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及1867～1877年的南方重建，一般论者强调了共和党激进派的一系列革命措施，高度评价了黑人群众的英勇斗争，却对当时代表美国政府在南方行使权力的联邦军队所起的作用研究不多，本文就此作一探讨。
    一
    南北战争结束后，美国面临着如何处置前南方同盟领导人，如何重建南方各州政府，如何发展南方资本主义经济以及如何解决自由民的出路等问题。一句话，即如何用政治、经济手段确保在战争上赢得的战果--国家的统一和奴隶制的废除，从而保证资本主义的顺利发展。
    在战争条件下，林肯总统曾对战后秩序作过一些考虑，可没来得及制订出南方重建方案就饮弹身亡了。继任总统的约翰逊一上台就发布《大赦宣言》，赦免了大约13500名叛乱者。接着，他于1866年6月宣布停止执行《没收法令》，把财产和土地偿还给奴隶主，并先后认可了前南方同盟成员把持的州政府。约翰逊的政策使赢得战争胜利的北方资产阶级面临的形势日趋严峻。首先，南方同盟的叛乱者和旧奴隶主纷纷登上了南方各州州长的宝座，把持了各州政府。例如：南卡罗来纳州州长詹姆斯·奥曾是南方同盟的参议员，密西西比州州长本杰明·汉弗莱曾是南方同盟的准将。即使是倾向共和党的路易斯安那州州政府也不例外，1865～1866年间“大多数被州长任命的人是前同盟分子”。[1]这些州政府有保留地批准宪法第十三条修正案，除田纳西州外，“几乎一致地否决对宪法第十四条修正案的批准”，[2]又一致批准了《黑人法典》，将自由民的权利剥夺殆尽。他们组织由前同盟成员组成的民兵组织，促成三K党的建立，制造一系列流血事件。其次，随着400万黑人奴隶获得自由，按照宪法，南方在国会中的人数增加，占有22个参议员和63个众议员席位。这些席位落入了叛乱者的手中。1865年12月国会召开时，前南方同盟副总统、4名将军、5名上校、6名内阁成员和58名议员被选进国会。[3]这严重削弱了北方资产阶级在国会中的优势。再次，南北战争刚结束，北方民主党与南方民主党迅速合二为一，仍然代表着东北部大商人、大资本家和南部旧奴隶主的利益，仍然是一个全国性的有影响的党派。1867年在北方州的选举中，民主党竟“获得49.5%的选票”。[4]南方就更不用说，本身就是民主党的根据地，共和党没有一个地方组织。民主党的重振，威胁到共和党的政权。总之，旧奴隶主的重掌政权和民主党的迅速崛起表明：政治上北方资产阶级并没有取得对南方各州政府的控制，奴隶制有再度复辟的可能，南北战争的任务远没有完成。
    形势逼迫北方资产阶级接受共和党激进派史蒂文斯、萨姆纳等人的主张，积极利用立法权展开政治斗争。1865年12月国会建立“重建联席委员会”，“形成为国会中的全国革命中心，它对抗着白宫中的全国反革命中心。”[5]同时通过决议，无限期搁置南方代表进入国会。1866年国会两次以三分之二的多数票取消约翰逊总统的否决，通过《公民权利法案》，延长《自由民局法案》。同年6月，国会还通过宪法第十四条修正案，立法必须执行落实。因此，北方资产阶级需要建立能够贯彻执行这些方针政策的南方政府。
    靠什么力量建立这样的政府？靠政权的力量？共和党激进派只控制着国会，拥有立法权。靠政党的力量？共和党在南方没有一个地方组织。靠南方贫苦白人的力量？确实，他们反对奴隶主政治上经济上的特权和优越地位。但种族主义的毒害使许多人“憎恨种植园主，对奴隶却并不喜爱。”[6]这在很大程度上影响了他们对于重建的态度。靠黑人的力量？几百万黑人没有形成为自身求解放的政治力量，无法承担起重建的重任。这时，唯有联邦军队具备条件，能够完成重建南方的任务。
    在1861～1865年的内战中，联邦军队为国家的统一和废除奴隶制作出了杰出的贡献。战火也极大地改变了军队的成分。许多同情奴隶主、不愿为统一和废除奴隶制而献身的军官和士兵不是脱离联邦军队站到南方同盟一边，就是被清洗出去。而工人、农民和废奴主义者在战争期间却积极参军参战。根据参议院的资料，参军的工人人数达到50～70万，并且作战有功人员纷纷被提拔到指挥岗位上。军队里甚至有了黑人联队。估计到1865年3月，还有“约18万黑人在联邦军队中服务”。[7]
    随着组成成分的变化，军队的政治素质明显提高了。为了自身的解放，黑人士兵英勇作战不怕牺牲，白人士兵也十分明确自己战斗的目的了。一位士兵曾写道：“在激烈的战斗中，硝烟和汗水使我们变成了黑人。为了黑人的自由，我们英勇奋战。”[8]高级将领中也不乏明智之士。早在1861年秋，格兰特将军在给父亲的信里就表示：只有向奴隶制宣战才能有效地打击叛乱者。谢尔曼将军在提交给林肯总统的备忘录中“主张把战争进行到有足够的南方奴隶主、种植场主贵族被杀死时为止。”[9]此外，斯坦顿、莫尔、雷诺兹等将领都公开主张国家统一和废除奴隶制。军队的政治观点使研究内战的专家布鲁斯·凯顿把联邦军队称作“林肯的军队，或者说是国家的军队。”[10]
    南北战争结束后，联邦军队不仅具有良好的政治素质，而且享有很高的声誉和权力。唯有南方旧奴隶主和前同盟成员对军队既仇恨又害怕。即便如此，他们也不得不承认军队的权威。前南方同盟军中将里查德泰勒在评价格兰特将军时写道：“确实，他的重要地位仅次于华盛顿。华盛顿建立了共和国，而他有着恢复共和国的权力。”[11]更加难能可贵的是，联邦军队在完成了军事任务之后仍关注着形势的发展，关注着南方的重建。早在1865年4月，陆军部长斯坦顿就向林肯总统建议，以军事管制的方式对南方进行重建。[12]可惜林肯遇剌，这个建议被搁置。1865年11月谢里登将军又向约翰逊总统提出“仅靠立法不可能解决战后南方的问题。”[13]反映了军队对战后局势的忧虑，表达了军队要参与南方重建的意向。当时，军队参与南方重建也具备有利条件。1865年战争结束时，有20万联邦军队驻扎在南方。进行大规模复员后，1867年时还保持有2万人。[14]联邦军队的数量和分布完全能保证军队参与南方重建的力度。
    二
    1867年3月，在共和党激进派的推动下，国会通过了以军事管制为手段的南方重建法案。法案首先拒绝承认南方十个州政府（田纳西州除外）；接着把这十个州分为五大军区，分别由合众国的军事当局管制；规定由总统任命准将以上的军官为各军区司令，司令在本辖区内有权镇压叛乱、惩办罪犯，合众国法庭无权抵制军事法庭的判决。同时，国会通过官吏任期法案，保护陆军部长斯坦顿免于约翰逊总统的罢免。国会还通过军队指挥权法案，规定总统向军队发布命令，必须经过“全军大将军”格兰特。1867年7月，国会又通过法案，强调南方各州政府在一切方面都必须服从军管当局，官员一旦被发现不忠于联邦，军区司令有权将他免职。这一系列法令使联邦军队拥有了主宰南方的最高权力。1867年3月，约翰逊总统不得不依法任命了五大军区司令。从此，联邦军队深深地介入了国内政治，在南方重建中打上了军队的烙印。
    军事管制的政治目标很明确，即建立南方各州的新政府。要建立新政府，首先必须撤销前同盟成员的官职。第三军区的米德将军一上任便罢免了佐治亚州州长詹金斯的职务。第四军区的奥德将军免除了密西西比州州长汉弗莱的职务。第五军区的谢里登将军更大刀阔斧，1867年3月19日即颁布一号通令，宣布路易斯安那州和得克萨斯州政府为临时政府，军队对所有官员具有任免权。随后相继罢免了路易斯安那州州长威尔斯，得克萨斯州州长斯洛克摩尔顿、新奥尔良市市长门罗、司法部长哈罗、法官哈尔贝以及市政委员会中22人的职务。接替谢里登职务的莫尔将军，从1867年9月到11月间又先后罢免了20名官员的职务。路易斯安那州的人们评价谢尔登“在改变他们的社会和政治结构方面没有其他将军比得上他”[15]。北方一家报纸则评价莫尔在打击前南方同盟成员和消极怠工的官员方面是“超过谢里登的谢里登。”[16]军队这些举动破坏了南方旧的政治权力结构，为建立新的政治权力结构铺平道路，为新的民选政府作准备。
    建立新的民选政府，关键是选举。按1867年重建法案的规定，南方选民在选举登记时必须宣誓声明没有参加叛乱。于是，军管当局作出种种具体规定，不给予前州长、市长、法官、警察、市议会成员等选民登记的权利。同时，为了尽可能多地动员自由民参加选举，军管当局一再延长登记时间，使居住在边远地区或不敢登记的黑人得以登记参加选举。此外，各军区司令还发布命令，不许白人干涉黑人的选举，凡是用暴力、恫吓、解雇等威胁手段阻碍黑人参加投票的行为均被宣布为犯法行为，一旦发现，立即惩处。为保障选举的正常秩序，军队负责选举治安，并派监察员监察投票和验票。军管当局的措施卓有成效。1867年南方“大约10%的白人失去了选举权。前南方同盟州（除田纳西外），共有660181名白人和703459名黑人进行了选民登记。”[17]亚拉巴马州的黑人占全州人口数的45%，却占选民数的63%。佐治亚州的黑人占人口数44%，却占选民数的49%，[18]统计数字表明，黑人参加选举的广泛程度大大高于白人。要在刚刚消灭了奴隶制而种族主义盛行的南方做到这一点，没有联邦军队的保障是不可能的。
    南方黑人积极参加选举的结果使自己的代表第一次步入了政坛。1868年南卡罗来纳州立法会议上，黑人议员有87人，白人议员仅为40人，另有两名黑人先后担任过副州长。[19]在整个重建期间，从黑人中共选出过两名国会参议员、14名众议员。其中的12人过去曾是奴隶。[20]从奴隶到议员，这一巨大变化是美国黑人长期不屈不挠斗的产物。尽管黑人在选举中取得了胜利，黑人参政的道路并不平坦。以佐治亚事件为例，佐治亚州第一届立法会议召开时，竟然拒绝接纳黑人议员入席。为此，特利将军以违反第十四条宪法修正案为由驱逐了24名民主党议员，并让被排斥的黑人议员回到立法会议。可以说，联邦军队在保证黑人实践自己的政治权利方面起了至关重要的作用。黑人的选票也保证了共和党人在南方执掌政权。重建时期的第一次选举，7名州长中有4名州长，14名国会议员中有10名参议员，35名众议员中有20名众议员是来自北方的共和党人。1869年6月当选的弗吉尼亚州州长沃克“是一位自备毡囊者、共和党人、银行家。”[21]
    由于军队的保护，南方各州先后进行了有史以来最民主的选举，黑人、穷苦白人得以进入制宪会议、立法会议，各州政府的领导权为共和党所掌握，在这个基础上，各州制定出了符合重建法案要求的新宪法，1870年为联邦政承认，其代表为国会所接纳，重建南方的政治任务完成。
    三
    美国资产阶级运用军事、政治手段消灭了奴役黑人的奴隶制，可并不打算把土地无偿分配给黑人和贫苦白人。重建法案没有民主解决土地问题的计划和规定。联邦军队在战争期间及战后初期的一些主张和做法，在南方的土地上开创和促成了各种雇佣剥削形成。
    随着南北战争的进展，联邦军队面临越来越多的难题：如何处理没收来的土地？怎样安置自由民？在既无联邦政府明令又无先例可循的情况下，各军事当局和将领完全按自己的意愿行事。当联邦军队占领了罗亚尔港及附近30英里海面时，军事当局允许黑人每人种2英亩土地，每个孩子可分5/16英亩，收获的粮食供自己吃用，同时在另外拨出的土地上为政府生产棉花。在新奥尔良，巴特勒将军指定专人管理被遗弃的土地，并允许黑人耕种，规定头等劳动力每天工作10小时，每月工资10美元。[22]1862年底，格兰特将军派专人在“大交叉点”（地名）收容黑人，让他们从事采摘棉花的工作。每摘一磅棉花，发给1角2分的报酬。留在该地区效忠于联邦的种植场主也有权利按此条件雇佣黑人。[23]1862年7月萨克斯顿将军提出把无人耕种的大种植园分成小家庭单位，以此鼓励黑人经济独立。[24]1863年1月，班克将军发布命令要求黑人与他的自选的种植场主签订年度合同，军队监督合同的签订。1865年，梯尔封将军明确规定了最低工资限额。头等男劳动力月工资不得低于12美元或分得8蒲式耳的粮食。[25]正是在军队的参与下，昔日的奴隶开始转变成出卖劳动力的雇佣劳动者，以至“到了1875年，白人的南方已经认识到廉价的自由劳动力是赢利的农业制度的基础。”[26]奴隶主们逐步转化成资产阶级的种植园主。
    黑人群众渴望无偿分到土地，共和党少数激进派也主张民主解决自由民的土地问题，而真正使黑人无偿获得土地的是军队。1865年1月，在斯坦顿将军的默许下，谢尔曼将军发出“第15号特别战地命令”，将查尔斯顿以南的岛屿、沿海30英里内的土地分配给自由民，每户可得40英亩的可耕地。在国会认可之前，由军事当局保证其所有权。很短时期内，4万名自由民获得了485000英亩土地。同时，达纳将军也将南部同盟总统戴维斯的1万英亩土地拨出来作为黑人自治居留地。1800名黑人由此分得土地。不错，军队的以上做法是战时采取的临时措施，然而这些措施的影响远远超出了时间、空间的限制。它在一定范围内满足了黑人对土地的要求，促使一批黑人小农的诞生与成长。
    军事当局还开了大量拍卖、出租土地的先例。1862年《没收法令》颁布后，军队将没收的许多土地出租出卖给将领、官员以及北方的资本家。马萨诸塞州州长安德鲁斯用3万美元买进密西西比州的一个种植园，罗得岛的参议员斯普拉格是弗吉尼亚没收财产的大买主，巴特勒将军的兄弟科洛内文·巴特勒获权租得新奥尔良附近的种植园。[27]土地的拍卖和出租造就了一批采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大土地所有者和新兴的资本主义农场主，同时消灭着奴隶主阶级，改变着南方的经济结构和阶级结构。
    综上所述，联邦军队在重建时期作为联邦政府的代理人在南方行使了最高权力，强行贯彻落实了共和党激进派的一系列法案。政治上建立了代表资产阶级利益的各州政府，稳固了资产阶级政权，巩固了南北战争的成果。经济上，军队创造性的举措促使奴役黑人的奴隶制经济逐步让位于以资本主义生产关系为基础的分成租佃制种植园经济，从而为美国资本主义经济的发展创造了条件。可以说，没有重建就没有南北战争的最终胜利。对于这胜利，联邦军队的积极作用应当得到充分肯定。
    注释：
    [1][13][15][16]约瑟夫·G·道森：《将军与重建》，路易斯安那州立大学出版社，1982年，第30页，第32～33页，第200页，第68页。
    [2]查尔斯·R·林利：《内战以来》，世纪公司，1926年，第14～15页。
    [3][19][26]约翰·霍普·富兰克林：《从奴隶到自由》，阿尔弗雷德·A·诺弗公司，1956年，第300页，第313～314页，第307准页。
    [4][14][17][21]彼特·卡梅乔：《种族主义、革命与反动，1861-1877年》，莫那德出版社，1976年，第72页，第184页，第85页，第128页。
    [5]福斯特：《美国历史中的黑人》，三联书店，1960年，第320页。
    [6]转引自《历史教学》1961年12期，第53页。
    [7][24]奥古斯特·米尔：《从种植园到贫民窟》，麦克格罗-希尔·赖尔森公司，1976年，第161页，第167页。
    [8]彼特·卡斯特：《美国武装部队》，自由出版社，1980年，第135页。
    [9][20][23]刘祚昌：《美国内战史》，人民出版社，1978年，第325页，第565页，第347～348页。
    [10]布鲁斯·凯顿：《林肯先生的军队》，多布狄公司，1962年，第332页。
    [11]里查德·泰勒：《破坏与重建》，威廉姆·布莱克伍德父子公司，第325页。
    [12]布鲁斯·凯顿：《从不退却》，多布狄公司，1965年，第461页。
    [18][22][27]詹姆斯·S·艾伦：《重建--争取民主的斗争，1865－1876年》，国际出版社，1955年，第106～107页，第47～48页。
    [25]埃德蒙·L·德雷哥：《佐治亚的黑人政治家与重建》，路易斯安那州立大学出版社，1982年，第114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