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
    在讨论新民主主义文化思想形成“标志”的时候，我们应当高度重视陕甘宁边区第一次文协代表大会的巨大推动作用。因为从某种意义上说，正是这次会议的召开直接促成了中共的高层领导人毛泽东、张闻天、王明等对文化运动和文化发展的各种问题做出前所未有的宏观而深入的思考，并且对其思想加以集中而系统的表述。以往人们在谈及这一问题的时候，对此没有给予足够的重视。
    陕甘宁边区文化协会第一次代表大会召开于1940年1月4日至12日。地点在王明任校长的延安中国女子大学礼堂。其目的是为了团结全边区的文化工作者，并与全国文化工作者通力合作，共同认清中华民族新文化的发展方向，以建立起真正的中华民族新文化，为争取民族解放和社会解放的斗争服务。
    这次大会是延安文化界交流思想的一次空前盛会。代表中包括文化界各方面人士，达450余人，加上旁听的，每日到会人数总在700人以上。[10]为了这次大会，毛泽东、张闻天、王明等中央高层领导都准备了详细的发言稿，这就是前文所提到过的三篇报告。在这次会上，艾思奇还代表文协作了《抗战中的陕甘宁边区文化运动》的报告。周扬、吴玉章、罗迈（李维汉）等也分别作了关于边区国民教育、干部教育、马列主义中国化、边区各项文化事业、文化大众化工作等具体问题的报告。报告期间还夹杂着来自延安各界代表的发言。这些发言“普遍的提出边区与全国文化工作的意见。这些意见，都是切合着实际，指出过去工作的优缺点，经验与教训”[10]。《新中华报》等延安报刊，曾及时地报道过这次会议的有关内容，有力地促进了当时延安地区的各界人士对文化问题的思考。大会最后发表了《陕甘宁边区文化协会第一次代表大会宣言》，号召全国文化界“为抗战建国、为建立中华民族新文化而斗争”[11]。会后还出版了专门研究文化问题的学术刊物--《中国文化》。
    此外，值得特别注意的还在于，为召开这次大会，边区文协准备了近一个月的时间，派人调查并整理了抗战以来全国的出版物，搜集了各式各样各党各派的文化言论，还派人到边区各处了解各种文化工作的具体情形。有些临近的机关学校团体，则请其自写详细报告。这样，边区文协实际上对全国抗战文化运动做了一次全面的检阅，对边区文化运动也进行了一番全面深入的考察。这些准备材料，会前和会上都曾提供给中央高层领导做参考。甚至在会议筹备期间，艾思奇等具体筹备者还曾就文化报告的基本内容和主要提法等，多次向中央做汇报，并进行反复磋商。可以想见，它们对于中共高层领导人进行文化思想总结具有何等重要的作用。不妨说，凡此，都为新民主主义文化理论体系的诞生做出了直接贡献。本文之所以将毛、张、王在此次会议上的三个报告和大会的决议视做新民主主义文化思想最终形成的标志，这次会议所发挥的契机作用和促推功能，无疑成为了笔者立论的一个重要因素。
    我以为，按照上述理解来认识新民主主义文化思想形成的“标志”问题，较之仅以毛泽东的《新民主主义论》一文的发表作为标志可能要更加完备。一来它更清楚地反映了新民主主义文化思想形成的直接背景和独特的形成方式，可以表明它真正属于集体智慧的结晶；二来它如实体现了当时中共党内特别是高层群体在这一问题上的共识程度、同中之异和整体认识水平；三来它说明这种认识是在同当时延安党内外进步文化人的思想互动中产生的，同时也得到党内和党外进步文化人的基本认同，从而显示出新民主主义文化思想的坚实基础、包容度、广泛性和生命力。
    当然，这是从总体角度、全局方面来看待“标志”问题。假若在此基础上再强调其思想表述的系统性、完整性和理论性，那么，毛泽东的《新民主主义论》和张闻天的《抗战以来中华民族的新文化运动与今后任务》两文，意义则又更加突出些，可以被共同看做新民主主义文化思想体系形成的奠基之作。
    实际上，当时在延安，许多有见识的进步文化人在谈到他们所服膺的建构中华民族新文化的系统思想及其重要地位的时候，一般都是将毛、张二人的文章相提并论、等量齐观。张文的传播和影响也相当广泛，变化始于1942年，即毛泽东的地位被高度“神化”以后。1940年初夏，茅盾在延安各文艺小组会上的演说稿中，提到毛、张前述两文时，曾这样写道：“这两篇文章想来各位同志早已熟记，而且研究过了，我是到了延安以后，方才看到的。近年来，或者说，自抗战以来，关于文化如何服务于政治，我们抗战胜利以后将要建设怎样一个新的中国，新中国的新文化又是怎样一种面目、性质，以及近二十年来中华民族的新文化运动是向了怎样一个方向发展，目今以及今后任务是什么，--这一切有关中华民族文化百年大计的问题，似乎也有不少人士零零碎碎提出了各种各样的意见，那些意见也有不少是很好的，然而像上举两篇文章那样运用马列主义的理论，对过去作了精密的分析，对今后提给了警辟的透视与指针的，实在还不曾有过。所以，这两篇文章的适当其时的出现，可说是中国新文化史上一件大事。”[12]茅盾的这段评价，对我们今天认识新民主主义文化思想形成的意义及其形成“标志”问题，显然具有着直接的启发价值。
    “文化大革命”结束后，已有一些学者在研究张闻天的过程中，从各种角度程度不同地阐发过其《抗战以来中华民族的新文化运动与今后任务》一文中所包含的文化思想的意义，但似乎都还没有明确地将其提到新民主主义文化思想体系最终形成的主要标志的高度来加以凸显。笔者曾发表了《新民主主义文化思想两篇奠基著作之比较》一文，虽有意强调张文与毛文对新民主主义文化思想的共同奠基作用，但也不是专门从形成“标志”的角度来讨论问题。因此此文的探讨，可以看做是笔者前文的发展。
    [收稿日期]2000-12-10
    【参考文献】
    [1]王明同志报告文化统一战线问题[N].新中华报， 1940 -01-2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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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萧向荣。八路军的文化教育工作[J].中国文化，1940， 1（4）。
    [6]潘梓年。为抗战建国服务的新文化运动[J].群众，194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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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邓小平文选（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4. 24.
    [9]张培森。张闻天论抗战文艺运动的方针政策[A].张闻天研究文集（第1集）[C].北京：中共党史资料出版社。1990.98.
    [10]民族形式商兑[J].中国文化，1940，2（1）。
    [11]师田手。记边区文协代表大会[J].中国文化，1940，1（2）。
    [12]茅盾。论如何学习文学的民族形式[J].中国文化， 1940，1（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