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犹太社团内部的不合理因素也挫伤了犹太人团结的积极性。犹太人是美国受教育水平较高的民族团体，犹太社团内有许多一流学者。这些人知识水平、文化素质高，是美国犹太人中的精英，他们理应领导各种犹太组织。但实际上，他们对这些社团的影响并不大，犹太社团都是由富裕的犹太工商业者领导和控制的。对此，曾担任“世界犹太组织”主席12年之久的纳哈姆·戈德曼说：“犹太人过分看重财产，因此，不可避免出现‘富人统治’，有钱人成为犹太生活中的领导人，而知识分子起的作用非常不够。”有些犹太人曾呼吁知识分子发挥领导作用，但知识分子的反应则往往是，“我不是富翁，我能起什么作用？”[26]对知识分子的排挤使美国各种犹太组织变得肤浅且缺乏精神感召力。例如，1975年美国最大的犹太复国主义组织“海达塞”召开的代表大会就充分反映出其水平之浅薄。大会的高潮不是通过决议、纲领或声明，而是以以色列时装表演为其主要内容。表演用的服装是由旧金山的犹太高中学生设计和制作的，并且由职业模特在音乐的伴奏下进行[27]。
    富翁能够成为各种犹太组织的领导人，根本原因是他们能够募集到资金。一位女大学生说：“父母总是不停地给我讲犹太人的伦理道德，但在犹太组织中谁担任最重要的职位？是捐钱最多的人。”[28]在受过高等教育的年轻人的眼里，无教养的富人令人厌恶。富人对犹太组织的控制，使其日益脱离群众。1985年，在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5000名犹太学生中，只有150人参加校内的犹太人活动[29]。
    历史上犹太人流散在世界各地，但他们绝大部分都是在各种犹太组织内生活，这些组织是犹太人宗教、生活、社交活动的中心，是犹太人民族凝聚力的基础。而上述的美国犹太组织内部的不合理因素，削弱了其在犹太人中的感召力，挫伤了犹太人的向心力和民族凝聚力。
    以色列感召力的下降是造成美国犹太人民族凝聚力减弱的一个重要原因。
    战后初期，在美国犹太人的价值观中，对以色列的依恋是首要因素。他们曾认为，以色列是犹太民族两千年复国夙愿的实现，新生的以色列国是犹太传统信仰和现代自由生活的完美结合。但现实是，以色列是一个高度“美国化”的国家，以色列人的生活、语言、穿着、追求仅仅是对美国的简单模仿，而远不是新的、犹太式的。例如，沿着特拉维夫迪仁高夫大街漫步，人们感觉不到任何犹太特色[30]。面对美国犹太人的指责，以色列人反倒认为他们过分理想化、不切实际。以色列人的理由是，我们当然“希望面对这些问题，可眼下我们别无选择。为了生存需要，只得牺牲犹太性”[31]。由此，美国犹太人对以色列的期盼渐渐消退。
    大批以色列人移居美国增加了美国犹太人对以色列的失望。1948年以来，移居美国的以色列人约有25-40万[32]。本来，美国犹太人期望来自他们“祖国”的同胞会把正统的犹太文化带到美国。但恰恰相反，这些人离开以色列来到美国并非是为了弘扬犹太文化，而是出于经济动机。特别是这些人来美国后，处处所表现出来的那种急于追求美国物质和精神享受的心情和举动，不惜抛弃犹太人千百年来流传下来的价值观念、民族精神、宗教信仰，而盲目推崇美国的文化风俗和道德规范，急欲同化到美国社会中的畸形心态。所有这一切不仅是对以色列犹太性的莫大嘲讽，也是对美国犹太人心灵情感的沉重打击。他们一心向往并引以自豪的犹太“圣土”--以色列，竟是以色列人纷纷弃之的国家；这些移居美国的以色列人在其国内竟被视为背离“犹太性的民族败类”。从而进一步动摇了美国犹太人对以色列及犹太民族性的信念。
    另外，以色列的好战，对巴勒斯坦人的镇压，也使以色列在美国犹太人心目中的形象受到一定影响。1982年9月，在以色列入侵贝鲁特后的数天，盖洛普对犹太人进行了一次抽样调查。结果发现，36%的人表示，由于以军的暴行，他们对以色列的同情下降了；54%的人认为以色列应对其暴行负有一定责任；77%的人认为，以军对巴勒斯坦人的镇压造成美国人反犹情绪的高涨[33]。可见，以色列的侵略扩张影响了美国犹太人对支持以色列这一共同事业的信心。
    三
    战后初期，促使美国犹太人民族凝聚力增强的动力是犹太复国主义。在美国，人们基本上是根据对以色列的支持来界定犹太复国主义的[34]。因此，对以色列支持的下降不仅是美国犹太复国主义衰落的显著表现，也是美国犹太人民族凝聚力减弱的突出反映。
    对捐款热情的减退，是美国犹太人支持以色列程度高低的直接表现。70年代以后，美国犹太人对以色列的捐款踊跃程度和参与程度大大下降了。1973年，以色列在美国的主要募捐者平克斯·赛波在谈到1973年中东战争后募集到的捐款时说：“大部分钱来自相当少的一部分捐款者或债券购买者，因为他们往往捐赠百万美元以上；而大多数的美国犹太人要么捐得很少，要么就干脆不捐献。”[35]“美国以色列委员会”的一名工作人员也说：“我认为，对政治关心或愿意捐款的犹太人最多有200万人，其余400万人并未捐款。在捐款的200万人中，多数人除愿出些钱外，别的事不会参加。”[36]1974年，“统一犹太人呼吁”组织从华盛顿5000多犹太学生中只募集到600美元[37]。
    美国犹太人对以色列捐款的踊跃程度是和以色列的危机程度紧密相关的。战后初期，阿以战争不断，处于阿拉伯世界之中的以色列的“生存”面临威胁，这种形势唤起了美国犹太人的民族危机感，因此他们才会通过慷慨捐款来表达自己的民族认同。但是到了70年代以后，以色列的存在已为既成事实，很多美国犹太人便不愿因捐款而影响自己的生活。一位犹太组织集资部门负责人的一席话就反映了这一现实。1983年他在向一个犹太社团分析捐款的前景时说，“情况将会很困难”，“不幸的是，今年没有战争”[38]。
    对以色列支持的下降还表现在美国犹太人批评以色列的言论越来越多。美国犹太组织非常重视保持美国犹太人团结一致地支持以色列，这种团结被视为仅次于以色列军队的又一条重要防线。长期以来，忠心耿耿追随以色列政策的人被视为犹太同胞，反对、批评以色列政策的人则被视为“叛徒”和“排犹”[39]。因此，“言论自由”在犹太组织内一直是极受限制的，其领导人不敢发表反对以色列的言论，其成员也不敢对中东问题展开任何讨论，只能是一致公开支持以色列的内外政策。但是在70年代以后，情况发生了明显变化。由于以色列不断发动侵略战争，坚持扩张主义，使一些美国犹太人产生了不安和反感情绪。1973年成立的犹太团体“新犹太议程”开始不顾以色列的压力，公开提出“以色列应同阿拉伯国家实现全面和平，成立与以色列和平相处的巴勒斯坦家园”[40]。进入80年代后，美国犹太人批评以色列的言论进一步多起来，其程度也更加激烈。1982年以色列入侵黎巴嫩期间，美国犹太人记者理查德·科恩就公开提出：“美国政府应让贝京政府知道，他不能无限制地花美国的钱，例如，我们不同意他轰炸无辜平民。”[41]就连以色列的建国元勋、美国犹太人的重要组织者纳哈姆·戈德曼在其晚年也公开批评以色列的政策，要求以色列同巴勒斯坦谈判，以实现以色列与巴勒斯坦人的和平共处[42]。1983年“美国犹太人委员会”作过一次调查，结果发现，多数美国犹太人在巴勒斯坦问题上不同意以色列的政策和主张，约一半的人赞成巴勒斯坦人在约旦河两岸和加沙地带建立自己的家园，并主张以色列停止扩建犹太移民点[43]。美国犹太人对以色列日益增多的批评，说明他们不再盲目、无条件地站在以色列一边，他们对以色列的支持程度下降了。
    犹太教是维系犹太人的精神纽带，是犹太人不易为其他民族同化的内在因素。在犹太人漫长的流散过程中，它成为民族认同的主要依据，起到了犹太民族“文化疆界”的作用，以致于许多学者根据是否信仰犹太教来判断是否犹太人。因此，对犹太教信仰的动摇是美国犹太人民族凝聚力减弱的重要体现。70年代以来，美国犹太人对犹太教的感情越来越淡漠，宗教认同感下降。1973年进行的“全国犹太人口研究”发现，全美犹太家庭中，53.1%的家长没有参加犹太教组织；60.2%的人虽然参加宗教活动，但并不积极；只有14.3%的人参加宗教活动“积极”或“很积极”[44]。进入90年代，宗教影响力下降更为明显。1991年，约有110万美国犹太人不信犹太教，这在犹太人的历史上是从未有过的。而即使在认同犹太教的人中，也只有30%的人自称是犹太教徒。调查还发现，曾在70年代拥有一半以上美国犹太教徒，主张捍卫犹太教传统文化和教规的保守派到1991年仅拥有35%的教徒；而主张改革教规，使之有利于犹太人加入美国主体社会的改革派拥有38%，成为美国最大的犹太教派别；有强烈民族意识的正统派仅拥有6%的教徒[45]。宗教认同感的下降，使美国犹太人统一的道德规范松弛，严重削弱了犹太民族的凝聚力。
    与宗教认同感下降密切相关的是美国犹太人与非犹太人的通婚大幅度上升。1991年，美国犹太人与非犹太人的通婚率高达52%，即每两个结婚的犹太人中就有一个是与非犹太人结婚。即使在信奉犹太教的人当中，与非犹太人的通婚率也不低。50%的改革派教徒其配偶是非犹太人，30%的保守派教徒其配偶是非犹太人，9%的正统派教徒其配偶是非犹太人[46]。72%的由这种通婚建立的家庭不用犹太人的道德规范教育子女，因而其子女对犹太人的感情及犹太观念十分淡薄。1987-1992年，这些家庭的子女与非犹太人的通婚率高达90%。而与非犹太人通婚后的第三代、第四代子女几乎没有人认为自己是犹太人，其犹太性也告终结[47]。与非犹太人的通婚不但造成犹太性的降低，而且造成了犹太人后裔与犹太教的脱离及犹太人口的大量流失。对许多犹太人来说，日益增加的与非犹太人的通婚是对其民族信仰、民族生存的严重威胁。
    在与非犹太人的通婚中，如果配偶的非犹太教徒一方皈依犹太教，其婚姻就被犹太人认为是犹太人之间的婚姻，其子女也算做犹太人后裔。皈依犹太教的婚姻占与非犹太人通婚的7%。这种婚姻中，夫妻中的一方虽皈依犹太教，起初也随配偶去犹太教堂，但其宗教观念、认同感甚为薄弱。例如，50%的皈依者在家中摆设基督教的圣诞树，他们既不反对子女与非犹太人通婚，也不反对改宗基督教[48]。因此，皈依虽给犹太教带来了新的成员，但对宗教观念的加强并未起什么作用。
    历史上，在歧视和迫害下，犹太人是上帝的“特选子民”的意识起到了“精神胜利法”的作用，增加了犹太民族的优越感和自豪感，致使其在精神和物质生活方面不愿与异族相近，并导致自我封闭，从而起到了加强民族凝聚力，抵制与异族同化的作用。而日益增加的与非犹太人通婚不仅是对“特选子民”这一意识的有力冲击，也是对犹太人自我封闭的一大突破。与非犹太人通婚导致犹太人离开与外界相对隔离的社区，同时又使虽皈依但认同感并不强的非犹太人进入犹太人的行列，进一步动摇了犹太人对犹太教的忠诚。与非犹太人通婚的增加说明，美国犹太人精神上的“特选子民”意识正在淡漠，其精神上、生活上与外界的隔离正在被打破。
    美国犹太人民族凝聚力的下降还直接表现在大批犹太人离开犹太聚居区，向外迁移。
    居住的相对集中是犹太人保持民族特性的一种手段，它便于犹太人之间的联系和交往，便于维护民族认同感。战后美国犹太人集中居住在纽约、新泽西等东北部州的城市里。70年代以来，美国犹太人开始由聚居向散居发展。许多退休者离开了其中青年时代生活的东北部大城市，迁到阳光灿烂、生活舒适的南部和西南部。例如，沿着迈阿密的柯林斯大道，犹太居民用英文、西班牙文和伊第绪文写的各种“禁止非法闯入”的牌子随处可见[49]。
    美国新兴工业的崛起，工业中心的转移也吸引了年轻的犹太家庭离开犹太人聚居的东北部而向南部、西南部的“阳光地带”迁移。一些大公司放弃了东北部而迁到劳动力价格低廉、税收少的南部和西南部，带动了一部分犹太人为谋求工作机会而随之迁移。另外，南部、西南部优美的环境、质优价廉的住房、完善的服务设施也吸引了很多犹太人南迁。这样，便打破了犹太人过去聚族而居的社区，打破了由于居住与外界隔离而形成的自我封闭。同时在对美国政治的影响上，也日益失去了过去犹太人由聚居所显示出的“整体优势”。
    对以色列支持的下降，宗教信仰的淡漠，与非犹太人通婚的增多，居住集中的被打破说明，70年代以后美国犹太人民族凝聚力走向了衰弱。美国犹太人越来越难以维持对本民族的认同，以致于对如何界定犹太人这个概念也出现了问题。过去作为犹太人，信犹太教基本上是有统一规范的。而70年代以后，对于是根据信仰还是血缘来界定犹太人，美国犹太人没有一个统一的标准，以致于有人认为自己是纯正的犹太人，有人认为自己是部分犹太人，甚至有人认为自己是有两种信仰的犹太人[50]。70年代以后美国犹太人民族凝聚力的减弱说明，在战后对犹太人较宽容的美国社会中，随着犹太人在美国社会中生活、事业的成功，美国犹太人正逐步融入美国社会。
    战后美国犹太人民族凝聚力的由强转弱与外部环境的宽松与否有密切关系。它反映了犹太人由对共同历史的回忆、对共同故乡的向往、对共同遭遇的感受、对共同宗教的信仰而形成的民族意识的变化特点，即每当外部压力加大时它就增强起来，而每当外部压力变小时它就减弱下去。战后初期美国犹太人民族凝聚力的空前高涨，是以犹太复国主义为动力、以犹太教为基础的，其实质是对纳粹“大屠杀”、对历史上受迫害和对本民族命运担忧的强烈反应。但是这种反应带有明显的狭隘民族主义色彩和民族复仇情绪。在战后美国长期安全、舒适的环境中，美国犹太人的民族情绪逐渐正常化。随着他们对其他民族不信任感的下降和对自身不安全感的消逝，其民族凝聚力亦走向衰弱，并逐渐融入美国的主体社会。这说明，在民族关系上，歧视将导致弱小民族民族凝聚力的增强和对主体社会的敌视和自我封闭；而宽容将造成其民族凝聚力的减弱，造成与主体社会的融合。
    注释：
    [1] 参见沃尔特·拉克《犹太复国主义史》，上海三联书店1992年版，第215-217页。
    [2] 斯戴芬·伊塞克：《犹太人与美国政治》StephenIsaac,Jews and American Politics, 纽约1974年版，第15页。
    [3] 1939年，930名犹太难民乘“圣路易号”客轮逃离欧洲，驶往美国，但美国移民局拒绝其在美国登陆，迫使这批犹太难民乘原船返回欧洲。
    [4] 沃尔特·拉克：《犹太复国主义史》，第670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