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史通训故》的体例、内容与学术成就
    (一)《史通训故》的体例
    《史通训故》二十卷，逐篇对《史通》全书进行注释和文字校勘。按其自序，王惟俭是以自己过去注释《文心雕龙》的体例来注释《史通》的，因而《文心雕龙训故·凡例》也就是《史通训故》的体例。但令人遗憾的是，研究者至今无人对此进行梳理。
    《文心雕龙训故》共有凡例七条[7]，除第五条是专门针对《文心雕龙》者外，其余各条都适用于《史通训故》的写作。
    第一条：“是书之注，第讨求故实，即有粤语伟字，如‘鸟迹’、‘鱼网’之隐，‘玄驹’、‘丹鸟’之奇，既读斯书，未应河汉，姑不置论。”是知其工作宗旨仅在“讨求故实”。具体到《史通》一书，就是对其中的人名、书名、史实、典故等作出注释，说明《史通》各篇引事用典之出处所本，以便顺利读懂原书；至于其他在理解上不会有较大出入的词语，则不加注释。
    第二条：“故实虽烦”，但世所共知、耳熟能详者，如“舜、禹、周、孔之圣”以及子游、子夏等人之贤，“世所共晓，无劳训什”，不再加注释。
    第三条文字较多，但意旨只有一个，就是讲注释时按照避繁从简的原则来处理具体内容。作者指出，如果注释时“人详其事，事详其篇，则杀青难竟，摘铅益劳。故人止字里之概，文止篇什之要，势难备也”。这与郭孔延在《史通评释·凡例》中所说的“注书序作书之旨并其作者”、“注人序其爵里”[8]表面上相同，但在实际注释时，郭孔延往往有非常详细之处，有时还在注释文字之后紧接着加以“延按”性的考证评论，以致显得有些繁琐枝蔓，而王惟俭则始终坚持避繁从简的原则，因此相对郭孔延来说，王惟俭确实简略有余，但由此也出现了一些“伤于太简，未免遗脱”[5]435的现象。不过，王惟俭的目的即在从《史通》中为自己撰写史书寻求理论借鉴，并非是专门为《史通》做一部注释之作，因此他为避免“杀青难竟”而采取简注速成的方式，也是可以理解的。换句话说，正是这一撰述宗旨决定了他避繁从简以速成其书的写作原则。
    第四条：“诸篇之中，或一人而再见，或一事而累出，止于首见注之。其或人虽已及，而事非前注者，方再为训什。”某人某事，只在书中第一次出现时注释。后面其人再次出现时，只有与前注事件不同，才会再加注释。这是避免重复的正确做法。
    第六条：“训释总居每篇之末，则原文便于读诵。至于直载引证之书，而不复更题原文者，省词也。”在《史通训故》中，大部分篇章的注释“总居每篇之末”，少数篇长者则分成多个内容单元，在各单元之后紧接着写出本单元的有关注释。但他为了“省词”，竟也和郭孔延一样，直接写出注释文字，而无该注释的名称性标题(“不复更题原文”)，这对阅读和检索都不方便。
    第七条：“是书凡借数本，凡校九百一字，标疑七十四处。其标疑者，即墨□本字，以俟善本，未敢臆改。”在七条“凡例”中，只有这最后一条是讲文字校勘问题，可知其全书内容是以注释为主，而以校勘为辅。在《史通训故》中，王惟俭是用张之象本《史通》来核校郭孔延评释本《史通》的，其中校字千余，比《文心雕龙训故》多些；有疑问者则“墨□本字，以俟善本，未敢臆改”，这是客观求实的缺疑态度，值得肯定。
    (二)《史通训故》的内容与学术成就
    1.校勘
    王惟俭在《史通训故》卷首写有如下一则文字校勘识语：“此书除增《因习》一篇及更定《直书》、《曲笔》二篇外，共校字一千一百四十二字。”显然，这是王惟俭对自己校勘总成绩的简单概述，既交待了他对《史通》篇章整理校勘的贡献，又交待了他对全书中零散性文字校勘的总数量。
    我们先看王惟俭特别提出的“增《因习》一篇及更定《直书》、《曲笔》二篇”的贡献。王惟俭在自序中曾说：他感觉郭孔延评释本《史通》讹处甚多，而张之象刻本《史通》则“大善，有数处极快人者”，于是就用张本加以校勘。联系上面校勘识语，所谓“数处极快人者”，当即是指“增《因习》一篇及更定《直书》、《曲笔》二篇”的事情。
    但清代四库馆臣将王惟俭《史通训故》与郭孔延《史通评释》比对相校，发现事实并非如王氏所自称的那样。他们在《史通训故》提要中写到：此书“惟《曲笔篇》增入一百一十九字，其《因习》、《直书》二篇并与郭本相同，无增入之语，不知何以云然”[9]。现代史家蒙文通等人也曾将二书比对勘校，指出：“实则《补注》、《因习》二篇之增补，自郭而不自王，《曲笔篇》一百九十九字之增入，亦自郭而不自王。损仲之说不审，《提要》之语亦失于检核”[10]。蒙先生的说法是正确的，郭孔延在根据张鼎思刻本《史通》完成《史通评释》初刻本后，通过李维桢的帮助，得到张之象刻本《史通》，特别是得到了其中卷五《补注》、《因习》两篇全文，遂据而补入，并以张本校补全书，形成《史通评释》修订再刻本。既然郭孔延也是依据张之象本校补，则王书出现“《因习》、《直书》二篇并与郭本相同”、《曲笔篇》文字增入“亦自郭而不自王”的现象，也就毫不奇怪。是则，《因习》、《直书》、《曲笔》三篇文字，王惟俭全是直接继承了郭孔延的校勘整理成果，而不是他所自称的皆为他个人所得。
    但如此一来，王惟俭岂不成了掠他人成果为己有而又大言不惭的欺世盗名之徒?如果仅看二人校勘成果，自然会得出这一结论，但事实并非如此简单。
    王惟俭以博学著称一时，其友人刘不息在《史通训故跋》中也曾明称该书为“注悉”、“博奥”[11]；之后，著名文史学家钱谦益对当时文士“独许”王惟俭为“博雅”[12]，杰出诗人、博学家王士祯在告诫儿孙时，称《文心雕龙训故》、《史通训故》“援据甚博，实二刘之功臣。余访求二十余年始得之，子孙所当宝惜”[13]。这些高度评价，说明博奥、博雅之王惟俭“精于文献整理注释”，而从《文心雕龙训故》看来，他也没有“攘窃”先前各家成果，“是其独立完成”[14]。那么，他依《文心雕龙训故》来写作《史通训故》，应该也不会攘窃他人成果。王惟俭的性格是爱憎分明、原则性强，“于臧否处太分明”[6]427，由这一点来说，他也应该不会做出剽窃之事。更何况，人们只要拿来《因习》、《直书》、《曲笔》三篇文字，将其与郭书两相对读，即可轻而易举地发现全是直接继承了郭孔延的校勘整理成果，如此，他还要大肆渲染自己“增《因习》一篇及更定《直书》、《曲笔》二篇”的贡献，岂非拙劣、愚蠢到极点?
    考虑及此，笔者以为，王惟俭自称“增《因习》一篇及更定《直书》、《曲笔》二篇”的贡献，应该是符合他的真实情况的，他没有抄袭郭孔延的校勘成果。但他的这三篇校勘成果却又真的给人一种源自郭氏的感觉，又该如何解释呢?这就涉及到郭书有初刻本与修订再刻本之别的问题了。王惟俭从友人处得到的郭氏《史通评释》，乃是郭氏尚未与张之象本《史通》相校勘的初刻本，因此，他在得到张本后，感到张本这三篇“大善”，“极快人”，遂据而“增《因习》一篇及更定《直书》、《曲笔》二篇”。但他不曾料到的是，早在他开始写作《史通训故》之前，郭孔延已经得到了张本《史通》，并据以补校其书，形成修订再刻本。可惜郭氏这一修订再刻本虽然行世，但王惟俭始终未曾得见，于是他这三篇的校勘成果虽然与郭氏再刻本相同，但他却总以为是自己独得之成绩，沾沾自喜之余，遂不免在全书卷首单独提出。蒙文通依照郭书修订再刻本，称王惟俭此说“不审”，确实如此，但王惟俭此说却符合他自己的实际情况，并没有欺世盗名。换言之，王惟俭与郭孔延对《因习》等三篇是各自独立进行校勘工作的，虽然时间有先有后，但他们都是依据张之象本《史通》来校勘的，因此也就出现了一些校勘成果相同的现象；他们之间并不存在抄袭与被抄袭的关系，最多只能说是后来之王书暗合了先前之郭书。
    再看第二个方面，王惟俭说，除上述三篇外，“共校字一千一百四十二字”。具体到《史通训故》四十九篇文章之中，他或在全篇文章之后，或在篇内每个内容单元之后，注明校字情况。如卷一《六家》分成六个内容单元，在“尚书家”之后注云“校八字”、“春秋家”之后注云“校二字”等等，而卷二《二体》只在全篇之后注云“校六字”。根据这些自注，总计四十九篇校字之和，共校一千零七十九字，比王惟俭在卷首所言“一千一百四十二字”少六十三字。联系上述卷首“校阅姓氏”也与正文所记校者姓名不相符合的事实，或许可以推断，这两处卷首所记都是王惟俭书稿初成时的情况，而在后来的修订过程中，王惟俭又对正文有所改动，校阅人员也发生了一些变化，但他忘记了在卷首作出相应调整，于是出现了卷首与正文不相符合的现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