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
    苏联在对日推行缓和方针的过程中，从未打算在任何情况下都置身远东战争之外。“七·七”事变后，斯大林一面向中国解释苏联目前不能出兵远东，一面日益明确示意，一旦时机成熟，苏联将参加对日作战。1937年11月12日，他对中国谈判代表杨杰指出：苏联希望日本削弱，但目前苏联尚未到与日开战时机，“故苏联对日本之开战等待时机之到来”[24]。1941年12月12日，斯大林致电蒋介石，说明苏联当然必须与日本作战，但需要时间准备，并需要苏联预先击退德国[25]。12月21日，斯大林又复电蒋介石，认为苏联目前不适于对日进攻，但进攻的准备正在进行中，并且坚决明确地表示：“此进攻将必于有利时间进行”[26]。斯大林的所有这些话，不能被简单地理解为苏联领导人婉拒对日作战之辞，而正好反映出他们早就萌生了参加对日作战的想法，在太平洋战争爆发后，则开始有了苏联迟早对日一战的决心。
    促使苏联对日政策发生明显的实质性变化的是大战局势的好转。到1943年下半年，苏联完成了苏德战争的根本转折，从德国手中夺回了战略主动权，而日本因其陆军主力深陷中国战场几乎完全失去北进的可能。随着苏联两线作战危险的过去，苏联政府增强了对远东事务的关注，相应地着手修改其远东政策。
    首先，苏联政府把参加对日作战的问题纳入了正式议事日程，并很快作出决策。1943年10月30日，斯大林正式明确告诉赫尔：“欧洲战争一结束，苏联立即对日本宣战。”[27]在德黑兰会议上，斯大林又向美英首脑正式承诺，一旦德国最后垮台，苏联将和美英“联合起来打击日本”[28]。1944年9月，斯大林又原则上同意罗斯福关于尽快制定苏美英军队在远东战争中进行合作的计划[29]。雅尔塔会议期间，斯大林进而确定了欧洲战争结束两三个月内苏联参加同盟国方面对日作战的方针。至此，苏联最终确立了准备在远东从防御态势转入进攻态势，参加对日作战的决策。这标志着其远东政策发生了根本的变化。毫无疑义，苏联对远东政策作出如此重大调整，主要是为了履行盟国义务，加速日本法西斯的崩溃，帮助亚洲被奴役国家的人民早日获得解放，但可能在不同程度上还含有其他某些考虑和目的。苏联希望以自己答应对日出兵的实际行动，推动西方盟国向苏联表现出同样的紧密合作精神，不再拖延开辟欧洲第二战场。此外，斯大林也希望通过对日作战的胜利，一偿夙愿，为俄国在1904-1905年日俄战争中的失败洗污雪耻[30]。可以肯定，争取确立苏联在远东的势力范围，并为在战后解决远东问题上获得更大发言权和更多利益创造条件，是一个促使苏联对远东政策进行根本调整的重要考虑。
    在此时远东外交中，苏联考虑得较多的就是如何建立自己的远东势力范围问题，而且，它把相当大一部分精力都放在了争取解决这个问题上。这种表现，除了要归因于沙俄扩张主义历史传统的顽固影响之外，还与苏联不情愿看到的一个事实有直接关系。这就是：美国利用战时为中国提供大规模军事援助的机会，竭力加强了对中国的渗透，而蒋介石政府也表现得日益依赖美国。这一事实预兆战后美国将在中国取得主要支配地位，不能不引起苏联的不安。为本国安全和经济政治利益计，苏联急欲谋求在中国的特权，以削弱美国在那里的影响。这种愿望导致苏联更倾向于对日出兵，视此举为自己同美国争夺远东的一个最合适的手段。
    与此同时，苏联清醒地意识到，自己是不能简单地通过对日作战来达到目的的，因为那样做肯定会使苏联和盟国之间的关系复杂化，而苏联却是希望战后能继续维持同美英的合作关系的。所以，苏联决定以参加对日作战为筹码，在建立自己的远东势力范围一事上，事先取得盟国的承诺。由于认为美国是关键所在，中英最终都会听从美国的安排，苏联领导人在雅尔塔会议前的几个月里，一直和美国方面讨论苏联参加对日作战将在远东得到什么报酬的问题。1944年12月14日，斯大林在与美国驻苏大使哈里曼的会谈中，首次明确提出了参战的政治条件，即想得到千岛群岛和萨哈林岛南部；得到旅顺和大连港以及中东铁路与南满铁路的租借权；还要中国承认外蒙古独立[31]。1945年2月8日，斯大林在雅尔塔会议上与罗斯福会谈时，关心的也是在莫斯科与哈里曼会谈时提到的苏联参战的那些政治条件。据会谈备忘录载：“斯大林说，如果苏联的条件被接受了，苏联人民就会懂得苏联为什么要参加对日作战。”[32]美国领导人尽管对苏联的参战条件感到不快，但还是接受了。为了促成苏联出兵远东，减少美军本身对日作战的损失，为了在战后世界舞台上能继续同苏联维持合作关系，并阻止苏联支持中共推翻亲美的蒋介石政权[33]，保存一支能帮助美国称霸世界的重要力量[34]，美国愿意牺牲中国的部分利益，来达成一个美英苏互相承认的远东势力范围的平衡计划。这样，在德黑兰会议上，美英与苏联开始了关于远东问题的秘密交易谈判。后来，在雅尔塔会议上，作为苏联同意对日作战的代价，罗斯福与丘吉尔不仅正式同意将西伯利亚沿海被日本占领的千岛群岛与萨哈林岛南部在战后交给苏联，还背着中国，以书面形式同意苏联在外蒙古、中国东北建立苏联的势力范围，包括控制这些地区的交通和港口设施[35]。对于美英领导人来说，雅尔塔秘密协定的重要价值还在于：规定了苏联在远东获利的最高限度，能制止苏联单独参加对日作战和尽可能占领一切领土的企图[36]。
    美国如此慷慨地将中国东北一些地区“让与”苏联，促使苏联在1945年6月30日-8月14日的中苏缔约谈判中采取强硬立场，逼迫蒋介石政府满足其在中国建立势力范围的要求。蒋介石政府因急于获得苏联只支持自己而不支持中共的正式保证，又眼看美国无意推翻雅尔塔密约[37]，最后同意了苏联的要求。有关协议内容都写进了《中苏友好同盟条约》的几个照会与协定中[38]。蒋介石服下这帖苦药所得到的回报是，苏联正式保证只支持国民党政府和不干涉中国内政。苏联的做法是一种典型的大国沙文主义和民族利己主义的行为，反映出它不相信中共力量，不相信中国革命会取得成功，也反映出苏联担心支持中共会招致美国对中国的全面干涉，从而使苏联可能陷入同美国的公开对抗。显然，苏联在中苏谈判中之所以能够达到自己预定的目的，主要是因为得到了对它多有所求的美国的支持，同时利用了中国内部国共之间的政治矛盾。
    由上述可知，大战爆发前夕和大战中，苏联从本国的安全和利益出发，灵活交替地运用各种策略，在远东积极展开外交。总的来说，这一时期苏联较顺利地实行了远东政策，达到了既定的基本目标，取得了比“七·七”事变前一时期大得多的成就。对苏联而言，远东政策的重大成功主要有如下三方面的意义：第一，保证避免了两线作战，从而能够全力以赴地击败德国，取得卫国战争的伟大胜利。第二，赢得了打击日本法西斯的宝贵时间，从而有可能在胜利结束对德战争后，主动出兵远东，帮助解放亚洲被占领国家和人民，加速大战的彻底胜利，为反法西斯战争作出新的巨大贡献。第三，从中国得到一系列权益，确立了在远东的势力范围，进而奠定了在战后世界的大国地位。
    注释：
    [1]鲍罗金：《1937-1945年抗日战争中苏联对中国人民的援助》，莫斯科1965年版，第146页。
    [2][苏]《亚非人民》1972年第6期，第74页。
    [3]杜宾斯基：《中日战争时期的中苏关系（1937-1945年）》，莫斯科1980年版，第85页。
    [4]苏联国防部军事历史研究所等编：《第二次世界大战史（1939-1945年）》第2卷，上海译文出版社1981年版，第118-119页。
    [5]苏联科学院：《中国现代史（1928-1949年）》，莫斯科1984年版，第165页。
    [6]《顾维钧回忆录》第2卷，商务印书馆1985年版，第100页。
    [7][24]《中华民国重要史料初编--对日抗战时期战时外交》（二），台湾1981年版，第337、335页。
    [8]苏联外交部：《1941-1945年伟大卫国战争时期的苏美关系》（文件资料集）第1卷，莫斯科1984年版，第86-87页。
    [9]迈克尔·沙勒：《美国十字军在中国（1938-1945）》，纽约1979年版，第63页。
    [10]《民国档案》1985年第1期，第46页。
    [11]《美国对外关系（1939年）》第3卷，华盛顿1955年版，第1-2页。
    [12]戈利德贝尔格：《日本对外政策（1939年9月-1941年12月）》，莫斯科1959年版，第24页。
    [13]伊斯拉埃梁、库达科夫：《侵略者外交--德意日法西斯同盟兴衰史》，莫斯科1967年版，第145页。
    [14]简·德格拉斯编：《苏联对外政策文件集》第3卷，伦敦-纽约-多伦多1953年版，第467页。
    [15]《东方杂志》第38卷第13号，第40页。
    [16]吴蔼宸（音）：《中国和苏联》，纽约1950年版，第278页。
    [17][20][22]乔治·亚历山大·伦森：《奇怪的中立》，塔拉哈西1972年版，第35、31-32、33-34页。
    [18]威廉·哈代·麦克尼尔：《美国、英国和俄国：它们的合作与冲突（1941-1946年）》，伦敦牛津大学出版社1953年版，第97-98页。
    [19]《1941-1945年伟大卫国战争时期苏联部长会议主席同美国总统和英国首相通信集》第1卷，莫斯科1976年版，第211页。
    [21]A·W·杨格：《中国和外援（1937-1945）》，坎布里奇哈佛大学出版社1963年版，第127页。
    [23]参见赫伯特·菲斯：《中国的纠葛》，北京大学出版社1989年版，第6页；威廉·哈代·麦克尼尔：《美国、英国和俄国：它们的合作与冲突（1941-1946年》，第21页。
    [25]《中华民国重要史料初编--对日抗战时期战时外交》（三），台湾1981年版，第57页。
    [26]《斯大林复蒋电要旨，1941年12月21日》。转引自石磊主编：《现代国际关系史》下册，北京燕山出版社1995年版，第878-879页。
    [27]别列日科夫：《我是斯大林的译员--外交史的篇章》，上海译文出版社1991年版，第217页。
    [28][35]《德黑兰雅尔塔波茨坦会议记录摘编》，上海人民出版社1974年版，第16、239-241页。
    [29]苏联外交部：《1941-1845年伟大卫国战争时期的苏美关系》（文件资料集）第2卷，莫斯科1984年版，第210-211页。
    [30]参见《斯大林文选（1934-1952）》下，人民出版社1977年版，第438-439页。
    [31]F·C·琼斯等：《1942-1946年的远东》，伦敦牛津大学出版社1955年版，第174页。
    [32]《伟大卫国战争时期国际会议上的苏联》第4卷，莫斯科1978年版，第140-141页。
    [33]参见萨姆纳·韦尔斯：《形成历史进程的七个决定》，纽约1950年版，第152页。
    [34]参见达莱克：《罗斯福与美国对外政策（1932-1945）》下册，商务印书馆1984年版，第557页。
    [36]参见T·E·瓦德奈伊：《1945年以来的世界》，纽约1987年版，第38页。
    [37]参见《中美关系资料汇编》第1辑，第179页。
    [38]详见《中国近代对外关系史资料选辑（1840-1949）》下卷第2分册，上海人民出版社1977年版，第261-273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