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西欧14至16世纪出现的文艺复兴运动，是人类历史上的一次伟大的变革。这一影响深远的伟大变革的产生，原因包括着政治、经济、思想和文化上多个方面。例如，从经济上看，13世纪末与14世纪初，地中海沿岸一些城市出现了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萌芽。从政治上看，代表着新的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新兴资产阶级，不满意于旧的生产关系的束缚，从而产生了反对封建贵族阶级、僧侣阶级的强烈愿望和政治要求。从思想上看，由于中世纪占统治支配地位的、冷冰冰的神学体系和意识形态是与人自身的本性--人的欲望、热情、权力--针锋相对的，所以，觉醒了的新的社会集团，即新兴的资产阶级思想家，在古代文化艺术的启迪下，要用以“人”为核心的崭新的意识形态去反对以“神”为核心的意识形态。从文化上看，由于古代希腊罗马文化的被重新发现，给人们展示了一个全新的艺术世界。因此，当时的人们要用资产阶级的新文化，取代封建的、神学的旧文化。与上述四种原因相配合，还有一种原因是被暗示出来而非公开阐明的：即在整个中世纪，由于封建神学体系取代了一切世俗的、异端的乃至科学的思想和意识形态，甚至把人们的礼仪规范、价值追求等均纳入了神学思想控制下。这样，严酷的统治亦蕴涵着激变的可能，似乎“压迫愈深”，反抗必然会“愈烈”。
    从一般的意义上来说，我同意上述意见。但是，从上述这些貌似全面公允的陈述中，我发现了下述几个问题：社会经济发展推动新的意识形态的产生，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这是一般规律。用一般性的规律去解释文艺复兴运动的产生，当然没有错。可是，当我们将问题具体化了以后，就会发出这样的盘诘：商品经济和一定规模手工业的发展，资本主义生产关系萌芽的出现，为什么只在西欧形成了伟大的文艺复兴运动？例如，中国明代中后期，资本主义生产关系也已萌生，为什么却未能产生同样的变革？再如，一些国家和民族，也出现了代表新兴资产阶级反抗封建统治的思想巨子，当他们在资本主义生产关系萌芽时代呐喊时，为什么却未能形成变革的鸣镝？再者，从历史上看，有些国家和地区，宗教思想对人的束缚和控制，宗教势力对世俗生活的排拒乃至对人的精神的压迫，其程度似乎比欧洲中世纪更残酷，但为什么没有显现出“压迫愈深、反抗愈烈”的征兆？甚至其经济基础乃至文化影响不知比文艺复兴时期的欧洲高出多少倍时，仍没有任何文化复兴的出现，这又如何解释？
    上述问题的提出，实则涉及到了文学乃至文化研究的一个方法上的根本性问题。这就是当我们对一个时期的文化与文学进行深入研究的时候，一定要抛弃那种貌似全面公允而事实上与真正说明问题无补的平面罗列法，而要花大力气进入到事物的内部，去寻找出导致事物激变的独特的文化因子，去看一看这种文化因子是如何与当时社会政治的、经济的乃至思想的因素发生作用的。只有这样，我们才能真正从事物的内部和外部两个方面揭示其运动、发展与演进的基本规律。
    我承认当时经济发展、政治形势和思想文化要求对文艺复兴产生的根本性作用，但同时，我亦认为，这一切均是外在的因素。文艺复兴运动既然是发生在欧洲中世纪末期历史上的一场大规模的思想文化解放运动，那么，作为对这一运动起因的考察，我们就必须注意其中世纪封建社会内部文化因子的作用。我以为，这可能会对文艺复兴运动产生原因作出更为实事求是的阐释和说明。
    2
    宗教是西欧中世纪重要的文化现象之一。所以，我们对西欧出现的文艺复兴运动产生原因的考察，首先而且必须要研究基督教（天主教）自身的性质以及它对这一运动产生所起的作用。我认为，基督教是一种体系较为严密的文化形态。虽然从表面来看，这一文化形态是与以“人”为核心的文化形态根本对立的。但其实质，仍然是人的借助于幻想把自己的本质异化为上帝、神灵并对之加以膜拜顶礼思想意识的反映。恩格斯曾深刻指出，像一切宗教一样，“在这种反映中，人间的力量采取了超人间的力量形式。在历史的初期，首先是自然力量获得了这样的反映。而在进一步的发展中，在不同的民族那里又经历了极为不同和极为复杂的人格化。”[1]不久，最初仅仅反映自然界的神秘力量的幻象，“又获得了社会的属性，成为历史力量的代表者。在更进一步的发展阶段上，许多神的全部自然属性和社会属性都转移到一个万能的神身上，而这个神本身又是抽象的人的反映。”[2]纵观欧洲社会的人们的精神和文化发展历史，我们确实可以看出人的本质对象化过程，即人的本质的先自然力量化，继而神化，再而物化的发展阶段性。也可以说，人先将自我的本质先对象化为自然，再对象化为神，最终对象化为物，恰恰是人认识自己的由低到高渐次发展的产物。而欧洲中世纪占据统治地位的基督教文化形态，在其表面上显示着与人的根本对立的同时，在文化深层，实则是承继着古代希腊罗马文化以来最基本的认识模式和思维形式的。也就是说，它的深层本质，实则仍是对人的关注，是对古代将人的本质和力量对象化为自然的力量的一种提升和发展。人在中世纪神学那里，实际上获得了更多的社会属性。它表明中世纪欧洲人日益脱离了自然的羁绊而转向了人的精神生活和社会生活，人的精神生活的社会目的性进一步增强。[3]
    这样，不管表面上基督教文化与人表现出了多么强烈的对立，但其本质仍未脱离对人的关注，这实则说明着基督教本身从根本上就具有着强大的异端文化因子--对人关注、对人本质关注的文化因子。明确了这一点，我们才能够理解为什么文艺复兴时期许多人文主义思想家只把批判的锋芒指向反动教会而并不否定宗教本身，也才能够理解为什么很多伟大的人文主义思想家在反封建、反教会的斗争中，要从《圣经》以及宗教教义中寻找理论根据。再如，文艺复兴时期许多伟大的作家艺术家，大量选取宗教性的题材进行自己的艺术创作，表现人文主义思想。这与其说他们是打着宗教的旗号反宗教，不如说他们正在试图挖掘真正的基督教精神。我认为，这种目的应该比以往人们所认为的他们正是有目的地反对宗教更符合实际，更具有说服力。马丁·路德这个伟大的宗教改革家，他在激烈反对教会的斗争中，上帝在他的心中，始终是“一座坚固的堡垒”。他进行宗教改革的目的，不过是要拭去蒙在基督教教义上的灰尘，以恢复更富于人性、更人道化宗教的本来面目。
    基督教自身的文化变革因子还表现在，作为这一宗教本身，它是一个漫长历史发展和多种文化汇聚而成的精神文化产物。我们知道，基督教约公元1世纪前后产生于希伯来人中间，其前身为犹太教。所以，诞生之初的基督教，其精神实质属于东方的希伯来文化。在谈到基督教起源的时候，我们不能不看到犹太教的多种文化来源。早在公元前一千六百多年前，犹太人的祖先曾因自然灾害而迁徙尼罗河平原。在居埃及期间，他们曾受到埃及一神教--阿蒙神的深刻影响。对此，弗洛伊德在其《论摩西及其一神论》中曾有过详细的考证与论述。当公元前586年犹太王国被巴比伦灭亡，大批犹太人沦为“巴比伦之囚”的时候，两河流域的文明和文化亦对他们的宗教观念产生了深刻的影响。此者，我们今天仍能从作为犹太人文化典籍汇编的《旧约》中看到这种文化影响的痕迹。有的学者指出，公元前538年，当波斯帝国灭亡了新巴比伦王国之后，返回耶路撒冷的人重新建立了一个受波斯帝国控制的神权统治集团。而当时波斯帝国的国教顼罗亚斯教--其教义中关于主神崇拜和对救世主企盼的文化观念，则进一步完善了犹太教的思想体系。这样，犹太教本身，做为东方文化的产物，实则就具备着强烈的异质文化基因。当基督教产生时，犹太教的教义成为基督教教义一部分的时候，东方的异质文化基因亦进入到这种新的宗教中来了。考虑到基督教产生的罗马帝国本身是一个多民族的、横跨欧亚非三个大陆的古代世界性帝国，这种东方的文化特性被大量包含在新宗教之中，就不仅是可能的，而且是必然的了。
    这些多种多样的东方古代的异质文化因素，虽然均在基督教新建立的框架体系中被重新加以了解释和说明，变成了宣扬宗教思想的依据，但是，我们今天在这些被汇集在宗教教义里的历史文献中，仍然不可避免地会发现它的真正的价值：即对人的智慧、力量、本性给予肯定的思想。例如，在摩西带领犹太人出埃及的故事中，人们会看到，在摩西对上帝无限崇敬的背后，恰恰显示出了古代卓越人物优秀的个人品质。在参孙故事中，参孙完全体现了古代英雄的力量、智慧乃至弱点。至于《耶利米哀歌》和《所罗门雅歌》等卓越诗篇，更是人在面对灾难和面对爱情时真挚情感的流露，是人的真实本性的抒发和张扬。而《路德纪》中表现的则是人的美好情操；《莎乐美》展示的是人的欲望和激情。凡此种种，不一而足。
    做为一种极富包容性的宗教文化体系，中世纪的很多宗教学者，更是对希腊文化和希腊哲学情有独钟。英国学者罗伯逊在其《基督教的起源》一书中，曾论证了希腊化时期的犹太人，是如何在亚里山大里亚城以及巴勒斯坦等地的希腊化城市中接受希腊的语言、哲学和文化的过程。后来，中世纪很多宗教学者又是用希腊哲学和罗马人创立的拉丁语言来重新阐释和完善基督教思想的。有的学者指出，神学家奥利金构置的第一个粗糙的神学体系，就是基督教与希腊哲学高度融合的产物。圣·奥古斯都也是用柏拉图主义对基督教进行了全面系统的阐发从而完善了其神学本体和文化功能的。类似的学者，我们还可以指出名字的有早期的亚历山大里亚城的斐洛，以及后来的中世纪占有极为重要的神学学术地位的托马斯·阿奎纳等。
    由此可见，多种古代东西方异质文化因素被吸收包容在宗教体系之中的时候，它既显示出了基督教体系的丰满、博大和面对形势变化的强烈适应性；同时，各种不同因素的纳入，又使其具有极易变化、重新融合的不稳固性。其中这些异质的文化因素，往往在适当社会经济、政治力量的作用下，成为强劲的变革因子。
    还须指出的是，既然基督教本身就是一个动态发展、不断吸收异质文化而丰富自身的过程，所以，它的发展本身就给人们提供了一种思维范式：在一些西方人的眼中，基督教本身的吸收新质和适时改造是无可非议的。而中世纪的教会和僧侣试图将其教义变成某种僵化不变的永久法则或教条时，或者说他们力图将其变成维护自己统治的理论根据时，才引起了人们的强烈反感。因此，这种作法势必会同基督教发展过程所提供的思维范式发生矛盾。这也就是为什么在文艺复兴开始时，宗教内部会出现一部分僧侣拼命宣扬教义，反对变革；而同时又会出现马丁·路德这样伟大的宗教改革家的思想文化上的原因。
    3
    欧洲文艺复兴时代，之所以会发生伟大的社会思想变革，这与中世纪文化系统中包含着大量的世俗文化因素也有很大的关系。
    应该指出，在整个西欧中世纪社会里，始终存在着两种性质根本对立的文化传统。这就是世俗文化传统与宗教文化传统。在宗教文化传统中，诚如上面所言，它本身亦体现着多种古代东西方异质文化的变革因素与官方所肯定的僧侣文化的僵化因素的对立。但当我们将其放在两种文化传统的比照关系中来考察它的时候，我们也可以把宗教文化看成是一个与世俗文化相对立的系统。
    正如宗教文化是一个动态的概念和一个历史发展进程的概念一样，欧洲中世纪的世俗文化传统也是一个动态的历史发展进程。我认为，这一文化传统发展的大致脉络可以分为蛮族文化发展阶段、封建社会鼎盛时期的世俗文化发展阶段和城市市民文化发展阶段。三者的共同特征是均体现着对人的能力、欲望和情感以及智慧和权力的要求，概言之，体现着对人的自身世俗生活的肯定意识。
    毁坏了整个欧洲古代文明的蛮族，无论是克尔特人、日尔曼人、斯拉夫人，还是盎格鲁·撒克逊人和伦巴德人，应该说，均是蛮族文化的代表者。从目前我们所能接触到的文献资料看，蛮族文化的一个基本特征是肯定英雄的创造力或破坏力。他们从远古走来，凭借部落或氏族的蛮力，横扫罗马帝国及欧洲古代文明。他们在改造自然与向文明社会的过渡中，显示出了作为“人”的不凡气概。以“埃达”和《贝奥武甫》为代表的古代作品，亦可以说是人的赞歌，它们所弘扬的是与官方宗教文化完全不同的思想感情。随着欧洲封建制度的确立和巩固，对人的能力的讴歌与表现人的欲望和情感联系起来。尽管此时僧侣文学和宗教思想使其蒙上了厚重的宗教灰尘，但是，我们在此时出现的史诗、骑士抒情诗与叙事诗中，可以看到，它们共同体现着与官方僧侣文学完全不同的世俗性和人民性。亚瑟王的文治武功、查理大帝的卓越才能、众多骑士的英雄历险以及骑士对贵妇与心上人的爱情表白，从本质上显示出了人的活力和强烈的人性特征。尽管这种特征在当时还笼罩在宗教的氛围里，但是，作为一种自古以来就有的欧洲人文的世俗文化传统，它是其中一个重要的链环。13世纪后欧洲出现了城市以及与此相适应的城市市民文化，这是中世纪世俗文化传统发展的另一个新阶段。这一文化以及受此制约的城市市民文学，本身具有着强烈的反封建、反教会的思想倾向。它反映的是中世纪独特阶层的城市市民的思想感情和愿望要求，因而体现出了更明确的赞美人的机智、肯定人的权力的倾向。《列那狐的故事》、《巴特兰律师》以及大量的韵文故事所表现出来的人性意识，已成为这类作品的创作主旨和较为自觉的选择。
    由此可见，中世纪欧洲社会以人文精神为核心的世俗文化传统，尽管受到了当时代表官方意识形态的僧侣文化的排斥、诋毁和攻击，但这一文化传统本身仍没有间断。在整个中世纪，应该说两种文化价值体系始终是并存的。而世俗文化传统的存在，恰恰表明，在中世纪欧洲的整个文化领域中，激变的胚胎和因子亦是始终存在的，并表现出了由不自觉到初步自觉，由弱到强的演进过程。并且，这种世俗文化传统演进的过程，由于其是始终围绕着人及其人性的核心而展开的，是围绕着对人认识的不断深化而逐步深化的（虽然是不自觉和缓慢的）。那么，它发展的最终结果，终将会导致对人及人性的大规模认识和弘扬人的主体地位的思想解放运动的爆发。
    综上所述，可以看出，在当时整个社会意识形态里，存在着变革的思想文化因子。这些思想文化因子，在基督教意识形态内部和当时整个社会意识形态内部，是最活跃的部分，它们同落后的、反动的文化因子间构成着矛盾斗争。从这个意义上说，这种矛盾斗争是后来文艺复兴产生的根本的文化动因。加之这些变革性文化因子的内核，又是自古希腊以来就备受注重的对人的自身的认识与把握，体现着西方文化传统中强劲的人文精神。这样，当处在不同领域的、以对人的关注为内核的文化因子，遇到欧洲社会生产力和生产关系发展所带来的适宜气候，必然会蓬蓬勃勃地发展起来，从而导致着人类伟大的思想文化变革时代--文艺复兴时代的来临。
    注释：
    [1][2]《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第354～355页。
    [3]对此问题的详细论述，参见拙文《论欧洲中世纪文学的文化成因及其新质特征》，《东北师大学报》1995年第5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