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惟俭字损仲，明代后期祥符(今河南开封市)人，以博通经史百家、书画古玩，被当世称为“博物君子”[1]，其史学代表著作即《史通训故》。从表面形式上看，此书是一部注释唐代史家刘知幾《史通》之作，书首自序也主要是谈注释的问题，因而从问世迄今，学者们都认为他是为注释《史通》而写作此书。但综合考察所见资料即可发现，实际情况并非如此，可惜学界至今无人探讨。此外，其书与郭孔延《史通评释》的关系及二者优劣的问题，也存在着一些未发之覆，有必要进行专文析论。
    一、《史通训故》的撰述宗旨与撰述经过
    王惟俭在自序《史通训故序》中说明了其书写作缘起及相关情况，其文云：
    余既注《文心雕龙》毕，因念黄太史(黄庭坚)有云：“论文则《文心雕龙》，评史则《史通》，二书不可不观，实有益于后学。”复欲取《史通》注之。中牟张林宗(张民表)年兄以江右郭氏(郭孔延)《史通评释》相示，读之，与余意多不合，乃以向注《文心》之例注焉，历八月迄功。然此二书讹处甚多。嗣从信阳王思延(王延世)得华亭张玄超(张之象)本，其《文心》不能加他本，《史通》本大善，有数处极快人者，故此书之校，视《文心》为愈。往见李济翁《资暇录》，云李善注《文选》，有初注、再注以至四、五注者。苏子由(苏辙)注《老子》，亦自言晚年于旧注多所改定。今余此书，曷敢以为尽是?聊以备遗忘，为他日削稿之资耳。[2]247-248
    此序简明扼要，分四层交代了作者注释《史通》的基本情况。一是撰作缘起。王惟俭在刊刻《文心雕龙训故》后，想到宋人黄庭坚曾将《文心雕龙》与《史通》相提并论的话，遂欲取《史通》注之。但从他所引黄氏之语可知，他是转引自明代杨慎《丹铅余录》卷十三或《丹铅总录》卷二六《琐语类》、《升庵集》卷四七《老泉评史通》，而非黄庭坚本人之《山谷外集》卷十《与王立之四帖》(之二)，黄氏原话并非如此。二是注释体例及写作时间。在王惟俭决定注释《史通》之后，其好友张民表将郭孔延《史通评释》相示，他发现郭注与自己的想法“多不合”，这更加促使他用自己的方式来重新撰写一部《史通》注释之作，于是他就以过去注释《文心雕龙》的体例来注释《史通》，并于八个月后完成《史通训故》初稿。三是校勘修订。王惟俭以郭孔延刻本为工作底本完成初稿后，文字讹处仍较多，恰好他从友人王延世处得到张之象刻本，感觉此本“大善”，于是就以之续校刊定。四是对己书的期盼。作者最后以李善注《文选》和苏辙注《老子》都曾反复修订的情况为譬喻，说明其注释绝非“尽是”，只是“聊以备遗忘”，以为后人他日“削稿之资”，这表现了王惟俭的谦虚精神。
    在王惟俭刊刻《史通训故》的过程中，其好友纷纷为此书写作序跋，为后人提供了更多有关此书撰作的信息，可惜学界一直未予注意，因而一些问题无法得到解决。其中张民表在序中说，王惟俭以《史通》“世无善本，学者不传”，遂“既训刘氏《文心》成，复训是书”，最后署为“万历辛亥岁春三月己未”[3]。这一是说明，王惟俭写作《史通训故》，也有整理出令世人可读之《史通》“善本”之意。二是告诉我们，该书在万历三十九年(1611)三月己未之前已经完成。王惟俭自序中只说他是在八个月内完成初稿，后来又有修订，但并没有明白说出具体的工作起讫时间。查其《文心雕龙训故》，卷首自序所署日期是“万历己酉夏日”，书末有其手书“识语”一则，所署日期为“六月二十三日”，则全书刊刻完成，必在万历三十七年(1609)六月二十三日之前。由此可知，王氏《史通训故》始撰时间最早是在万历三十七年六月以后，历时八月完成初稿，万历三十九年三月己未之前完成定稿。
    此外，张民表序中还谈到了他对刘知幾的认识，“刘子玄目洞千秋，手裁万化，决断无疑，于义进退，各厌其心，虽证事少乖、制词多靡，乃得失自在，取舍由人。信史家之砥砺，述者之夷庚也”。王惟俭在自序中并没有对《史通》直接发表个人评论，但他编写此书的目的既然是为自己撰史而先从《史通》取鉴(详见下文)，又在编写此书过程中曾与张民表“商订”[2]251，因而张民表对《史通》的这一评论，或许也可以代表王惟俭的观点。
    王惟俭同年陈九职的跋语，从宏观方面对其注释工作进行了说明和评价，其文云：
    小司马损仲以颖异成其该博，……既取《文心雕龙》注之，兹复有《史通》之纂述。校雠璠摩，发凡立例，删赝订讹，旁援互证，抉秘补漏，提要括繁。事详而核，辞赡而雅，条分而贯。上下数千百年理乱兴衰之迹、臧否得失之林，一一如指诸掌，用力斯已勤矣。[4]
    所谓“校雠璠摩”，是指王惟俭对《史通》文字的校勘。“发凡立例”，是说王惟俭注释《史通》有自己的体例。“删赝订讹”，是说王惟俭纠正了郭孔延《史通评释》中的一些错误，后来清代黄叔琳《史通训故补》卷首《例言》第二则也有类似说法[5]435。“旁援互证”，是说王惟俭在注释过程中采择史料比较广泛。“抉秘补漏，提要括繁”，是说王惟俭的具体注释方法。“事详而核，辞赡而雅，条分而贯”，这是评价王惟俭的工作成效。陈氏的评论虽不乏溢美之词，但他曾参与《史通训故》的“商订”[2]251，因而其所述基本上反映了王惟俭的工作实际。至于称王书使“上下数千百年理乱兴衰之迹、臧否得失之林，一一如指诸掌”，则显然过于虚夸而有失真实。
    对于考察王惟俭注释《史通》工作的内在宗旨，更重要的还是自署“年弟”的薛永宁的跋语：
    明兴以来，载笔不乏，至于纪传之体，独郑端简公(郑晓)《吾学编》耳。吾友王损仲思欲删润一代之大典，故于《史通》一书深所究心，其训注该博，信史家之龟鉴也。损仲渊雅卓荦，异日著述，必将与龙门(指司马迁)、兰台(指班固)分镳共驰。此无俟余言。[6]427
    这告诉我们，王惟俭之所以训释《史通》，不只是王氏自序中所说的注释《文心雕龙》之后，想到黄庭坚曾将《文心雕龙》与《史通》相提并论，遂取《史通》而注之；其更深层的原因，乃是王惟俭欲撰著一部纪传体明史，“故于《史通》一书深所究心”，也就是要以《史通》中所讲的史学理论为自己写史的指导原则，以便写好自己欲图撰著的这部明朝当代史。薛永宁认为，有了《史通》的理论指导，加上王惟俭个人“渊雅卓荦”，则其日后所成纪传体明史一定可与《史记》、《汉书》“分镳共驰”。前述张民表序言，也曾称扬王惟俭“他季著述必有可观，且将方驾龙门，联镳长广”，与薛永宁推崇之意正同。无论二人对王惟俭的推重是否属实，但薛永宁作为其好友，并也曾参与《史通训故》的“商订”[2]251，则他所说的王惟俭之所以写作该书的缘由，应该不会有误。由此可知，王惟俭是为了从《史通》中借鉴修史的原则和方法，才要撰著《史通训故》的，“既注《文心》，因念黄太史”云云，虽然也是缘由之一，但更多的只是表面上的虚词客套之语，其真实目的，还是为了撰著一部明代纪传体史书而从《史通》中寻求理论借鉴。
    综上所述，全面考察王惟俭自序及其与修诸友序跋可知，他主要是为了撰著一部明代纪传体史书而进行《史通训故》的编撰的，目的是从《史通》中为自己撰写史书寻求理论借鉴，并非仅仅是为了注释《史通》。其最早写作时间是在万历三十七年六月以后，八个月完成初稿，此后又有修订，到万历三十九年三月完成定稿。他在开始工作之前拟定了撰写凡例，工作内容包括对《史通》的校勘和注释，同时还有针对性地纠正了此前郭孔延注释的一些错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