但是，雅尔塔体系的主宰国美国、前苏联是当时国际社会中无可争议的第一、二号强国，具备了执行联合国决议的能力，双方也互相承认对方为第一谈判对手。这是雅尔塔体系稳定发展的前提。最主要的是，作为雅尔塔体系的核心、支柱，联合国也越来越取得世界人民的信任，无论是大国还是小国都已经离不开联合国了。在联合国中，虽然美国、前苏联是主宰国，但中国、英国和法国的大国地位也显示出来了，它们与美国、前苏联共享“否决权”。特别值得一提的是，中国第一次成为五大国之一。这块不是像西方学者所说的那样，中国的大国地位是靠美国的“恩赐”，因为“美国关心要有一个强大而友好的中国，以制衡日本实力在远东的东山再起”，[③f]或者“用来作为对苏联的一支政治抗衡力量”。[④f]如果说前苏联的地位是靠卫国战争和解放东欧的功劳所获得的话，那么中国的大国地位无疑是8年抗战的必然结果。中国的大国地位不是美国封的，中国对世界的影响也不是哪个国家可以改变的。历史已经证明，中国有能力承担大国的责任。同时还应看到，联合国没有忽视小国的地位，象国联那样来去自由的现象已看不到了。1945年联合国创建时有51个成员国，20年后的1965年增至118国，再过20年的1985年又增至157国，甚至雅尔塔体系崩溃、瓦解之后产生的新国家，在1990年-1992年又掀起了一个“入联”高潮，使联合国成员国增至179国。[⑤f]联合国的这种吸引力是国联所无可比拟的，各国对加入联合国看得很重，因为它不再是国联那样的软弱组织了，也不再是一个欧洲体系的支柱了，而是一个强有力的全球体系的支柱，即使是“最小、最无足轻重的成员国也感到它们是世界整体的一部分”。[⑥f]
    三
    再来比较一下凡尔赛体系与雅尔塔体系对战败国的不同解决办法。
    无论是凡尔赛体系还是雅尔塔体系，它们都是战争的产物，所以处置战败国就成为两大体系创建过程中必然要涉及到的问题。应当说，从维护世界和平的角度讲，清算过去、惩罚战犯是必要的。但是，如何清算，如何惩罚，则是一个相当复杂的问题。
    凡尔赛体系对战败国的处置是失败的。《凡尔赛和约》签订时，战胜国标榜为了和平，为了不再发生战争。但事实上，它们更多地是为了复仇。在“绞死德国皇帝”的切齿痛恨之下，不可能出现真正的和平，而只能是“胜利者的和平”，[①g]对战败国来说简直就是灾难。法国为报普法战争之仇，使尽浑身解数打击德国，力图使这个国家最大限度地遭到削弱。它要求德国支付巨额赔款，坚持国联是一个遏制德国的体制。[②g]甚至为压德就范，不惜冒风险入侵鲁尔。这些做法都只会给德国的不满火上加油，德国人普遍把《凡尔赛和约》斥之为“奴隶条约”，“差不多每一个德国人都或多或少地是‘修正条约派’。”[③g]1924年以后，法国人醒悟过来想改善法德关系时，为时已晚，凡尔赛体系就象一把利剑刺在每个德国人心头。“无论是谢德曼政府、斯特莱斯曼政府，还是希特勒政府，都难以容忍，摆脱凡尔赛条约的桎梏是他们的既定政策”[④g]而德国百姓对这种始终如一的“既定政策”也持积极态度。当1938年希特勒“不经流血就消除了最使德国人民的民族意识受到压抑的凡尔赛和约的后果”时，德国人对希特勒的“信仰已大大加深”，“只有少数人怀疑这种政策的诚实性”，“而看透希特勒魔鬼本性的人则更少”。[⑤g]这足以说明，为复仇而确立的凡尔赛“和平体系”又准备了一个新的复仇主义温床。
    相比之下，雅尔塔体系对战败国的处置是小心翼翼的。在战时，丘吉尔就一再提醒罗斯福和斯大林，要“明智一点”，要记住“第一次世濈大战之后赔款问题上的大失败”。[⑥g]为此，英美前苏在处置战败国时，既要确保德国和日本不再对新的国际秩序构成威胁，又要避免把太多的重担强加于它们。在以雅尔塔为核心的一系列会议上，人们再也听不到“绞死德国皇帝”的誓言了，“德国人还要吃饭”则成为新的口号。在雅尔塔会议上，三巨头虽然讨论了战后德国可以分割或肢解成几部分，但推迟了决定的时间。之后再也没有提到分割德国，只是实施了对德国分区占领的管理体制。德国最终分裂成两个国家并非雅尔塔体系所为，而是历史所造成的“既成事实”。而日本在投降后由美国全面占领，1951年旧金山体制改为半占领。同时，雅尔塔体系更多地注重战后对战败国的民主建设。雅尔塔会议通过的《关于被解放欧洲的宣言》声明，三国将“共同协助所有欧洲被解放的国家之人民或欧洲前轴心的附庸国之人民”，“能够摧毁纳粹主义和法西斯主义的最后遗迹，并建立他们自己选择的民主制度程序来实现。”[①h]波茨坦会议又强调要在民主基础上改造德国的政治生活，永远消灭德国军国主义和法西斯主义。《五国和约》也明确规定了政治民主化与限制军备两大内容。这对欧洲的和平与民主具有重大的历史意义。
    应当说，凡尔赛体系对战败国的处置是残酷的、无情的，带有明显的复仇痕迹。但是，由于德国在英、法、美等大国战略中的不同地位，构成凡尔赛体系的一系列条约又存在种种矛盾，它们“既不是铁一般的和约，也不是和解式的和平；它既不像法国人希望的那样严厉得足以把德国人永远踩在脚下，也不是宽大得足以使被征服的人安于自己新的处境。”[②h]德国虽然是凡尔赛体系的受害者，但它实际上并不是真正的失败者--这看起来似乎是有悖常理的，但都是一种实实在在的现象。德国的军事实力受到严重削弱，但其军事潜力仍然很大；德国按约要支付巨额赔款，但事实上它并没有支付多少，相反却得到了一笔可观的贷款。保罗·肯尼迪断言：“1919年后它（指德国，笔者注）仍然是一个潜在的了不起的大国。”[③h]许多德国人甚至根本不承认战败，随着星移斗转，德国人把凡尔赛体系中严厉的条款变成了仇恨，随之又变成了战争。而当它发动战争时，距所谓“和平体系”的建立只有20年，凡尔赛体系的和平之梦在如此短的时间内就破灭了，而且打破这一梦想的恰恰是凡尔赛体系的打击对象，这不能不使我们怀疑“和平缔造者们”处置战败国的措施。也难怪西方学者对凡尔赛体系罗列了一大堆具有讽刺意味的说法，诸如“不可靠的和平”、“不平静的和平”、“迦太基式的和平”、“失去的和平”，等等。战争导致了凡尔赛体系，而凡尔赛体系又导致了战争并埋葬了自己，这正是它的悲剧之所在。
    仔细分析雅尔塔体系，不能不承认，对战败国的处置是宽容的，并收到了一定成效。雅尔塔体系对德政策的目的，“是破坏德国的军国主义和纳粹主义”，“使之永远不再能够威胁世界和平。”[④h]1945年2月6日，罗斯福在雅尔塔会议上提出筹建联合国提案时曾有一个明确的表示，他对“世界即使不能保持永久和平至少要保持50年的和平抱有信心”。[⑤h]战后50年来，国际形势变化万千，但雅尔塔体系下的国际秩序却具有相对的稳定性。美国、前苏联两个超级大国冷战对峙并几次达到“战争边缘”，但最终均没有打破雅尔塔体系的安排。直到1989年东欧剧变，雅尔塔体系才和平地崩溃。凡尔赛体系因制裁德国而导致德国发动一场新世界大战的情况没有再度出现，德国没有因雅尔塔体系的制裁而滋生新的复仇主义，实现了雅尔塔体系创建者们“摧毁纳粹主义”的构想。在1990年两个德国统一时还有舆论担心统一的德国对欧洲及世界和平的不良影响，但德国政府在1995年纪念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50周年时，庄重地向波兰等被侵略国公开道歉承认过去的法西斯侵略史，把法西斯德国战败投降日说成德国人民的“胜利日”。这些举动足以让世界人民放下心来，同时也使人感受到了雅尔塔体系对德政策的成功。不过，另一战败国日本则是例外。战后日本军国主义一直没有根除，日本时常出现一些复活军国主义的闹剧，甚至一些政府要员也公开篡改日本的侵略史。即使在第二次世界大战胜利50周年时，日本的表现和态度也令世界特别是亚洲人民不满。它对过去的历史总是遮遮掩掩，更有甚者，日本竟然将纪念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50周年的活动延至1995年12月举行。当然，日本一幕幕复活军国主义的丑剧与凡尔赛体系下德国的复仇主义是不同的。德国是因为凡尔赛体系处罚过重，而日本则是因雅尔塔体系处罚太轻。看来，对战败国的处罚的确是国际关系中的一个十分重大的问题。处罚太重易于导致复仇主义，而处罚太轻则易于使战争发动者认识不到应负的战争责任。
    小结
    通过对凡尔赛体系和雅尔塔体系的比较，我们对二十世纪的国际秩序有了一个全面的认识：20世纪前半期的凡尔赛体系，从建立到内部机制的运作，都存在着严重的问题，因而它不仅没能消除战争，反而又引爆了一场新的世界大战。但是，从另外一个角度讲，作为一个时期的国际秩序，它也并非一无是处。可以想象，如果20世纪前半期没有凡尔赛体系的存在，那么“20年的休战”会大大缩短。同时，正是由于凡尔赛体系的深刻教训，才使国际新秩序的创建者们引以为鉴。20世纪后半期的雅尔塔体系顺应了时代发展的潮流，在和平与发展问题上作出了重大贡献，实现了体系创建者的最初设计和梦想。当然，雅尔塔体系也并非尽善尽美、包治百病。所以，世界人民才迫切盼望着有一个国际政治经济新秩序的出现。世界不能没有“秩序”，“秩序”不能抛弃人民。
    注释：
    ①a理查德·B·摩雷斯：《历任总统的重大决定》（Richard B. Morris,Great Presidential Decisions），哈泼--洛公司1973年版，第390-396页。
    ①b爱德华·麦克诺尔·伯恩斯、菲利普·李·拉尔夫：《世界文明史》第4卷，商务印书馆1988年版，第31页。
    ②bC·E·布莱克、E·C·赫尔姆莱克：《二十世纪欧洲史》（上），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第109页。
    ③b华尔脱斯：《国际联盟史》（上），商务印书馆1964年版，第46页。
    ④b华尔脱斯：《国际联盟史》（上），第7页。
    ⑤b华尔脱斯：《国际联盟史》（上），第41页。
    ⑥b罗宾·艾德孟兹：《三巨头--在和平与战争中的丘吉尔、罗斯福、斯大林》（Robin Edmonds,The Big Three:Churchill,Roosevelt and Stalin in Peace & War），伦敦1991年版，第223页。
    ⑦b李铁成主编：《联合国的历程》，北京语言学院出版社1993年版，第57页。
    ⑧b帕尔默·科尔顿：《近现代世界史》（下），商务印书馆1988年版，第1137页。
    ①c美国国务院：《和约的制定，1941-1947》（U.S.A:Department of State,Making the Peace Treaties,1941-1947），华盛顿1947年版，第25页。
    ②c爱德华·麦克诺尔·伯恩斯、菲利普·李·拉尔夫：《世界文明史》第4卷，第34页。
    ③c李铁城主编：《联合国的历程》，第123页。
    ④c赫伯特·菲斯：《丘吉尔、罗斯福和斯大林》（Herbert Feis,Churchill,Roosevelt and Stalin），普林西顿1957年版，第428页。
    ①d瓦·米·别列日柯夫：《外交风云录》，世界知识出版社1981年版，第336页。
    ②d斯塔夫里阿诺斯：《全球通史-1500年以后的世界》，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92年版，第593页。
    ③dA·J·P泰勒：《为欧洲霸权而斗争》（A·J·Taylor,The Strugglefor Mastery in Europe），牛津1977年版，第567页。
    ④d阿瑟·S·林克：《外交家威尔逊--他的主要外交政策一瞥》（Arthur S.Ltnk,Wilson,the Diplomatist,a Look at His MajorFor eignPolicies），约翰--霍普金斯1957年版，第145页。
    ⑤dH·麦克尼尔：《美国、英国和俄国-它们的合作与冲突，1941-1946》（H·Mcneil,America,Britain and Russia,Their Cooperation and Conflict,1941-1946），牛津1953年版，第320-321页。
    ①e《罗斯福选集》，商务印书馆1982年版，第480页。
    ②e保罗·肯尼迪：《大国的兴衰》，世界知识出版社1990年版，第403页。
    ③e斯塔夫里阿诺斯：《全球通史-1500年以后的世界》，第676页。
    ④e让-皮埃尔·阿泽马、米歇尔·维诺克：《法兰西第三共和国》，商务印书馆1994年版，第210页。
    ⑤e丘吉尔：《第二次世界大战回忆录》第一卷上部，第二分册，商务印书馆1974年版，第511页。
    ⑥e罗杰·劳·威兼斯：《欧洲简史·拿破仑以后》，吉林人民出版社1975年版，第241页。
    ①f斯塔夫里阿诺斯：《全球通史-1500年以后的世界》，第723页。
    ②f华尔脱斯：《国际联盟史》（下），第322-323页。
    ③f里兰德·M·古德里契：《变化世界中的联合国》（Leland M.Goodrich,The United Nations in a Changing World），哥伦比亚大学1974年版，第16页。
    ④f罗伯特·达莱克：《罗斯福与美国对外政策，1932-1945》（下），商务印书馆1984年版，第760页。
    ⑤f根据拉姆基·巴苏《联合国-国际组织的结构与作用》（Rumki Basu,The United Nations:Structure and Functions of an International Organisation）统计，新德里1993年版，第347-353页。
    ⑥f李铁城主编：《联合国的历程》，第124页。
    ①g爱德华·麦克诺尔·伯恩斯、菲利普·李·拉尔夫：《世界文明史》第四卷，第31页。
    ②gA.J.P.泰勒：《第二次世界大战的起源》（A.J.P.Taylor,The Originsof the Second World War），伦敦1961年版，第39页。
    ③g保罗·肯尼迪：《大国的兴衰》，第345页。
    ④g张之毅：《世界秩序机制转换的历史反思》，载陈鲁直、李铁城主编《联合国与世界秩序》，北京语言学院出版社1993年版，第29页。
    ⑤gk.蒂佩尔斯基希：《第二次世界大战史》，解放军出版社1992年版，第1页。
    ⑥gH.麦克尼尔：《美国、英国和俄国-它们的合作与冲突，1941-1946》，第550页。
    ①h罗宾·艾德孟兹：《三巨头-在和平与战争中的丘吉尔、罗斯福、斯大林》，第493页。
    ②hH.斯图尔特·休斯：《欧洲现代史》，商务印书馆1984年版，第162页。
    ③h保罗·肯尼迪：《大国的兴衰》，第328页。
    ④hW.L.纽曼：《缔造和平，1941-1945》（W.L.Neumann,Makingthe Peace,1941-1945），华盛顿1950年版，第79页。
    ⑤h赫伯特·菲斯：《丘吉尔、罗斯福和斯大林》，第552-553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