选民意识的高涨构成中国民主史上的真正变化--曾经游离在民主之外，对民主毫无切身认同感的基层民众表现出积极介入民主运行过程的巨大热情。比如在陕甘宁边区，“……候选名单公布以后，每个乡村都热烈地参加讨论，有的批评某人对革命不积极，某人曾经反对过革命，某人曾经贪污过，某人曾经是流氓，某人曾经吸食鸦片等等。有的选民则公开涂掉其名字，有的则到处宣传某人的坏处等等。又如安塞四区一个乡长因工作消极，蟠龙区一、三、五乡乡长不能代表群众利益等，均遭反对为候选人。至于那些平日对抗战工作努力的分子，在选举中都当选了。”（注：林伯渠：《陕甘宁边区政府对边区第一届参议会的工作报告》，〔延安〕《解放》周刊第68期。）
    在唤起基层民众参与民主运作的问题上，除了国民政府方面前述悲观的论调外，还有一些人，他们是国民政府的批评者，但总是强调国民政府方面应作出“给予”人民民主的承诺和时间表，而没有认识到民主决非“施予”所能成为现实，更没有设计出可供基层民众操作的具体方案。这方面的资料非常之多。例如1945年7月，国民参政会参政员韩兆鹗提出了他的“迎头赶上”民主潮流的办法；允许人民言论出版集会结社思想信仰身体等自由；承认各党派合法地位；对一切文化经济事业，提高人民之自动性积极性；废除保甲长委任制，实行民选（注：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编：《中华民国史档案资料汇编》第5辑第2编，政治（一），〔南京〕江苏古籍出版社1998年版，第933-934页。）。上述思想无疑是正确的，但对中国基层民众并无多大的实际意义。根据地在唤起民众的过程中，显然走了另一条道路，即切合农民的生活实际，把民主变得通俗易懂，成为日常生活的一部分。比如前述的殿发乡选举，选举委员会将候选人名单贴在4家办喜事的人家门口，引起人们的注意和讨论；选举时准备特备的红大芦林，被选举人后面放个碗，不许回头看，选举人中意谁，就将芦秫投入其后的碗中（注：刘顺元、冯定：《安乐、殿发两乡乡选经过的调查》，淮南抗日根据地编审委员会编：《淮南抗日根据地》，〔北京〕中共党史出版社1987年版，第272-273页。）。另据其他学者研究，根据地选举投票还有“画圈法”、“背箱法”等，以符合基层民众的需要，一位民主政团同盟人士对此评价道：“他们这种选举方法，和可以发挥自主能力的各种事实，是给借口民众不识字、程度太低即不可能实行民主者以最有力的打击。”（注：转引自陈志远、王永祥：《抗日根据地政权“三三制”与中国政治民主化的关系》，《中国抗日根据地史国际学术讨论会论文集》，〔北京〕档案出版社1985年版，第249-250页。）
    民众的唤起和对民主的介入，与他们对立面的态度在事实面前的变化密切相关。由于历史的惯性，中国农民曾长期处于“望见财东向自己走来，手里东西不自主地往下落”的精神状态之中，而地主士绅开始也对民众介入民主操作冷嘲热讽，加以敌视。他们宣称基层民众“不识字，家里又没办法，过去又没干过事，这些人办不了事”，说什么“老粗也要上台了，赤足汉要当咱们的上司，得了嘛！”“选什么东西，还不是老一套！”但他们最终承认，“这回是民主。”（注：林伯渠：《陕甘宁边区三三制的选举》，《陕甘宁边区抗日民主根据地》（文献卷·下），第137页；刘顺元、冯定：《安乐、殿发两乡乡选经过的调查》，《淮南抗日根据地》，第273页。）这些人态度的变化，更加激发了民众的民主热情。像陕甘宁边区，“选民参加[选举]的百分比，平均是百分之八十，绥德、清涧、延川则在百分之九十五左右。”（注：林伯渠：《陕甘宁边区政府对第二届参议会第一次大会的工作报告》，《陕甘宁边区抗日民主根据地》（文献卷·下），第86-87页。）相比之下，1960年到1980年美国6任总统的选民投票率分别为62.8%、61.9%、60.9%、55.5%、54.3%、51.8%，近半个世纪中，中期选举的平均投票率低于42%（注：李道揆：《美国政府和美国政治》，〔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0年版，第209-211页。）。
    当然，根据地的民主运作仍处于幼稚期，在设计有中国特色的唤起民众之路时，也免不了留下一些缺憾。比如当时流行的“投豆选举法”，虽方便了文化程度较低的村民，但安娜·路易丝·斯特郎在目睹这种办法后提出疑问：“豆子人人可自带，因而从中作弊的可能性愈大，选举的真实程度愈低。”（注：李寿葆等主编：《斯特朗在中国》，〔北京〕三联书店1985年版，第190页。）而基层民众的民主热情被唤起以后，更有必要正确引导，以促进其政治成熟度。在苏北根据地，中共方面就承认“农民参议员发言太多、太猛，没有选择时机，过于尖锐……如在讨论公粮时，说地主‘少吃几顿猪肺汤就够缴公粮了’，是不好的。”（注：李一氓：《淮海区第二届参议会工作的总结》，中共江苏省委党史工作委员会、江苏省档案馆编：《苏北抗日根据地》，〔北京〕中共党史资料出版社1989年版，第226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