严复早在1895年就认识到自由对社会、对学术发展的意义。他说：“今之称西人者曰，彼善会计而已，又曰彼擅机巧而已，不知吾今兹所见所闻，如汽机兵械之伦，皆其形下之粗迹，即所谓天算格致之最精，亦其能事之见端，而非命脉之所在。其命脉云何？苟扼要而谈，不外乎学术则黜伪而崇真，于刑政则屈私以为公而已。斯二者，与中国道初无异也。顾彼行之而常通，吾行之而常病者，则自由不自由异耳。”（注：严复：《论世变之亟》，《中国近代思想史资料简编》，三联书店1957年版，第474～475页。）他又讲，西人富强之原因在于，“一一皆本诸学术也，一一皆本于即物实测，层累阶级，以造于至精至大之途，……苟求其故，则彼以自由为体，以民主为用。”他认为只有在民主、自由气氛下，学术才会在自由争论、平等竞争中，争驰并进，相磨相砺，日新月异（注：《原强》，严复：《论世变之亟》，《中国近代思想史资料简编》，三联书店1957年版，第449页。）。 王国维在清季也意识到“今日之时代，已入研究自由时代，而非教权专制的时代”。因为研究之本质在于“博籍众说而唯真理之从”，“所以其奉此说者，虽学问之自由独立上所不禁”，为此他指责清廷以经学一统思想之专横反动，认为罢黜百家之结果，只能导致世人对之的疑惑耳。欲要学术发达进步就要使学术独立，只有不把学术当作注释政见、获取利禄功名的工具，才可以防止学术求真之外的主观因素之干扰（注：《奏定经学科文学科大学章程书后》，《王国维学术经典集》（上），江西人民出版社1997年版，第155～157页。）。他强调说：“学术之发达，存于其独立而已”，“欲学术之发达，必视学术为目的，而不视为手段而后可。”（注：《王国维学术经典集》（上），江西人民出版社1997年版，第98、100页。）梁启超也认为，治史当“以史为目的而不以为手段”， 不宜在历史之外，“多悬一更高更美之目的”如“明道”、“经世”之类（注：《饮冰室合集》专集七三，第31～32页。），“学问即是目的”。“非如此，学问不能独立，不能发达”（注：《饮冰室合集》专集二四，第36页。）。顾颉刚也明确地讲：“在应用上虽是该作有用与无用的区别，但在学问上则只当问真不真，不当问用不用。学问固然可以应用，但应用只是学问的自然的结果，而不是着手做学问时的目的。”（注：《顾颉刚古史论文集》第一册，中华书局1988年版，第24页。）陈独秀也曾认为“中国学术不发达之最大原因，莫过于学者自身不知学术独立之神圣”，故为学者常甘以史学作伦理学之附庸（注：《陈独秀著作选》第一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第389页。）。
    中国史学的科学化与独立化，更由于现代大学与研究院等学术体制的发展而在实际中取得体制化的保障，并由于职业历史学家群体的出现才真正得以实现。史学研究以之为依托，开始走上专业化道路，对历史的研究才得以深入细致。
    中国现代社会随着社会化分工的发展，传统社会结构开始发生了质的变化：一系列新兴行业的出现，产生了一批新兴阶级与阶层。如现代工商业、金融业、服务业的兴起，产生了中国现代工人阶级、资产阶级和市民阶层；政党政治和文官制度的实施，使职业政客和行政阶层也出现了；科举的废除，学堂大学的设立，留学生的增多，加之新闻业、出版业、教育业、律师业的发展，知识分子阶层出现了。这些都大大地改变了传统士农工商的四民等级社会，中国开始步入职业社会。在民国，阶层、职业在法律上只有社会分工不同，不再有高低贵贱之分，从业人员都是国家平等的公民。对学人来讲，随多元职业的发展，已成为“自由职业者，不是官，也不是候补的官；学生可以选择多元的职业，不再只有做官一条路，他们于是从统治阶级中独立，不再是‘士’或所谓‘读书人’，而变成知识分子”（注：朱自清：《论气节》，《知识与文化》，1947年5月，第2期。）。也即是说，知识分子从士大夫变为“老百姓”（注：顾颉刚语，见《悼王静庵先生》，《文学周报》1928年第5卷。），从原先处在权力中心地位开始“边缘化” 到纯粹文化领域，不仅要靠知识吃饭谋生，更要以知识文化的创造、阐释与传授为本分（注：余英时：《中国知识分子的边缘化》，《二十一世纪》，1990年，第6期。）。 他们失去了往日显赫的政治地位，却在大学和文化界中找到真正属于自己的地盘；他们失去了过去因依赖君王而得到的特权，却因变为自由职业者而获得了经济的自主、人格的独立和精神的自由。学术领域也开始与政治、经济领域相互分立。
    中国最早的学院派职业史家受西方近代科学主义的影响，大多标榜客观主义与实证主义的治史原则，其共同的观点是认为历史学可以成为一门科学，但主要或首先是一门史料考据学。他们对历史研究的要求，用顾颉刚称赞王国维的话讲就是：求真的精神、客观的态度、丰富的材料、博洽的论辩（注：《古史辩》第一册自序，《顾颉刚古史论文集》第一册，中华书局1988年出版，第49、24页。）。
    首先，治史要以求真为目的，不当为现实功利所干扰。胡适曾讲：“做学问不当应时势之需，不当存狭义的功利观念，而当存一个‘为真理而求真理’的态度。”（注：《论国故学》，《胡适哲学思想资料选》（上），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81年版。）王国维则说：“学术之所争，只有是非真伪之别耳”，“欲学术之发达，必视学术为目的，而不视为手段而后可。”（注：《论近年之学术界》，《王国维学术经典集》（上），江西人民出版社1997年版，第98、100页。） 顾颉刚认为“在学问上只当问真不真，不当问用不用”，否则就像古人那样，是把史学服务于现实政策了（注：《古史辨》第一册自序，《顾颉刚古史论文集》第一册，中华书局1998年版，第24页。）。傅斯年更强调治史不是去扶持推倒这个运动、那个主义，而应超然于政治，作“无用的研究”（注：《史学方法导论》，《傅斯年全集》第二册，台湾联经出版公司1980年版，第5页。）。
    所以，治史要站在价值中立的立场，不为古今中外任何先见、成见以及任何主观因素如道德价值观念所左右，不为任何门派、学说所束缚，也不为自己的好厌等感情因素所蒙蔽。努力达到心如明镜之境界，只以理性、客观的眼光对待一切史料与学说。“科学态度在于抛开成见，搁起感情，只认得事实，只跟着事实走”（注：《胡适哲学思想资料选》（上 ）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81年，第249页。）。史家治学应舍主奴之见、屏家学之习，长立于“第三者之地位”，心中没有一个偶像，而由“活泼泼的理性作公平的裁断”（注：《古史辩》第一册自序，见前揭书，第30页。）。傅斯年更讲，历史学家就像自然科学家那样“去主观的武断思想，进于客观的怀疑思想”，应“消灭自我”，“客观地处理实在问题”，不该把任何传统和自造的“仁义礼智”同历史学混在一起（注：《傅斯年全集》第四册，第352、266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