犹太人经历了两千年的颠沛流离生活，备受歧视与迫害，但却始终保持着极强的民族凝聚力。二次大战后初期，出于对本民族命运的担忧和对“祖国”以色列的支持，促使居住在美国的犹太人民族凝聚力进一步增强。然而在70年代以后，美国犹太人的民族凝聚力则日趋减弱。这是由什么原因造成的？本文试图对此略陈管见，以就教于史学界前辈及有关专家。
    一
    第二次世界大战中，纳粹德国屠杀了600万犹太人，占欧洲犹太人的2/3。这一人间惨剧因其手段之残忍、规模之大使美国犹太人感到震惊，更因为它发生在德国而使犹太人感到激愤。德国在历史上曾是比欧洲其他许多国家宽容、善待犹太人的国家，以致许多德国犹太人曾主张与德国社会融合而成为有“希伯莱信仰的德国人”，美国犹太人也曾因对德国抱有好感并发表亲德言论而在第一次大战期间受到美国政府的迫害[1]。 如果说犹太人对德国的好感所得到的回报是纳粹对他们实行彻底的种族灭绝，那么又怎能使他们安心、平静地与其他民族融合？纳粹的所作所为再现了世界上一些国家历史上对待犹太人的模式：保护与驱逐、宽忍与屠杀，那么，谁又能担保这种模式不会在美国重演？据战后初期的一项调查：几乎所有被调查的美国犹太人对“大屠杀”是否再度发生，都作出了相似的回答：“如果你懂一点历史，你就会明白这不是能否发生，而是可能将要发生”；“这不是如果的问题，而是何时的问题”[2]。在二次大战中，面对纳粹血腥的屠刀，犹太人曾眼巴巴地期盼着主持正义的国家的同情和支持，使他们免遭灭顶之灾，然而，许多国家却对此无动于衷，一批又一批手无寸铁的无辜犹太人束手就戮；近千名侥幸逃离德国的犹太人漂洋过海、投奔被犹太人视为“自由国度”的美国，结果却又被美国移民局冷漠地拒之门外[3]。对此，当时的犹太复国主义运动领袖魏兹曼曾指出：“当未来的历史学家汇集我们这个时代的悲惨记载时，有两件事他们会认为是难以置信的：一件是罪行本身，其次是世界对这一罪行的反应。”[4]
    “大屠杀”以及当时一些国家对此事件的反应，激起了美国犹太人对其他民族的强烈不信任感，引起了他们对历史上世界许多地方排犹事件的回忆：“巴比伦之囚”、中世纪西欧的火刑柱、1881年俄国大规模地杀害犹太人、法国的“德雷福斯案件”[5]等。所有这一切，都不能不引起他们对未来自身命运的担忧：假如下一次的“大屠杀”又在美国发生怎么办？正是出于这种担忧，使美国犹太人把整个民族的命运同自身的命运联系在一起，促使他们把二次大战后建立的以色列国视为犹太民族“千年复国梦”的现实，当做自己的“祖国”，当做下一次一旦发生“大屠杀”时的“最后一个避难所”[6]。在他们看来，当下一次发生“大屠杀”时，唯一不会拒绝收容他们的国家，就是犹太人的以色列国[7]。因此，对处于阿拉伯世界之中的以色列如何站稳脚跟，求得生存与发展，也就成了美国犹太人最关注的问题。以“保卫”以色列、争取以色列的“生存权力”、确保美国支持以色列为主要内容的狭隘的犹太民族主义--犹太复国主义也就成为增强美国犹太人民族凝聚力的动力。
    为以色列募集资金是美国犹太人支持以色列的直接表现形式。1950-1955年，美国犹太人向以色列捐赠的资金占同期以色列引入资金的28%；1945-1967年，美国犹太人共为以色列募集到了15亿美元[8]；以色列在美国的债券销售额，在1956年中东战争时猛增了27%，在1967年的“六·五战争”中猛增了140%。在这一时期，那些铭刻在犹太人心灵上的对“纳粹的种族灭绝”政策的无法摆脱的恐惧，唤起了美国犹太人的民族意识[9]。
    美国犹太人支持以色列最重要的表现是，以其在美国的经济、政治实力来影响美国的中东政策，使之有利于以色列。美国犹太人拥有雄厚的经济实力，政治参与性强，其选民的投票率高，且目标一致。为了加强犹太人对美国政治的影响，各种犹太政治组织纷纷建立。1955年成立的“犹太人组织会长会议”是美国犹太人最重要的全国性组织。其宗旨就是采取更为统一的集体行动来维护以色列在中东的地位。例如，在美国大选中该组织以美国犹太人代表的身份同候选人打交道。如果候选人想取得犹太人的财力支持，获得选举胜利，他就必须站在以色列一边[10]。
    受二次大战中纳粹“大屠杀”的刺激，以支持以色列为目的，在共同的命运，共同的事业，共同信仰的基础上，犹太教也得到了振兴。战前的世俗化潮流被扭转，已脱俗的大批犹太人重新加入犹太教会，新犹太教堂纷纷建立，犹太教友成倍增长。战前，美国犹太教的三大派别：正统派、保守派、改良派之间分歧很大。战后，一贯反对犹太复国主义运动、反对通过世人努力在巴勒斯坦重建犹太国家的正统派和改良派放弃了原来的观点，在犹太复国主义的旗帜下与保守派达成一致。战后犹太教的振兴，巩固了犹太人的信仰，对美国犹太人民族凝聚力的增强起了重要作用。因此，支持犹太复国主义、信仰犹太教也就成了战后初期美国犹太人“犹太性”的主要内容。
    犹太人在历史上流而不散的一个重要原因就是“外部压力迫使犹太人成为一个民族”[11]。历史上的排犹和纳粹的“大屠杀”，对美国犹太人构成了一种巨大的外部压力，促使其民族凝聚力进一步加强。对居住国的不信任感，对以往排犹事件的恐惧，对本民族命运的担忧，使美国犹太人于战后初期在美国社会中自我封闭起来，通过强化与本民族同胞的认同和归属来为自己营造一种“集体安全感”。这种建立在不信任感、不安全感基础之上、以无条件支持以色列（而不顾其他民族生存与否）和信仰犹太教（而有别于美国大众）为主要内容的民族认同是排他的、狭隘的，是民族意识不成熟的表现，也是一种不正常的历史现象。
    二
    历史上的悲惨与苦难形成了犹太民族的凝聚力。依靠这种凝聚力，犹太人得以维持民族生存，保持民族特性，实现民族复兴。但是，这种民族凝聚力能经受得住外部环境变化的考验吗？
    在多民族国家中，主体民族宽容与否，对少数民族的民族意识的强弱有重要影响。主体民族的歧视和迫害会增强少数民族的民族意识，使其产生敌视情绪。犹太人流散了两千年而保持着民族认同感，就与它所处的不利环境密切相关。
    二次大战前后纳粹对犹太人的“大屠杀”这一令人难以置信的事实也震惊了美国人民，唤起了他们对犹太民族命运的深切同情，促使战后美国社会对犹太人采取了宽容的态度。这种态度的变化，从一项盖洛普民意测验中可以明显地看出来。1937年盖洛普就“如果你支持的那个党的总统候选人非常出色，可他偏巧又是犹太人，你还会投他的票吗？”这一问题进行调查，结果只有46%的人表示还会投这位候选人的票。而到战后再就这一问题进行调查时，表示愿意投这位候选人票的人逐年上升：1958年为62%，1961年为68%，1963年为77%，1965年为80%，1967年为82%，1969年为86%[12]。另一项盖洛普调查也说明了美国人对犹太人态度的变化。1950年，43%的美国人赞成与犹太人通婚，1968年上升到59%，1978年则上升到69%。1945年，58%的美国人认为犹太人在美国势力太大，1962年下降到17%，1964年下降到11%。认为犹太人对美国是个威胁的人，在1944年为24%，1950年为5%，1955年下降到1%[13]。这些数据说明，美国大多数人对犹太人的成见在逐渐减少。美国社会中对犹太人宽容的气氛，使犹太人因“大屠杀”而紧张不安的情绪松弛下来，一度不断增强的民族凝聚力趋于减弱。
    以色列在中东的生存成为既成事实，也使美国犹太人打消了对自己未来命运的担忧。
    在战后中东四次大规模冲突中，以色列不但生存下来，而且冲出国界，四处侵略扩张，占领了整个巴勒斯坦及大片阿拉伯国家领土。特别是1979年埃以签订和约后，打破了以色列与阿拉伯国家间长期全面的军事对抗，阿以关系逐渐走向缓和。当以色列的生存问题已失去在美国犹太人心目中的头等重要地位时，犹太复国主义对美国犹太人的号召力也失去了效力。因为他们认为自己已经有了一个可靠、巩固的“祖国”，他们追求的“复国梦”亦已实现了。在这种情况下，美国犹太人便失去团结的动力，而日益把注意力转移到日常的生活上来。
    犹太人在美国的成功也冲淡了美国犹太人的团结意识。
    犹太人是美国最富裕的民族集团。60年代中期，57%的犹太家庭人均收入达7000美元以上，而全美国只有35%的家庭达到这个水平。70年代初，美国犹太家庭平均收入为1.263万美元，比全美家庭平均收入9887美元高出28%。70年代初，犹太人占美国人口的2.54%，但却占美国国民收入的5%，占中产阶层的7%。1972年，200万个犹太家庭中，90万户为中产阶层以上，而5300万全美家庭中仅有1350万户在中产阶层以上。1972年，43%的犹太人年收入为16000美元以上，而全美只有25.5%的人其收入达到这一水平[14]。
    犹太人的文化水平也比一般美国人高。1991年，3/4的犹太人受过大学教育，是全美受过大学教育者所占比例的两倍；1/4的犹太人受过研究生教育，是全美比例的4倍[15]。犹太人的工作类型既可以反映其受教育的程度，也可以说明其社会地位。1969年，18%的犹太妇女担任小学教师，12%的犹太妇女担任中学教师；而在全美妇女中到1980年才有6%的妇女担任小学教师，1%的妇女担任中学教师。到1980年，犹太妇女已大批进入律师界工作。1980年，全美大学教授中的10%是犹太人，在名牌大学教授中有20%是犹太人。在医学院的教师中犹太人占25%，在法学院的教师中犹太人占38%，而哈佛大学法学院的教师中一半是犹太人[16]。
    从收入水平、受教育水准和工作类型可以看出，作为一个民族群体，美国犹太人已登上了社会的中上层；作为个体，他们也过着富裕、优越的生活。美国著名的犹太记者艾·斯通炫耀说：“犹太人从来没遇到过如在美国这样的好日子”[17]。犹太人一向认为，“富裕生活是对歧视的最好报复”[18]，犹太人满足于美国的生活而对支持千里之外的以色列的狂热开始消退。年轻的犹太人更认为，“我们不需要避难所，美国就是我们的家”[19]。
    战后成长起来的年轻一代美国犹太人对犹太复国主义及“犹太性”态度较为冷漠，是美国犹太人民族凝聚力减弱的又一原因。
    到60年代后期，战后出生的一代美国犹太人成长起来，他们没有经历过纳粹“大屠杀”的年代，没有涉足过其祖先颠沛流离、备受歧视的环境，所以他们也想象不出一个那样的世界：犹太人无家可归，难以找到供犹太难民停泊的港口和接受犹太人避难的城市，整个犹太民族似乎被世界遗弃了。这些年轻人仅仅是以好奇的心态去看待那些历史上发生过的排犹事件。对他们来说，以往世界上有些人对犹太人的品质、智慧产生偏见，不过是些历史趣闻罢了[20]。因此，尽管他们也相信纳粹的“大屠杀”是真的，是不可思议的，但他们还是希望能见到诸如“大屠杀”发生时的某些原始材料，以图予以亲自证实[21]。
    老一代美国犹太人即使轻视犹太教，但还是把“犹太性”作为其人格的中心。他们操伊第绪语，与犹太人为邻、与犹太人交往。而年轻一代犹太人讲的是英语，许多人出生于种族混杂的郊区，只有很少一部分人通过以前的家庭联系，信奉犹太复国主义[22]。这样一代在宽松的环境中成长，在富裕的家庭中生活，受美国个人主义文化熏陶，拥有较高文化水平的年轻人从未把自己视为流散在世界各地的难民，也从没有把自己视为受美国“保护的”少数民族。他们认为犹太人生活在美国就像其他国家移民生活在美国一样自然。他们最关注的是自己的物质享受，希望加入到美国主体社会并与之融合，而对父母终日灌输的犹太人的苦难历史，犹太人是上帝的“特选子民”的说教不以为然。一位大学生说：“在我一生中，父母一直在教导我人人平等，但他们从不让我和非犹太人交往，他们把犹太人生活的目标看得太狭隘了。”[23]因此，年轻人被认为是浅薄地追求富裕生活和被美国同化的急先锋。
    对这样一代年轻犹太人来说，以色列与其说是犹太人千年的宗教和民族向往、救世主梦想的实现，还不如说它只是国际社会中的普通一员。他们不会像自己父辈那样狂热地响应犹太复国主义的号召，更不会全神贯注于那个千里之外、讲另一种语言的国家。即使有的犹太大学生热衷于犹太复国主义运动，也不过是从自身的物质利益考虑（如勤工俭学）。例如，在犹太复国主义组织内工作，一般的学生1年干10个月可以挣5 000美元，有的学生每小时的报酬高达20美元，还有的学生参加犹太复国主义组织则是为了得到为期10天的赴以色列考察的机会[24]。对有的学生来说，没有比当犹太复国主义者这样的职业更好了。所以，年轻一代的犹太人虽然不反对犹太复国主义，但也谈不上支持[25]。年轻人疏远犹太生活，对支持以色列缺乏热情，是美国犹太人面临的关键问题之一。有强烈认同感的老一代美国犹太人陆续离开人世，新成长起来的年轻一代犹太人“犹太意识”薄弱，预示着美国犹太人民族凝聚力的减弱将会加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