倾向于当时以提拉克先生为代表的极端派。”[（43）]甘地19岁赴英求学，在内殿和伦敦大学攻法律，历时2年8个月，甘地在英国经历的是与尼赫鲁完全不同的体验。他潜心于宗教经典，极力抵制“美酒、女人和大肉”的不时诱惑。[（44）]在此期间，甘地的体验集中于两个方面。一是饮食实验。甘地搜罗并阅读了许多有关素食的书，参加了素食者协会，成立素食者俱乐部，开始他自己关于饮食方法的体验，严格奉行素食。二是宗教体验，甘地与基督教徒、通神学者及其他宗教人士进行广泛接触，阅读了许多宗教经典和宗教书籍，试图把印度教的戒杀生、佛教的慈悲说和基督教的博爱调和在一起，贯穿起来，探索宗教真理。
    尼赫鲁22岁取得律师证书回到印度。回国后，他进入阿拉哈巴德高等法院，从事律师工作，并立即加入国大党，参加政治运动。然而，尼赫鲁在英国7年中间所形成的各种习惯和思想及所受的西方教育，跟他所看到的各种事情不调和；尤其令他失望的是，当时印度的政局很沉闷，国大党只限于空谈、集会，没有进行他积极的群众性反抗斗争，这与他所想象的自由事业相去甚远。在尼赫鲁的心目中，“所谓的政治就是积极反对外国统治的民族主义活动”，他写道，“我们不应该服服贴贴地顺从现状。必须有所作为，从民族的观点而言，成功的行动并不是很容易的。可是，我觉得，为了个人和民族的荣誉，都非对外族统治者进行更积极的斗争不可。”[（45）]因此，他日益对他的律师职业、对印度的政治生活感到厌倦，渴望一种新的生活，渴望投身于民族自由斗争的洪流之中。甘地22岁取得律师资格回国，遂于1893-1914年在南非为提高印侨地位、反对种族歧视斗争了21年。在此期间，甘地广泛接触了印度侨民，亲身体验了殖民压迫和种族歧视的痛苦。他将政治斗争与探索宗教真理结合起来，将理论讨诸实践。他建立“凤凰新村”和“托尔斯泰农场”，进行道德实验；创办《印度舆论》周刊，撰写《向南非的英国人呼呼》、《印度人的选举权》、《印度自治》等，阐述自己的思想；组织政治团体“纳塔尔人大会”等，领导印侨从事“萨提亚格拉哈”运动，这场运动持续了7年之久，最终迫使南非当局让步，废除了种族歧视规定，1915年初，甘地回到印度，但他并未立即投身印度政治，而是用一年多时间，在全国各地旅行考察，了解民意，洞察国情，熟悉环境，并建立非暴力抵抗学院，准备将他在南非实践过的理论和斗争方法应用于印度，1917年的三巴朗靛蓝种植园调查，1918年的阿默达巴德纺织工人罢工和凯达农民抗税运动，是甘地非暴力抵抗理论和方法在印度的小规模实践。 1919年的罗拉特法案及阿姆利泽惨案，将甘地推上了印度政治舞台的中心，使尼赫鲁与甘地这两位出身环境和早期经历如此不同的人走到了一起，在印度自由事业中并肩战斗，同时也埋下了他们分歧的种子。
    总之，出身环境和早期经历是导致尼赫鲁与甘地思想特征和政治风格差异如此之大的主要因素，而他们之间思想特征和政治风格方面的差异则是他们在印度民族民主运动目标问题和民族民主运动方法问题，以及未来印度设想问题上产生分歧的内在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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