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
    应当指出，在以上所提到的几篇标志性文章中，毛泽东和张闻天的文章对新民主主义文化问题的讨论，不仅要更为宏观、系统和深入，在理论的互补性上，也体现得最为明显和充分。除了前面所提及的新民主主义文化的构成原则之外，他们对于文化的特点，对于新民主主义文化与中华民族旧文化及外来文化的关系，对于新民主主义文化与三民主义、社会主义或共产主义思想的关系，对于旧文化的性质与成分，对于中华民族新文化运动或文化革命的历史特点与历史分期，以及鲁迅在新民主主义文化史上的地位等问题，都做出了较为明确和系统的回答。其回答的基本精神也是完全一致的，它们共同体现了新民主主义文化思想的基本成熟，显示出用马克思主义武装起来的中国共产党人思考文化问题的深刻和独特。
    当然，在对某些具体问题的分析和阐释过程中，毛、张两文又不免有角度之异、粗精之别，但总体看来，是各有特色，长短互现，完全可以互相补充，而且也需要彼此补充，才能使整个思想体系更为完备。此处只想举出几个例子来大体说明这一观点。比如，关于文化的特点问题，他们都说明了文化是属于“意识形态领域”的东西，但在此基础上，毛泽东更强调文化是政治、经济的反映，又反作用于政治、经济。他喜欢从全局的高度，从文化与政治、经济的关系的角度来探讨新民主主义文化问题，所以他的文章不像张闻天那样，只谈新民主主义文化，而是花了三分之二以上的篇幅专谈新民主主义政治和经济问题，以此强化人们的印象，加深人们的理解，使人们在注意文化问题的同时不至于夸大对文化功能的认识。张闻天作为一个地道的知识分子型的革命家和思想家，他更熟悉文化运动的历史和文化人，更热爱文化工作，更强调文化运动和发展的特殊规律，且当时他实际上也一直在分管文化宣传工作。因此在说明文化的特点时，他只强调了三点：“甲、属于意识形态的领域，各部门的文化均为意识形态的一个方面，因此有其共同规律；乙、各部门的文化，即意识形态的一个方面，有其特殊规律；丙、文化只有为大众所接受时，才成为物质的力量。但到达大众中去的道路，可能是很曲折的，经过各种媒介的。”[2]显然，在这点上， 他们二人的认识是可以而且应该互相补充的。
    又比如，在分析和对待中华民族的旧文化和外来文化的问题上，他们二人虽都主张批判继承，消化吸收，但毛泽东似乎更倾向于做宏观的“定性分析”，并具体表述为“剔除其封建性的糟粕，吸收其民主性的精华”；而张闻天则主张对此做“因素”分析，他的具体表述是：要扫除其中反民族的、反民主的、反科学的、反大众的文化因素，吸收其“反抗统治者、压迫者、剥削者，拥护被统治者、被压迫者、被剥削者，拥护真理与进步的、民族的、民主的、科学的、大众的文化因素”。“定性分析”本身虽不能说就一定不妥，但至少仅做这种分析是不够的，而且常常伴随着危险，如毛泽东仅将中国旧文化的糟粕以所谓“封建性”来涵盖，将新文化的精华仅以“民主性”来归纳，就不免失之抽象和模糊化，容易造成实际文化分析上的简单化和不必要的误会。相比之下，张闻天的“因素”分析，具体论述虽未必贴切完美，但似乎更能体现新文化创造和发展过程中对旧文化的扬弃的特点，因而可以补充毛文论述的不足。至于如何对待外来文化，毛文所谓“口腔咀嚼和肠胃运动”的比喻生动而形象，足显智慧，在究竟应该吸收哪些外来文化方面，其阐述也要比张闻天来得更为宏观和富于逻辑性，但在批判近代以来对待外来文化的错误思想时，他却只提到“全盘西化”的观点，而张闻天则同时批评了另外两种典型的思想模式，即“中体西用”和“中国文化本位论”的错谬，仅就这点而言，张文无疑要相对全面些。
    关于新民主主义文化的形式问题，他们同中见异的观点也值得注意并启人深思。毛泽东的提法是“民族的形式”，这实际上也是当时延安流行后来影响深远的普遍观点。它受到的是斯大林所谓苏联社会主义文化是“民族的形式，社会主义的内容”的说法的直接影响。但张闻天对此采取了保留态度，而使用了“新形式”的提法。他认为新文化虽然应具有民族性的特点，但并不意味着它只应有固定的模式，而应该以能否表现新内容为准绳来改造和利用旧形式与外国的形式，因而主张应吸收一切形式中的优良形式并创造新形式。他的这一观点得到了郭沫若等人的支持。[10]的确，无论是民族的、民主的，还是科学的、大众的，都不仅仅是内容问题，同时也是形式问题。尽管“民族形式”的提法有其历史意义，在这一口号指导下，新民主主义文化运动也曾取得了不少成绩，但是，以这一口号来指导全部文化形式问题本身还不全面，在理论上它是不完善的，在实践上也造成过偏颇。相比之下，张闻天的提法显然有其可取之处。
    此外，张闻天对新民主主义文化运动的基本队伍为“青年知识分子”的强调，对文化统一战线及其文化人特点和政策问题的分析阐述等，也都是可以成为毛文有关论述的补充的。凡此，均构成笔者反对仅将毛泽东的《新民主主义论》一文作为新民主主义文化思想体系最终形成标志的重要理由。
    另外，从发表时间上和前述诸文形成的特点上看，我以为也可以说明这一点。毛、张、王三文和文代会第一次宣言（艾思奇起草）的成文和发表时间几乎同时，严格说来，张、王二文的公开发表还要比毛文略早几天。实际上，他们几人彼此之间不仅在思想观点和表述上有过相互影响，而且在其基本思想形成的过程中也曾进行过不同程度、不同形式的交流和磋商。尤其是后发表的毛文，应该参考过前两文，特别是张文，可以说它们真正是集体智慧的结晶。这是笔者所要阐述的第二条理由。
    毛泽东的《新民主主义的政治与新民主主义的文化》、张闻天的《抗战以来中华民族的新文化运动与今后任务》和王明的《文化统一战线》，三者都是在陕甘宁边区文协第一次代表大会上作过的报告。其中王明的报告作于1940年1月4日，张闻天的报告作于1月5日，《新中华报》曾对两文的主要观点做过摘要报道；毛泽东的报告本来安排在1月6日，由于生病直到 9日才得以作成。虽然毛文早在1939年年底就写完初稿，并曾将稿子寄给吴玉章请提意见，但毛泽东演讲的时间较晚，在演讲之后和正式发表之前，又参考过其他文章，做过认真的修改，故毛泽东发表此文时注明的完成时间为1940年1月15日。 毛在文中写道：“对于文化问题，我是门外汉，想研究一下，也方在开始，好在延安许多同志已有详尽的文章，我的粗枝大叶的东西就当一番开台锣鼓好了。”这“详尽的文章”显然包括上述张闻天等人的文章在内。
    延安时期，特别是抗战进入相持阶段以后，由于有了时间和条件来全面总结中国革命的历史进程和经验，进行理论的学习和武装，所以从文化的高度来分析问题、把握全局、动员社会这样一种文化意识，在中共中央高层领导人的头脑中已经逐渐形成。这当然也得益于此期文化人的活跃和他们大量奔赴延安的现实推动。当时，一些此前活跃于左翼文化运动前线的著名文化人，如艾思奇、陈伯达、何干之、周扬等人相继来到延安，他们的文化活动、思想著作不仅对毛泽东等高层领导有直接的影响，而且事实上他们本身就是高层领导之间进行思想文化交流的重要媒介。这里想强调的是，毛泽东撰写《新民主主义论》前后，正是中央高层领导人之间思想交流最为经常、活跃而富有成效的时期。比《新民主主义论》早一个月写成的《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一文，就是毛泽东、张闻天和李维汉三人共同合作完成的。正是在这篇文章中，“新民主主义”的概念和有关思想被首次提出。由此可见这种交流的意义之一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