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于二战后的相对富裕，美国社会对SDS的行动未给予多大注意。此外，大多数SDS成员初次从事这类工作，缺乏经验，与穷人相处时沟通困难重重[③d]。再者，贫民区的人对乳臭未干的SDS成员态度冷淡，而宁愿同地方政府官员打交道。因此，鉴于上述原因，SDS虽在ERAP上花了不少精力，但收效甚微。于是，他们在1964年撤出基层社会，返回校园搞新左派运动。
    四新左派燃起校园烽火--静坐、罢课、游行
    1962年发表的《休伦港宣言》中，SDS把大学作为新左派运动的“根据地”，因为“大学是一个畅所欲言的地方”，有能力来推动全国讨论美国的社会问题[①e]。但是，经过一系列的斗争实践，到1964年秋季，SDS再也不认为大学是一片“净土”，而更倾向于把大学看作是这个虚伪、骗人、罪恶的世界的一部分--“大学不只是罪恶势力的帮凶，而且是美国统治权力机构的幕僚”[②e]。SDS由此推论，既然大学对美国社会的罪恶负有责任，反对大学实际上就是向罪恶势力挑战；既然大学为统治权贵出谋划策，大闹校园就可以直接震撼美国的统治根基。
    首先受到新左派攻击的是美国著名学府加州伯克利大学，它就是新左派运动史上有名的“自由言论运动”。这件事的导火线是学校当局禁止该校学生组织在校园内的B、T两街交界处的一条狭小地带上从事与校内无关的政治活动，如学生不可在那里从事与政治选举、反对种族主义之类相关的宣传和抗议活动。这道禁令一出即招致学生们的不满和反对。激进分子四出联络，积极活动，很快组织起一支与校方当局相抗衡的力量。他们先是与校方反复谈判，要求修改那条禁令；继而模仿SNCC的斗争方式，占领学校行政大楼，罢课示威游行。在新左派们看来，问题不在于学生是否可以在那块地上搞政治宣传活动，而是学生作为公民是否该享受言论自由的权利。在这种信念支撑下，SDS与校方相争中寸步不让，逼迫后者最后让步。
    “自由言论运动”是美国新左派运动史上的“一个重要里程碑”[③e]。这是因为，运动之初，SDS把自己看成是美国社会制度的受益者，把大学当作主持正义的堡垒。经历了“自由言论运动”之后，SDS觉得大学也是压制、操纵人的地方，那里的学生也是受迫害者。于是，新左派的思想轨迹开始变化：原先，新左派与贫困和种族歧视斗争时是为他人而战；现在，既然学生也受压迫，新左派自然先得解放自己。在这个认识指导下，SDS开始放弃团结、组织基层群众的想法和做法，把新左派运动方向转向学校，企望通过破坏学校这架机器的手段来达到破坏国家这架机器的目的[④e]。校园里大闹革命的序幕就这样拉开了。
    学生们先是在校园里静坐罢课，抗议学校的规章制度。接着，他们举行示威游行，声援黑人的民权运动。后来，随着反越战浪潮在美国国内的掀起，新左派即刻顺应时代潮流，燃起校园的反战烽火。SDS采取的第一个反战行动是于1965年4月17日在首都华盛顿举行示威大游行，参加者近25000人。在这次集会游行上，SDS猛烈地抨击了美国的越战政策，指出美国的外交政策并不以道德和民主为指导原则，而是“不分青红皂白地对妇女和儿童投掷化学炸弹”。SDS号召全美学生行动起来，抵制和反对越战[⑤e]。
    SDS的首次行动取得了很大的成功，新左派队伍因此而迅速扩大。华盛顿大游行前，SDS有40个支部，1500名正式成员；大游行后，SDS的支部增加了1倍，会员递增到2000多名。SDS为此而欢欣鼓舞，士气倍增，意欲趁热打铁，把新左派运动推向高潮。1965年5月3日至8日，SDS组织各支部在所在校园里开展题为“全国结束越战周”的活动，以争取更多的学生加入到反战行列。同年9月，SDS进步劳动党和托洛茨基派联合行动，在伯克利成立“越南日委员会”，将美国立即从越南撤军、承认南越民族解放阵线、弹劾约翰逊总统[①f]作为其主要行动纲领。这年10月15日，在“越南日委员会”的倡议下，新左派各方力量在加州东湾地区进行了该州历史上前所未有的反战示威游行。11月27日，SDS等新左派组织参加了震惊全美的“向华盛顿进军”反战大游行，有力地推动了国内反战运动。
    一系列游行示威活动对新左派本身也产生了重大的影响。运动初期，新左派企望通过改良的手段来消除贫困，根绝种族歧视，而没对美国制度提出挑战。经过一段时间的斗争实践，新左派的认识有了提高。他们不再从表面、个别的因素去寻找社会矛盾的根源，而是从美国制度本身中寻求答案。他们也不再孤立地看待越南战争，而是“把它与美国帝国主义、种族主义和资本主义”联系起来，挖掘它们的内在联系[②f]。对那时的新左派来说，要在美国取得真正的民主与自由，修理、改进美国这架机器已属徒劳，新左派需要的是以更激进的行动去破坏、甚至砸碎这架机器。
    五新左派走上街头激战--骚乱、搏斗、爆炸
    如何砸碎美国国家机器呢？
    新左派的回答是抵抗加暴力。新左派的首次抵抗是围绕政府征兵而展开的。因为美国政府发现越战兵力不足时，要求适龄青年参加考试，然后根据考试成绩决定是否该马上应征入伍。政府的这一决定在学生中产生了极大的反响。1966年8月，SDS召开全国委员会会议，发表声明，抗议政府的大规模征兵活动，号召全国学生联合起来，抵抗美国政府的征兵制。会后，SDS领导人兵分几路，串联于各所名牌大学，组织抵抗力量，鼓励地方SDS支部破坏政府的征兵工作。
    SDS反征兵活动是新左派日益走向激进的一个重要步骤。60年代初，新左派反对战争、呼吁和平具有较浓的个人理想主义色彩；60年代中期，新左派的反战充满理性主义味道。SDS在1966年底发表的一份反征兵决议中明确地表述了这种思想变化。决议说，征兵实际上是“与美国的经济制度和外交政策息息相关的”，“越南战争是为帝国主义效劳的”，因而，反对去越南当兵意味着反对美国的内外政策，意味着“抗议美国帝国主义的侵略行径”[③f]。在这种思想指导下，SDS各支部迅速在一些著名大学掀起征兵抵制活动，如纽约市立学院、哥伦比亚大学、芝加哥大学和旧金山大学等相继出现设置障碍，阻挠军官招募工作的活动，有的学校还不时爆发学生与警察冲突的事件。1967年10月，新左派在加州海湾地区的“制止征兵周”活动与当地警察发生交战，一时间，瓦片、石块上下飞扬，催泪弹硝烟四处弥漫。新左派兴奋地把这场交战描绘成“巴士底狱造反般的日子”[④f]。在这一事件的鼓舞下，威斯康星大学的SDS举行大罢课，与警察频频展开巷战。纽约布鲁克林学校的新左派在当地海空特种队征兵战筑起警戒线，不让应征者靠近它。散居于其他30几座城市里的SDS支部也先后开展了形式各异的抵制征兵活动。
    如潮般的反征兵活动推动了新左派运动的发展，使新左派组织不断壮大。1967年10月21日，新左派趁此气势组织了5万多人聚集在林肯纪念堂前。简短的反战演说结束后，集会人群一起涌向五角大楼。行进路上，厌战、反战的人群纷纷加入游行队伍。抵达五角大楼时，集会人数增至10万。站在象征着美国帝国主义权力的国防部大楼面前，1000多名抗议者按捺不住愤怒的激情，直冲大楼门道，与站岗宪兵发生争斗。那些与警卫队面面相视的女学生们，则把鲜花插入士兵冲锋枪的枪膛里，劝导他们放下枪杆子，加入反战行列。更激进的学生拿出征兵卡当众烧毁。宪兵和士兵为制止他们的行为而与学生开始一场混战，学生们在枪托、棍棒的挥打下赤手空拳同宪兵们展开肉搏战。
    由于越战那时已日益不得人心，新左派的抗议活动得到了社会公众舆论的同情和支持。为此，新左派感到群情振奋，斗志昂扬。《新左派评论》评述道：“五角大楼之战的成功在于我们最终下定决心要求美国权力机构对反战作出认真严肃的答复；在于我们能顶住他们的反击。”[①g]新左派领袖杰拉·鲁宾则宣称，五角大楼之战将鼓舞反战学生把反战斗争从校园扩展到街头，去进行一场街头游击战[②g]。
    1968年以后的新左派运动确实变得愈益激进和暴力化。从外部看，SDS的战友--SNCC已放弃非暴力行动，演变成以暴力为主的黑豹党。从内部看，新左派领导人中，相信“枪杆子里面出政权”的进步劳动党极大地提高了它的影响和地位。从社会心态上看，越战本身的残忍性和非理性性质使不少人也逐渐失去了应有的理智和耐心。从组织结构上看，新左派队伍扩大后，人员混乱复杂，其中不乏以寻求暴力刺激为乐趣的年轻人。从国际环境看，法国1968年的“红色风暴”和中国红卫兵的造反运动也似乎向美国新左派昭示，暴力能产生更快的效益。上述这些因素的合力作用把新左派运动推上了暴力之路。
    新左派的暴力行动决非列宁暴力革命理论的实践。概括地讲，它包括下列几种类型：（1）冲击型。1969年初，一批新左派激进分子突然冲击底特律市一所白人专科学校，向正在那里考试的学生宣讲新左派革命理论。（2）占领型。1968年初，哥伦比亚SDS支部为校方在哈莱姆交界处建造体育馆一事提出抗议，并为此占领数幢学校大楼，包括行政楼，与校方、警察对峙10天多。（3）扰乱型。1968年夏天，民主党在芝加哥举行全国代表大会，新左派各路人马会聚芝加哥，用骂俏、示威、围堵、轰闹等形式，嘲笑、控诉民主党在越战中的罪行。（4）破坏型。1969年10月，新左派里的“气象员”在芝加哥“大闹天空”。他们砸碎橱窗，推翻路边车辆，焚烧法官人像，与警察搏斗。（5）恐怖型。1970年3月，纽约新左派“气象员”在一名法官住宅处爆炸了3枚炸弹，以教训他对黑豹党的严厉审讯。同年6月，另一“气象员”战斗队用炸药轰炸了纽约市警察总部。
    所有这些类型的斗争，形式不一，却殊途同归：同暴力手段去碰撞国家统治机器。然而，由于既没有正确的理论指导，又缺乏可行的现实基础，新左派的暴力行动充其量只是发泄一下而已，而没有也不可能取得预期的效果。事实上，新左派的恐怖活动一方面招致了政府的严厉镇压，另一方面使自己在社会上失去民心，从而有意无意地加速了新左派运动的解体。
    六新左派运动失败的原因及其历史意义
    新左派运动的失败原因可以从内外发展情况加以考察。从内因上看，新左派内部组织林立，人员复杂。因为散，作为整体的新左派纪律松懈，难以拧成一股劲。因为杂，新左派常为斗争策略、行动方案、实施手段以及领导权而发生纠纷，甚至发生内讧，致使新左派把有限的精力浪费在“内耗”上。无论是SDS与SNCC，还是SDS与PC（进步劳动党），它们之间的摩擦和争斗总是妨碍着新左派精诚合作地携同作战，从而削弱了自己的力量。
    从外因来看，60年代后期，美国右派保守势力抬头，新左派频遭打击和镇压。此外，尼克松在越战上边谈边打，一定程度上减弱了美国国内的反战运动。由于新左派的壮大与反战运动密切相联，反战运动降温后，新左派慢慢失去它的动力源泉。再者，一部分新左派激进分子的暴力行为激起了普通民众的反感与愤怒，导致新左派外部支持力量的丧失。最后，美国经济1969年时出现衰退，不少新左派成员为谋生计不得不重返课堂。
    这样，内外多方面因素的综合最终使新左派运动失去势头，直至于70年代初退出美国政治舞台。新左派运动是失败了，但它是否留下了一些值得探索、思考的历史意义呢？
    回答是肯定的。新左派运动的一个重要意义是，当美国左派力量处于低潮，进步思潮近乎于万马齐喑，以至于出现丹尼尔·贝尔所说的“意识形态的终结”之际，它能勇敢地站出来，揭露、鞭挞美国社会中的弊病，控诉、谴责美国政府的帝国主义政策。新左派对民权运动和反战运动的贡献是相当卓著的。
    新左派运动的另一意义是它的思想发展。运动初期，新左派的政治口号、主张都没有超出民主党自由派的一套东西。斗争向纵深发展后，新左派跳出自由主义的窠臼，认识到“资本主义是种族主义、帝国主义、贫困和剥削的根源”[①h]，并把美国资本主义和帝国主义的本质放在世界范围内考察，提出把消灭贫困、根除种族歧视的斗争与第三世界人民的民族解放运动联系起来。这一思想发展显然比美国老左派要前进一步。
    另外，新左派运动中的参与民主概念也值得重视。所谓参与民主指的是每个公民对有可能影响自己的经济和政治决策应具有一定的发言权，以确保个人应有的权益不受侵犯。这种观点与老左派一味强调服从、盲目信奉的教条有重大区别，在当今科学技术迅速发展，政治和经济权力高度集中的大众社会里，要求社会尊重个人利益和民主参与的主张是有重大现实意义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