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月9日，国民党中央监察委员邓泽如、黄绍竑、吴稚晖、李石曾、蔡元培、古应芬、张静江、陈果夫等人联名发表了长达三千余字的“护党救国”通电。
    “此电发出后，以蒋介石为首的国民党反动派公开叛变革命的政治准备就完成了最后一道手续，下手的‘时机’已经完全成熟。4月12日起，在蒋介石、帝国主义、买办阶级、帮会流氓以及一小撮反动军阀和投机政客的共同合作下，一场历史上空前的血腥大屠杀，便先后在上海、东南各省和两广地区开始了。”（注：黄绍竑：《四·一二政变前的秘密反共会议》，载《文史资料选辑》第45辑，文史资料出版社1963年9月版。）
    共产国际和陈独秀机会主义对国民党新军阀采取右倾退让政策是导致国民革命失败的主观原因
    在上海工人第三次武装起义前后，中共中央和中共上海区委对于蒋介石的某些阴谋活动是有警惕的，也采取过坚定的态度。2月17日，上海区委秘书处通讯传达了中共中央对蒋介石态度的决定，并指出：“我们以后在一切斗争中一定要自己肩起责任去冲锋，但同时又不要丢掉了左派，要领导着左派联合前进”。3月12日，上海区委秘书处通讯又指出：“我们处在这个右倾局面之下，必须拿出向右进攻的决心，无论任何方面都不能让步，因为让步就是断送革命”。（注：《中共上海区委秘书处通讯--最近全国政治局面及革命运动的趋势》，上海市档案馆编：《上海工人三次武装起义》第314页。上海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上海工人第三次武装起义胜利后，党曾采取积极步骤建立上海市民政府，加强工人武装纠察队，以求巩固胜利的成果。但是，在蒋介石到达上海以后，共产党的政策很快发生变化。共产国际仍然对蒋介石抱有期望，不赞成同蒋破裂。
    1927年4月2日，鲍罗廷在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第二届常务委员会第五次（扩大）会议上讲话，只是对蒋介石提出警告，“要他离开上海反革命的重心，免他受包围走向反革命”，幻想他“能接受中央训令，离开上海”，中央还期望“靠他做革命工作”。
    与此同时，共产国际领导机关和苏联对蒋介石的反革命走向也有所觉察，共产国际在1927年3月对中共中央所作的指示中，也强调“必须坚持武装工农”，“共产党也不应当掩饰国民党右派的叛变的和反动的政策，必须动员国民党和中国共产党周围的群众去揭穿国民党右派。”（注：见中国人民解放军政治学院党史教研室编：《中共党史参考资料》第4册，第554页。）
    但是，共产国际领导人仍对蒋介石抱有幻想，不愿同他决裂。1927年4月初，共产国际总书记布哈林在莫斯科共产党积极分子大会明确承认“蒋介石是大资产阶级的代表”，他比克伦斯基“更右”、“更坏”，但“他暂时还未倒戈和叛变”，仍应该支持“蒋介石军队。”
    此外，从1927年3月16日至4月12日这20多天中，苏联《真理报》和共产国际机关刊物《国际通讯》不断发表社论、评论、消息，美化蒋介石，把中国和外国报刊上刊登的蒋介石反共事实的报道，一概斥之为“西方帝国主义挑衅”。
    更有甚者，共产国际领导人想通过自动解散上海工人纠察队的投降主义行动，来消除上海工人纠察队同蒋介石军队的矛盾，以换去蒋介石继续留在国共统一战线内。1927年3月31日，共产国际给中共中央发来指示，要求隐埋工人们的武器，以避免和蒋介石军队发生冲突。中共上海区委书记罗亦农看了国际发来的这份电报，愤怒地把它摔在地下。
    上述清楚表明，共产国际和苏联虽然已意识到同蒋介石决裂在所难免，但对蒋介石集团叛变的紧迫性还缺乏认识，还希望利用蒋介石进行北伐，试图拉住蒋介石。共产国际和苏联对国民党军阀的对策与陈独秀的“缓和反蒋”策略是一致的。
    3月28日，在上海区委主席团会议上宣读陈独秀的“要缓和反蒋”的信以后，上海的反蒋斗争开始放松。在武汉的吴玉章、瞿秋白和邓演达等，曾紧急商讨如何对付蒋介石在沪宁一带的异动。他们主张从武汉调第四军赶到南京，配合尚未开往江北的第六军、第二军，加强南京一带的防务，借以监视蒋介石。4月3日，第四军已作好开往南京的准备。陈独秀却打电报给武汉表示反对。此时，陈独秀内心矛盾复杂，他既仇视蒋从南昌到上海一路上的屠杀，又惟恐国共合作破裂。正在这时，遇到汪精卫路过上海，一贯主张“汪蒋合作，而不是迎汪倒蒋”的陈独秀就迫不及待与汪精卫会谈，会谈在1927年4月4日举行。会谈后于4月5日发表了麻痹中共和上海工人阶级斗志的《汪陈联合宣言》。
    应当指出，《汪陈联合宣言》是陈独秀右倾机会主义的代表作，但其内容是根据共产国际关于中国革命的政策作出的。共产国际、苏联对于宣言十分重视。苏联《真理报》不仅报道了汪、陈宣言的消息，而且刊登了宣言全文，并把宣言的一些语句特别用黑体字排出。
    自4月6日至4月9日，蒋介石把倾向革命的第一军第一师和第二师调离上海，把新归附革命的原军阀周凤岐二十六军调到上海，并把二十一师由苏州调到南京一带。
    此时，中共特委和中共上海区委（区委书记罗亦农）召开了一系列会议，其领导人思想矛盾，左右摇摆，时而想发动上海80万工人，时而又对国民党右派控制的北伐军存在幻想，过分迷信在三次武装起义中发挥重大作用的2700名工人纠察队的军事实力。总之，其领导人是受了共产国际和陈独秀的影响，采取了错误的“和缓反蒋”政策，对即将临头的血腥大屠杀缺乏思想准备和行动准备。周恩来在1927年4月18日特委会上，简洁总结说：“特委的政策有错误，起头是模糊，后来是妥协”。“中央政策动摇，指导无方”。
    然而，蒋介石要在上海发动叛变孙中山倡导的国共合作的国民革命的决心已异常坚决。待一切准备就绪，蒋授权白崇禧、周凤岐、杨虎、陈群具体执行反革命政变计划，而蒋本人于4月9日离开上海去南京幕后指挥。
    1927年4月12日，由蒋介石授权的白崇禧（北伐军副总参谋长兼东路军总指挥）、周凤岐（第二十六军军长）、杨虎（北伐军部司令部特务处处长）、陈群（北伐军东路军总指挥部政治部主任）等人在上海具体执行了蒋介石策划的反革命政变。该日凌晨，大批早就作好准备的青红帮武装流氓冒充工人，从租界冲出，向分驻上海总工会等处的工人纠察队发动突然袭击。工人纠察队奋起抵抗。双方正在激战，第二十六军开来。声称要调解“工人内讧”。工人纠察队员看到前来的军队将武装流氓的枪械收缴，天真地欢迎这批“调解者”的到来；结果，在毫无戒备的情况下，自己被强行缴械。一部分纠察队员察觉到“调解者”的真面目，进行英勇抵抗，但因众寡悬殊，遭到悲壮的失败。在此前一日，上海总工会委员长汪寿华已被秘密扣留，随即遭到杀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