再次，治史的要点在于史料的搜集、整理与考订。他们认为这是使史学科学化的关键。胡适认为科学的目的在于求真，所以“方法也只有一条路，就是寻求证据”（注：《胡适哲学思想资料选》（上），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81年版，第37页。）。史学科学的一面，就重在史料的搜集与整理，如果一经叙述与解释就会成为艺术的东西（注：《介绍几种新出的史书》，《现代评论》，1926年第4卷，第92期。）。 顾颉刚也说“吾辈研究历史者注重证据，重证据必然重然否，其目的在于止于求真”（注：《古史辩》第一册自序，同前揭书，第30、78页。）。傅斯年则据之推向极端，认为近代史学只是史料学，史家的工作就是客观地整理一切可逢着的史料，直接研究材料，并扩张材料，扩充研究材料的工具（注：《傅斯年全集》第四册，第266页。）。 而只有客观眼光的确立，史家们可以平等地对待任何材料，同时一切东西都成为史学研究的材料。“虽在矢溺，亦资妙观”（注：《古史辨》第一册自序，第31页。）。不仅金石甲骨、遗简旧枝、故纸外书皆可入史，民俗传说也可入史，甚至伪材料也可以作真材料看。他们为此目的真可谓“上穷碧落下黄泉，动手动脚找东西”。整理史料的关键在审定、辨伪、校勘、整理与考订。现代史家围绕这一目的建设起一系列精细的方法与手段，如王国维之“二重证据法”，陈垣之“史源学”、“版本校勘学”，陈寅恪之语言学方法，傅斯年主张的比较法等。胡适曾讲“审定史料乃是史学的第一步根本工夫。西洋近百年来史学大进步，大半都由于审定史料的方法更严密了”（注：《胡适哲学思想资料选》（上），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81年版，第34页。）。这话用在他们一批史学家身上，也很适用。
    这些史学家大多鄙视理论，反对史观指导与总结。胡适曾在《中国哲学史大纲》中阐述了历史研究工作的程序与步骤。第一步，须搜集史料；第二步须审定史料的真假；第三步要把一切不可信的史料全都除去不用；第四步须把可靠的史料仔细整理一番。到此，方才做到“述学”阶段，述学只是研究工作的第一步，第二步的“明变”、“求因”和“评判”做完，才可作成一部完整的史学著作。（注：《中国现代史论选》（上），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1990年版，第390～391页。）但在当时，很少有人作到这一步，原因有二：一是中国现代史学刚刚起步，还处于史料审定阶段。中国史材料浩如烟海，新发现的材料也层出不穷。仅某一很细小领域的课题，光辨伪搜集工作就可穷尽一个人毕生精力。顾颉刚曾讲，他也想建设真实的古史，但辨伪工作本身已是极为浩大的工程。他野心虽大，但“甚悲人生寿命的短促”（注：《古史辨》第一册自序，第55页。），随着工作的开展，他不得不屡屡把治学计划缩小，到晚年把书房称为“晚成堂”，还认为“现在还是提出问题的时候，而不是解决问题的时候”（注：《我是怎样编写〈古史辨〉的？》，《中国哲学》第6辑，三联书店1981年版，第398页。）。仅出于这一原因，许多史家就对历史观问题已不感兴趣了。顾颉刚就说：“研究的工作仿佛是堆土阜，要高度愈加增先要使得底层的容积愈扩大”，“但堆得无论多高却总不会有扪星摘斗的一天。”据此，他认为所谓哲学，其“基础是建设于玄想上的”。只有先从科学做起，大家择取了一小部分的学问而努力，把学问的土堆天天加高而已。“所以我们在现在时候，再不当宣传玄想的哲学，以致阻碍了纯正科学的发展”（注：《古史辨》第一册自序，第32～33页。）。
    最主要的是，他们很多人干脆就否认理论的作用。王国维就讲“吾侪当以事实决事实，而不当以后世之理论决事实”，他认为，“居今日而欲自立一新系统，自创一新哲学，非愚则狂也”（注：《王国维学术经典集》（上），江西人民出版社1997年版，第5页。）。 胡适则基于实验主义的经验论与不可知论，认为凡“主义”皆出于一时救时的具体主张，不能把世间所有具体的事都包括在里面，却容易为无耻政客利用做种种害人的事。为此他主张“多研究些问题，少谈些主义”（注：《胡适散文》第二卷，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1992年版，第197页。）。 傅斯年更认为，不仅一般理论都是空想的，就是在史料中也不能归纳出什么联系与理论，因为“历史上件件事都是单体的，本无所谓则与例”，“我们没有两件相同的史事”，“所以归纳是说不来，因果是谈不定的”。更别说有算学和物理科学中那样的“大原则”了（注：《闲谈历史教科书》，《傅斯年全集》第四册，台湾联经出版公司1980年版，第310～311页。）。他认为治史学，应“不以空论为学问，亦不以‘史观’为急图，乃纯就史料以探史实也”（注：《史料与史学发刊词》，《傅斯年全集》第四册，台湾联经出版公司1980年版，第332页。）。 对历史的看法，他认为由于史料的不足，无法恢复历史全貌，历史像一个缺边掉底，折把残嘴的破罐子，一复原就不可避免地加入主观想象因素，所以他“反对疏通”，主张“存而不补”，“证而不疏”，只要把材料整理好，则事实自然显明了。“一分材料只能出一分货”（注：《历史语言研究所工作之旨趣》，《傅斯年全集》第四册，台湾联经出版公司1980年版， 第262页。）。总之，这批史家的主张用傅斯年比较极端的话来表示，就是“史学的对象是史料，不是文词，不是伦理，不是神学，并且不是社会学。史学的工作是整理史料，不是作艺术的建设，不是做疏通的事业，不是去扶持或推倒这个运动，那个主义”（注：《史学方法导论·史料略论》，《傅斯年全集》第二册，台湾联经出版公司1980年版，第5页。）。
    人总是生活在历史中，并不断地创造着新的历史。历史研究作为历史性生存的人从事的一项社会性活动，始终是以重现并解释一个真实的过去为本职的学术责任，始终是以培养人们的生存历史感，提高人们的历史洞察力，增强人们的现实生存意识和现实活动的合理性、自觉性为自己的社会责任。以客观主义为宗旨的史家内心未尝没有这样一种冲动与渴求，尤其在民族危亡日益加重的时代。但出于对以往史学以玄思的经学为旨归、以教化资治为己任的状况的不满，和对近代科学观念的尊崇，信奉客观、中立的原则。一提“抽象”、“说明”、“解释”等词，他们就联想到主观因素的干扰；一谈“入世”与“现实”就害怕学术独立性之丧失，他们对“主观”“理论”“致用”是既轻视又敏感，惟恐史学沾污上非科学性的因素。面对浩瀚的史海，考订、辨伪整理工作之艰巨，更是熄灭解释、说明、应用之心，钻入故纸堆就难免有被淹没之危险。他们对史料、史实考订之细致入微，令人叹为观止，而考证之繁琐、史实之支离却也让人望而却步。其结果史学研究成为“只是十几个书院的学究”们的事，只在少数学究中流传，史学不仅成了“不生利的事物”，对广大民众来讲真成了“无用之物”（注：《历史语言研究所工作之诣趣》，《傅斯年全集》第四册，台湾联经出版公司1980年版，第263页。）。
    过分强调史学的独立性、学术性与客观性的结果也使史家相对孤立于社会、孤立于现实、孤立于生活，把史学的独立性与社会性、学术性与致用性、主观与客观、史料与理论关系对立理解的实质，是把历史当作已死去的与现实毫无联系的实在物，把人理解为只有理智力而无生存欲望与感情的抽象存在。收集的当然只是些残损破碎的历史事实，无法给现代人以启迪，无法让现在人通过重现历史而认识自己和在历史长河中的位置，更无法让历史启导未来。这也是以后以何炳松为代表的“新史学”派和马克思主义史学所极力反对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