根据地不仅注意到了党团运作在民主运作中应有的地位，而且作了实际运用。在淮海区第二届参议会中，党团进行了四方面的运作：一是提候选名单时为了达到名单平均分配于各阶层和各县的目的，党团决定在士绅提出候选名单后，再提出自己的名单，以便分配自己的票源；二是因为工、农、妇参议员文化程度较低，“不认识字怎么圈呢？”“因此在圈的时候，可以分为几组，某组以某人为准，大家依照他的圈法来圈。”第三是采取措施保证中共方面的选票达到多种目的，“假如我们希望选出某某等19人，我们的全部选举票都投这19人，就会有这样的毛病，支配的显然了……譬如某些士绅，估计到别人也会投他的票的，我们就少投些，而有些又是别人不会（或仅少数）投他的票的，我们就多投些。或者，我们只指定我们自己定要投那15个人（以19人为例）而其余4人就让他去自由选择。这就会把我们投的票变为无数形式，而不会完全清一色了。同时，也保证我们希望被选的人，定会选出了。同时，也保证我们自己的票会得最多数，而不会过甚的集中某某士绅的票，而使他胜过我们了。”（注：李一氓：《淮海区第二届参议会工作的总结》，中共江苏省委党史工作委员会、江苏省档案馆编：《苏北抗日根据地》，〔北京〕中共党史资料出版社1989年版，第229-230页。）
    根据地操作民主之时，正是“三三制”运行之际。在共产党员人数仅占1/3的情况下，党团运作成为展示力量的重要渠道。在淮北区的党政军民各届人士联席会议上，中共方面事先估计会议上可能出现的情况：大多数地主士绅可能抱“听而不讲”与“讲亦无用”的态度，不肯说话；而右派可能会在会上发言，抨击抗日政府。于是党团决定对前者“随时启发，使他们由试言而至真讲”；对后者准备作为会议的高潮，并促成这种高潮的出现。会议开始后，“关照党员不得自行发言”，结果在右派发言后，这些党员群情激愤，党团又决定了发言反击的原则：“第一他们如果批评我们毛病确系事实，应坦白承认；第二如果他们夸大我们的毛病，应切合分量地予以解说；第三他们如胡言乱道，应根据事实给以对照，但并不责骂与打击；第四我们可以历史根源社会原因等与个别的现象，来泛论地主士绅方面的不对地方；第五我们从正面来检讨我们在抗战与民主建设方面已经做了些什么。”结果，在一些中共党员被气得脸色“转青翻白”的时候，右派估计中共方面可能会有人跳起来反驳，但实际情况是中共代表发言时表现温和，“没有带些意气”。这就使“有的人在私议中认为他们自己说话是多么‘乱嘈嘈’，而我们党员是多么守纪律，有规矩，要么是不说，说了又是多么近情近理。由于对我们恢复了信仰，特别觉得刘主任的发言非常明确清楚，反过来对国民党的幻想也就更打破了。”（注：冯定：《淮北边区党政军民各届人士联席会议总结》，豫皖苏鲁边区党史办公室、安徽省档案馆编：《淮北抗日根据地史料选辑》（内部资料），第2辑第2册，1985年版，第221-222页，第215页。）
    然而，根据地中党团运作毕竟经验缺乏，在成熟度上显然不能与英美议会中的党团相比，出现了明显的被动和民主启动时期常见的稚嫩。比如，在淮海区第二届参议会（1942年）上，据李一氓的总结，“党团在这次参议会上没有组织得很好”，首先是名单没有包括县和军区的同志；其次是党团与支部的关系没有处理好，“特别在选举上，决定得过迟，使支部党员对于选举毫无主张，很难做会外活动、时时他问，而实际则党团自身也还没有定见。”党团组织不得力，直接导致会议的失控危险。在召开临时参议会的程序问题上，有人主张“参议会经1/3参议员请求时得召开临时会”，另有人主张“经1/3参议员请求、驻会委员会之同意者”召开，“结果，两方面都有我们的党员，互相对垒，最后表决时，也是各表决各的，后一主张仅以多一票通过。”（注：中共江苏省委党史工作委员会、江苏省档案馆编：《苏北抗日根据地》，〔北京〕中共党史资料出版社1989年版，第236页。）非独淮海区如此，晋察冀根据地在运作民主时，“在一些技术问题上，某些同志还注意不够，以致发生某些不良影响，例如印发政府候选人名单时，我们计划的当选名单，恰恰在名单的前几名；某同志在台上向台下进行选举举例说明时，恰恰又是我们布置选举的人名来举例。台下有些非党人士反映，‘这大概是暗示我们选举这些人吧’。”（注：《中共中央北方分局关于晋察冀边区第一届参议会的总结》（1943年1月24日），河北省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等编：《晋察冀抗日根据地史料选编》下册，〔石家庄〕河北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第294-301页。）淮北区虽在事前有所准备，但“技术”性缺憾仍然不少：“对团结进步分子、争取中间分子、孤立右派分子的认识，个别的并非不知道，但作为整个党团来说，在开始时是不明确的……直至个别右派分子发言后才重新搞起来，这是党团领导上的最大缺憾。”其它如党团与一般党员脱节、会议中小组长活动突出、党员与干部暴露等均有存在（注：中共江苏省委党史工作委员会、江苏省档案馆编：《苏北抗日根据地》，〔北京〕中共党史资料出版社1989年版，第225页。）。
    三
    民主是以人为本的理念。在制度民主和现实民主之间，怎样调动人这个最关键的因素投身民主实践，关系到民主是停留在纸面上作为政客欺骗民众的诱饵还是成为人民衷心拥护的目标和理想这一关键问题。抗战时期，国民党当局已经用“中国民众文化教育程度低下，没有经过民主的基本训练”等类似的借口一再推迟“宪政”的施行，而中国共产党通过扎实具体细致的工作，引导民众对于民主实践的兴趣，调动他们从自身的根本利益出发加入民主运作的热情，从而为根据地的民主打下深厚的基础。
    中国基层民众曾被视为民主的荒漠，他们在几千年的封建专制政治下失去了对民主实践的兴趣。根据地运作民主，第一步工作即是唤起他们内心对民主的渴求。为了做到这一点，根据地艺术性地选择了小而具体的切口。比如，在淮南根据地的殿发乡，进行选举以前，用红白榜分别进行选民登记，不合格的登记在白榜上。其中有个“刚来此地不及两年的曹四，从贴出起就仰着头在看，后来人散得稀稀落落了，他还在看。最后天黑了，他又打着灯看，可是他失望了，原来榜上（指红榜--笔者）没有他的姓名。他气喘喘去找本村干部，说：‘我们大家都是农民，又大家都在农抗，你们有什么意见，尽说好了，何必叫我过不去呢？’干部摸不着头脑说：‘什么回事，我们对你没有什么意见！’他继续城恳的征求意见，说‘不是公民就不是好人，你说了我好改。’怎样问下去，才知道榜上漏了他的姓名。干部答应他明早替他补上，他是半信半疑的转回去。第二天大清早曹四又至干部家要求添名字，因为没有毛笔就用钢笔替他添上了曹四两个字，可是他觉得和别人不同，不放心。终了由他自己去找了毛笔来，请干部描得大些，这才满足了他的要求。”（注：刘顺元、冯定：《安乐、殿发两乡乡选经过的调查》，淮南抗日根据地编审委员会编：《淮南抗日根据地》，〔北京〕中共党史出版社1987年版，第270-271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