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纪60年代至70年代初，美国政治舞台上活跃着一支青年政治力量。这支以青年知识分子为主体的政治力量，先是对美国社会存在的各种矛盾，如贫富悬殊、种族歧视和政治不平等，发出了震聋发聩的呐喊。接着，他们对美国越南战争中的侵略行径进行无情的揭露。通过民权运动和反战运动，这支青年政治力量吸引了众多的学生群众加入它的队伍，形成一股声势浩大的政治运动。由于这场运动激进色彩浓烈，它被美国新闻媒体描述成左派运动。又由于60年代的左派与美国30年代的左派有诸多区别，所以它被称作“新左派运动”。
    一新左派运动产生的时代背景
    二战结束后，美国成了世界头号强国。大战促进了美国科学技术的飞速发展，刺激了各行各业的就业机会，给美国经济带来了空前的繁荣和昌盛。1945年至1960年间，美国国民经济总产值增加了250%。美国人在1960年的人均收入比1945年增加了35%，拥有私人轿车和“洋房”的家庭急剧上升。按当时3000至10000美元的标准，近乎60%的美国人跨入了中产阶级的行列[①a]。
    丰富灿烂的物质文明对经历过大萧条的美国人来说无疑是一种慰藉，而对经济学家和社会学家来说，他们则面临着如何界定、概括战后美国社会特点的任务。政治经济学家约翰·加尔布雷斯称它为“丰裕社会”，经济学家沃尔特·罗斯托尔把它叫做“高消费社会”，社会学家丹尼尔·贝尔给它起名为“后工业社会”。尽管三位学者在“社会”一词前的修饰词不同，但他们在肯定美国物质文明丰富这一点上是并行不悖的。换句话说，美国进入“后工业社会”后，物质极为“丰裕”，因而导致“高消费”。
    显然，要使繁荣景象持续下去，现状必须维持下去，以确保美国资本主义制度的正常运转。在这方面，19世纪末20世纪初逐步发展和日益完善的垄断组织和金融寡头起着决定性的作用。借助雄厚的资本和强大的实力，它们操纵着美国的经济命脉，决定着资源、财富和就业等方面的分配。对此，一位美国经济学家评论道：“消除掉全美150家超级公司就能有效地破坏整个美国经济。”[②a]由此可见，50年代的美国繁荣是建立在垄断组织的经济实力基础上的。
    垄断集团和金融寡头对美国社会的影响和控制不仅仅局限于经济领域，它们还利用手中的权力，向公众兜售和灌输它们的价值观念。美国著名的社会学家威廉·怀特对此曾作过相当透彻的描述。他在《组织的人》一书中指出，随着生产组织的社会化，大多数美国人在大公司、大企业、大银行、大农场里供职。为了确保生活的稳定，他们把公司、企业、银行的利益放在高于个人或者家庭利益的位置，不仅效忠自己的公司，而且时刻按公司的要求检点自己的行为。“组织的人”没有质疑公司决策的权利，只能像被输入电脑程序里的软件一样听从摆布，任人指挥。久而久之，“组织的人”变得唯唯诺诺，安分守己，其身上的个人首创精神和个人自责感则渐渐相应地弱化，直至泯灭。
    除了大工业社会严重地扭曲了人格和灵性以外，美国50年代的麦卡锡主义也对美国人的自由人格进行了毁灭性的打击。那时，麦卡锡及其追随者肆意迫害进步团体，残酷打击左派组织，恐吓和威逼思想活泼人士。一时间，火药味和恐怖感充溢美国政坛，迫使人们小心翼翼地说话，循规蹈矩地办事。尽管麦卡锡本人昙花一现，但麦卡锡主义对美国人的思想所产生的影响却极为恶劣。诚如美国史学家迪安·阿尔伯特森所指出的：“麦卡锡在美国政治生活中短暂一幕的结果是：其一，它使得持自由主义思想的父母们感到痛苦和怨恨，直至被吓得缄默无声；其二，它把自由派以外的人们导入懒于思考，只知随波逐流、趋炎附势的轨道。”[①b]
    然而，事物的发展并非总是依照权贵们的意志进行的。首先，美国是一个民族繁杂、社会结构比较松散的多元化国家。在这个包容性相当强的文化氛围里，要人们按某一模式思维和行事往往是徒劳的。因此，“组织的人”虽具有一定的代表性，但并没有普遍意义。其次，大工业社会在创造出丰富的物质文明之际，也给人们带来了严重的精神危机，如性格扭曲和理想失落等。这种情况促使一部分人寻找摆脱精神困惑的途径。第三，尽管大战后的美国国富民强，但它远没有消除贫困现象。在富裕的美国后面，存在着近20%的穷人--“自动化时代的穷人”[②b]。第四，在这惯以“最自由、最民主和最平等”标榜的国度里，直至60年代初仍存在着许多骇人听闻的种族歧视现象，黑人的政治权利和经济权益没有保障。第五，二战后进入高校的青年学生思想活跃，富有抱负，愿为实现自己的理想而斗争。
    上述这些因素--主观的与客观的、理性的与现实的、精神的与物质的--在社会其他矛盾的作用下，逐渐引发出一场激进的政治运动。
    二新左派运动的催化剂--民权运动
    催发新左派运动爆发的最主要因素是50年代末至60年代末席卷全美的黑人民权运动。1955年之前，主要有两个黑人组织从事黑人民权斗争，一个是“全国有色人种协进会”，另一个是“全国都市联合会”。这两个组织的成员来自黑人中产阶级。它们的指导思想是促进黑人早日溶入白人社会，斗争目标是帮助黑人挤入白人统治机构，斗争形式偏重于“合法斗争”。基于这些性质和特点，1955年之前的黑人民权斗争比较保守、温和。
    1955年12月1日，这种软弱、温和、保守的黑人斗争局面被一位黑人女缝纫工给打破了。罗莎·帕克斯执意不向种族势力屈服的勇敢举动以及她所受到的不公正待遇引起了广大黑人群众的钦佩和愤恨。在她的精神鼓舞下，许多黑人群众愤然“揭竿而起”，决心用大规模抵制乘车活动的方式向白人种族主义分子发出警告：黑人群众以后不会像从前那样在非人性的种族势力面前忍气吞声了[③b]。
    蒙哥马利公共汽车抵制活动一方面引起了全国上下的关注，唤起了社会上进步人士要求改变种族隔离现象的强烈愿望；另一方面，它启发、教育了黑人群众，只有团结起来共同反对种族势力，黑人才可能取得政治和社会的平等权利。更重要的是，抵制乘车活动锻炼了黑人群众，使他们从团结斗争中看到了自己的力量，认识到不仅“种族主义制度是可以推翻和根除的”，而且黑人还可以创造“一个新的、更美好的生活”[①c]。在这些黑人群众中，大批黑人青年学生最为引人注目。他们不仅为黑人群众运动注入了新鲜血液，而且为新左派运动奏响了序曲。
    黑人青年学生的活动主要是通过一个名叫“学生非暴力协调委员会”（SNCC）组织展开的。大体说来，诞生于民权运动浪潮中的SNCC经历了四个发展阶段：（1）以静坐的方式反对公共场所如百货商店和连锁店等盛行的种族歧视行为；（2）用“自由乘客”的方法（组织黑白学生一起乘坐州际间的长途车）向州际公共交通设施方面的种族隔离现象挑战；（3）帮助南方黑人了解选民登记工作，增强他们的参政意识，“争取在黑人基层组织起一支政治力量”[②c]；（4）组建密西西比州自由民主党，向全国民主党大会发出呼吁，要求政治上的平等权利。
    这四个发展阶段是循序渐进、步步深入的，它始于1960年，终于1964年。这一系列活动帮助SNCC积累了政治斗争经验；同时，他们还借助这些活动在新闻上的报道，使社会公众对黑人的贫困和种族势力的顽固得到更直观的了解。这些活动赢得了社会公正舆论的同情与支持，也吸引了更多的黑人群众加入到民权运动之中。因此，它们对黑人民权运动的发展起了积极的推动作用。
    SNCC对新左派运动的影响是很大的。首先，SNCC以其行动表明，学生青年组织可以在脱离美国社会民主党和老左派的情况下独立“闹革命”。其次，SNCC以其成绩显示，致力于社会平等和自由的青年男女完全可以起到社会变革催化剂的作用，唤醒整个社会来思考、探索解决种族问题的办法[③c]。第三，在SNCC组织的活动中，一批新左派积极分子积极地投身介入。他们与SNCC并肩作战，亲眼看到了社会中的种族欺压和种族歧视的情况，并进而产生了掀起新左派运动、改变这种不公正局面的愿望。关于这一点，一位新左派分子曾这样写到：“SNCC是美国新左派运动初期阶段的推动力量。”[④c]一位后来背叛新左派运动的人也承认：“静坐、抵制和自由乘车吸引了美国青年学生。我之卷入新左派运动始于民权运动……”[⑤c]由此可见，说民权运动是美国新左派运动的催化剂是十分恰当的。
    三新左派主力军的崛起--“争取民主社会学生会”
    “争取民主社会学生会”（SDS）早在1930年就具雏形了，不过那时它叫“工业民主学生联盟”，隶属于杰克·伦敦等人领导的“工业民主联盟”。1959年，随着美国大学校园里的左翼活动愈益频繁，“工业民主学生联盟”更名为“争取民主社会学生会”，从此开始了SDS新左派运动的准备工作。
    在1960年至1962年期间，SDS基本上是一个以校园为活动基地的政治组织，参加些争取世界和平和民主权利的活动。此外，SDS还针对当时的社会问题展开研究，阐述自己的观点，其要点是反对种族主义、军国主义、无节制的资本主义和形形色色的地方主义[⑥c]。它的观点可概括为：既摒弃各种各样的自由主义和社会民主改良主义，又拒绝斯大林主义和马克思的历史唯物主义；既反对美国政府--军事--工业联合体的控制，又不赞成苏联共产党庞大统治机构的官僚主义。有趣的是，在否定了那么多“主义”之后，SDS自己没拿出任何一套理论来取而代之，而只是笼统地号召人们从这些“主义”中解放出来，由自己决定命运。
    1962年中期，SDS有了一个新的转折--明显朝左转。其原因主要有两个：一是SNCC的斗争方式昭示SDS采取更大胆的独立性活动；二是SDS领导更迭，由更激进的学生担任指挥领导SDS。在这两个因素的促动下，SDS于1962年6月11日在密歇根休伦港召开年会，并在此会上发表《休伦港宣言》，正式掀起美国新左派运动。
    《休伦港宣言》主要包括三个部分。第一部分对当时社会进行分析，指出50年代以来的美国是一个没有生气、缺乏活力的社会。大多数美国人满足于物质生活的享受，精神上相当空虚。此时的政府--军事--工业联合体趁机加紧勾结，扩大统治机构，独揽美国内外政策大权。第二部分是SDS改变社会的方案。SDS认为，美国社会中贫困、种族歧视等矛盾归咎于美国的外交政策理论，即冷战理论。美国政府应把这个理论颠倒过来，把军备扩张费用转用于国内问题，以便尽早消除贫困，结束种族歧视。第三部分是探讨实现第二部分的方法。在SDS看来，现存制度的既得利益者--政府-军事-工业联合体--是不可能也不愿意改变社会现状的；那些被纳入“美国式生活方式”的中产阶级贪图安逸，对社会变革冷淡麻木；而工人阶级则缺乏热情，不适合担当左派运动的重任。因此，SDS宣称自己是恢复美国青春活力，让自由民主重发光芒的中坚力量。
    《休伦港宣言》发表后，SDS便开始活动，扩大自己在学生中的影响。那时，民权运动正方兴未艾，和平运动也相当高涨。于是，SDS在全国高校里大张旗鼓地宣传民权与和平的重要性，动员学生跟随SDS加入到这些运动中去。与此同时，SDS还在理论上不断探索新左派运动的前景，研究学生参与管理学校的可行性计划。SDS认为，50年代以来的高校，不是教育学生独立思考，尊重自身价值，而是宣扬金钱，怂恿人们安分守己。学生要改变社会首先必须从高校着手，以点带面，最终波及至整个社会[①d]。
    不过，事态的发展马上使SDS改变了工作重点。1962年下半年，SNCC在南部基层干得很有起色，动员了许多黑人群众投入到反种族歧视的运动中来。SDS为此颇受鼓舞，决定从1963年起把工作重心从校园转向社会基层，用基层的力量来改变社会结构。
    SDS下基层的主要活动项目叫做“经济研究与行动计划”（ERAP），其宗旨是组织一批SDS成员，深入到居住在贫民区的黑人和白人群众中，“协调基层社区的各种计划”，并“通过自上而下的社区组织活动”，使社区人自己控制社区，“形成社区的政治和经济力量”[②d]。ERAP的形式和内容千姿百态，不拘一格。有注重和平宣传的，有提供法律咨询的，有致力于改善住房条件的，有投身于制止种族隔离的，有帮助失业者找工作的，也有帮助贫困者申请救济金的。SDS的这些做法一方面反映了它在《休伦港宣言》中的“参与民主”精神，另一方面也表明了它的一个政治目的：寻求支持力量，建立权力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