显然，中共广东区委和周恩来的意见是正确的，他们已看出原国民革命军将领中已有相当一部分人已蜕变为新军阀，而此时中国共产党必须站在工农群众方面，与新军阀作坚决斗争，决不应当害怕同他们冲突以至分裂而一味妥协退让。遗憾的是，陈独秀、彭述之占领导地位的中共中央却认为中共广东区委的主张是“一个极大的极危险的根本错误。”
    《中央致粤区信》中说：“这个错误也是由于鲍（指苏联首席政治顾问鲍罗庭）的政治指导之错误而来。”（注：《中央致粤区信》（1926年12月4日），原载1926年12月9日出版的《中央政治通讯》第13期。见中央档案馆编：《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2册（1926），第472页。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89年8月版。）“最重要的根本问题，是要粤区同志绝对抛弃盲目从鲍否认左派之错误的见解，必须认识左派领袖的确存在；必须与左派领袖合作；必须联合左派以制李济琛之反动。不可由我们直接领导民众和李济琛冲突，更万万不可有‘整个的C.P.与国民党的冲突’，是极错误的观念，这是极荒谬的企图。”（注：《中央致粤区信》（1926年12月4日），原载1926年12月9日出版的《中央政治通讯》第13期。见中央档案馆编：《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2册（1926），第474-475页。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89年8月版。）
    可见，以陈独秀为首的中共中央把中共广东区委、周恩来为代表的正确主张当作错误的观念进行批判，而要全党执行中央的错误路线。
    在北伐军击败孙传芳部，国民党中许多人向右转的关键时刻，1926年12月中旬中共中央在汉口召开特别会议，会议的中心议题是联合战线中出现的危险倾向以及中共的对策。但是，这次会议的议决案把错误的方针当作正确的方针，把正确的意见当作“左”稚病。
    12月13日会上，陈独秀作了《政治报告》，陈独秀虽然看到国民党大部分人向右转，承认国民党右倾。但是报告对此却拿不出任何有效的办法，反而着重批评所谓党内的左倾，即看不起国民党、包办国民党、包办民众运动、否认左派存在、误解党的独立、应付中小商人的政策不好。陈独秀把中共广东区委同志的正确意见当作“左”倾幼稚病来批判。
    中共中央汉口特别会议通过了错误的《政治报告议决案》，该议决案认为，当前各种危险倾向中最主要的严重的倾向是一方面民众运动勃起之日渐向“左”；另一方面是军事政权渐向右。这种“左”和右倾发展距离日远，会导致破裂联合战线，而危及整个国民革命运动。这种分析一方面把民众运动蓬勃兴起中的某些“左”倾做法夸大成“最主要的严重的倾向”，甚至把正确的革命斗争也歪曲成“左”倾。另一方面又掩盖了国民党新军阀准备叛变国民革命这个根本危险，把这个严重的危险仅说成是“军事政权对于民众运动之勃起而恐怖而日渐向右”的一般做法。这样，颠倒了主要危险倾向，麻痹了全党，这才真正“危及整个的国民革命运动”。由于颠倒了主要危险倾向，自然采取的各项“挽救的策略”也是错误的。
    会议还通过《关于国民党左派问题议决案》，规定应从各个方面帮助国民党左派，使之形成一个强大的政治力量，以同右派势力的反动倾向作斗争，从而“减少国民政府之军事独裁的性质。”这个决议认为国民党左派虽然软弱动摇，仍应该团结他们，支持他们，这是对的；但是决议实际上是把同右派斗争的希望全部寄托在国民党左派身上，特别是对即将回国的汪精卫寄托了挽救危机的全部希望，这就在日后形势逆转时造成严重的后果。
    12月汉口特别会议，没有能解决中国共产党在迫在眉睫的危局中如何生存并坚持斗争这个极端重要的问题，反而指引了错误的方向，发展为右倾投降主义。这次会议的决定得到中共中央政治局和共产国际代表的联席会议同意。这是导致国民革命失败的一个重要的主观因素。
    以蒋介石为首的国民党新军阀合谋发动“四·一二”反革命政变
    蒋介石在广东曾多次表示“与帝国主义及其工具为不断之决战，绝无妥协调和之余地。”但是，北伐军离开广东后，蒋介石的态度就变了。蒋介石于1926年8月24日在长沙举行了外国记者招待会，向帝国主义表明他的反共反苏的政治态度和主张。他表示：他立意保护商业和外国人。有一记者问他：“为什么你发命令把教会的产业占起来，又鼓励反英运动与从前的抵制日货运动？”他回答说，那不是他的政策，是学生联合会受布尔什维克唆使的。他必须使双方调和。显然，蒋介石在外国记者招待会上的讲话与北伐前的讲话形成了鲜明对照。
    1926年冬蒋介石进入南昌后，一些帝国主义的代理人、北洋军阀政府的旧官僚、封建买办阶级的政客，便纷纷麋集南昌，出入蒋介石的总司令部，为蒋介石出谋献策。对此，美国的《基督科学指导报》说，“或指蒋氏为‘赤化’，实未必然。”它预料蒋氏不但不会“与赤俄联盟”，并且倘蒋介石“得最后之成功，中华民国与外人在中华民国之利益，决无不利之虑。”（注：《民国日报》1926年11月24日。）于是，它们极力分化破坏国民革命的统一战线，拉拢蒋介石，鼓动国民党内的所谓“温和派”和“极端派”决裂，暗示蒋介石只要他能够保护帝国主义在华利益，他们就准备和他谈判，并支持他。日本帝国主义也加紧对蒋介石的拉拢，双方信使密切往返。
    1927年3月26日，蒋介石到达上海，由于他沿途策划镇压工农运动，帝国主义赞扬他是“唯一有武力进攻激烈分子，维持这里（上海）局面的人物”，（注：《美国外交文件》，[ForevgnRelations of the US]1927年卷2，第94页。）特许其带着卫兵自由出入租界，并答应以驻扎上海的侵略军帮助他镇压革命。蒋介石当即表示：“保证与租界当局及外国捕房取得密切合作，以建立上海的法律与秩序。”（注：《宇林西报》，1927年4月2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