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注释 《史通训故》以注释为主要内容。由于其工作有自己一定的体例,因此下面就以其书卷一《六家》的第一个内容单元“尚书家”的有关注释为例,并通过与郭孔延《史通评释》同一条目之注释做对比,既以见二人各自之注释,亦以见二人注释之异同,因为王对郭进行过“删赝订讹”的工作。 对刘知幾提到的孔安国与《尚书》的关系,是王、郭二书各自第一个注释的内容。王云:“《前汉书·儒林传》:孔氏有《古文尚书》,孔安国以今文字读之,起家为汉武帝博士。”郭云:“孔安国,汉武时人。孔氏有《古文尚书》,孔安国以今文字读之,因以起其家逸《书》,得十余篇,盖《尚书》兹多于是矣。遭巫蛊,未立于学官。安国为谏大夫,授都尉朝(服虔曰:朝名,都尉姓),而司马迁亦从安国问,故迁书载《尧典》、《禹贡》、《洪范》、《微子》、《金滕》诸篇多古文说。”王惟俭写明了释文出处,这是其长处,但真正释文内容只有一句“孔安国以今文字读之”,而且末句“起家为汉武帝博士”也并不见于《汉书·儒林传》,应该是整合了《汉书·儒林传》与《史记·孔子世家》中“安国为今皇帝博士”一语而成,直接说成是出于《汉书·儒林传》无疑属于伪注;郭孔延未注出处,这是其短处,但全部释文除首七字外皆出自《汉书·儒林传》,资料可靠,其中孔安国整理和传授《古文尚书》的情况也都得到了全面反映,即使其传授都尉朝和司马迁的情况可以不写,但其整理之功则不能不写。因此,在这个注释问题上,王惟俭伤于太简,并存在伪注问题;郭孔延全书大都没有注明释文出处,属于全书体例之失,但此处引文并不难查到其原始出处,而且资料准确,内容全面。两者相较,笔者更倾向于郭孔延的做法。 第三个注释,二书都是对说过“上所言,下为史所书,故曰《尚书》”的“王肃”这一历史人物进行注释。王惟俭认为是指三国时期魏国的经学家王肃,遂引《三国志·魏书·王肃传》注之,释文内容将其学术著述情况介绍得也很全面,超出了凡例中所说的“人止字里之概”的范围,这是可取的。郭孔延认为是指南北朝时期的王肃,遂引《魏书·王肃传》注之,但既没有注明出处,释文亦“误”[15],应该是指三国时期的王肃。也就是说,王惟俭纠正了郭孔延的错误,做到了后来居上。 二书第四个注释都是关于《逸周书》的。王注云:“《前汉书·艺文志》:《周书》七十一篇,注:刘向云,周时诰誓号令,盖孔子所论百篇之余也。”郭注云:“晋太康,汲郡盗发魏安釐王冢,得竹简书,《周书》其一也。凡七十篇,序一篇,在其末。相传以为孔子删书所余。陈氏云:文体与古文不相类,似战国后人仿效为之者。李仁父曰:刘向、班固所录,并著《周书》七十一篇,且谓孔子删削之余,而司马迁记武王克殷事盖与此合,岂西汉世已得入中秘,其后稍隐,学者不道,及盗发冢,乃幸复出耶?篇目比汉多同,但缺一耳,必班、刘、司马所见者也。书多驳辞,宜孔子所不取。抑战国处士私相缀续,托周为名。”显然,郭注详尽,王注则如其凡例所说“文止篇什之要”。这种不同当然是由二书的不同旨趣决定的,但王注伤于太简的弊病也很明显。 王书第七个注释是关于孔衍的:“《晋书》:孔衍字舒元,孔子二十二世孙。补中书郎,王敦恶之,出为广陵相。”这符合其凡例中所说的“人止字里之概”。郭书第二个注释为:“孔衍字舒元,孔子二十二世孙也。晋中兴,补中书郎,出为广陵郡,撰述百余万言。”郭注也是来于《晋书·孔衍传》,但未注明;其内容比后来的王注多了一句“撰述百余万言”,王注则比他多了被贬出的缘由,即“王敦恶之”。那么,两个注释哪个更好呢?这只能由考察《史通》原文来决断。《史通》说:“晋广陵相、鲁国孔衍以为国史所以表言行、昭法式,至于人理常事,不足备列,乃删汉、魏诸史,取其美词典言足为龟镜者,定以篇第,纂成一家,由是有《汉尚书》、《后汉尚书》、《汉魏尚书》,凡为二十六卷。”显然,郭注“撰述百余万言”很是切题,而王注则没有这一内容,王注所增“王敦恶之”虽属实,但在这里并无多少实际意义,更直白点说,王注是减所不该减、增所不该增,属于两失之误,这可能是他主观上故意标新立异造成的缺失。 郭书第六个注释是关于“王劭”的,其全文如下:“王劭字君懋,北齐待诏文林馆。时祖孝徵、魏收、阳休之等尝论古事,有所遗忘,问劭,劭具论所出,一无舛误。入隋,迁秘书少监。劭在著作,专典国史,撰《隋书》八十卷,词义繁杂,遂使隋代文武名臣善恶之迹堙灭无闻。初撰《齐志》,为编年体二十卷,复为《齐书》纪传一百卷,及《平贼记》三卷,文词鄙野。然其指摘经史谬误,为《读书记》三十卷,时人服其精博。李延寿曰:劭究极群书,雅好著述,崇诡怪之说,尚委曲之谈,文词鄙秽,体统繁杂,直愧南、董,才无迁、固,徒烦翰墨,不足观采。经营符瑞,杂以妖讹,为河朔清流而干没荣利,颓其家声,惜矣!”这段注释仍不注明出处,但可容易查知,它是截取《北史》卷三五《王慧龙传》所附王劭传及该卷末史论文字所成,其内容之丰富,对于读者了解王劭其人,可谓详之又详。与之相应,王书第八个注释也是关于“王劭”的,其全文是:“《北史》:王劭字君懋,太原人。北齐待诏文林馆。隋文受禅,迁秘书少监。”这完全符合作者“人止字里之概”的凡例,相对郭注来说,则更是简之又简,但王劭“迁秘书少监”乃在隋炀帝继位之后,并非隋文帝时,这既可能是过于求简造成的疏失,也可能是直接删取郭注而稍加修饰造成的。在这条注释上,虽然二者一繁一简都是按照各自体例而来,很难简单论定孰优孰劣,但笔者个人更倾向于郭注。 以上就是笔者对王、郭二书第一篇的部分注释所作的简略比较。笔者无意将二者分出高下优劣,事实上,由于作者与读者的旨趣、知识底蕴等各不相同,也很难简单论定二者高下,因此也就不再多加举例。从上述各例看来,二者注释是各有优劣短长的。王惟俭作为后起之秀,确实纠正了郭孔延的一些错误之处,并明注释文出处,工作更加规范严谨,但他为速成其书而追求简略注释的方式,却也使他的一些注释伤于太简,有时还出现为了表明与郭注不同而删所不该删的情况。郭孔延所作注释,内容比较丰富,往往还有自己一些独到的考证评论,但也有过于繁细之处,而且还存在一些错误,又不注明释文出处,因此,郭注不为后人满意是正常的,王惟俭要继之而写成具有自己一家言的注释之作,也是无可厚非的,而其工作确实颇有成绩,这毋庸讳言。但如果仅从注释内容繁简的角度说,笔者更倾向于内容详细的注释方式,而从清代以来注释《史通》的情况看,浦起龙《史通通释》、赵吕甫《史通新校注》、张振珮《史通笺注》等著作,基本上都是采取了详细注释的方式,并没有采用王惟俭的简注方式,浦起龙、张振珮还在许多注释之后写有考证评论性的“按”语,这也是采用了郭孔延的做法。此无他,详细注释对普通读者阅读《史通》来说,能够提供更多的便利。 清代学者对王、郭二书也多有评论,有些内容颇能补充笔者上文简略讨论之不足,因此也引述于下,并稍作分析。 黄叔琳在乾隆十二年(1747)刊刻《史通训故补》,他在自序中说:《史通》“综练渊博,其中琐词僻事,非注不显,注家王损仲本为善”[5]430。既指出了为《史通》作注的必要性,也肯定了王惟俭《史通训故》的价值,而对郭孔延《史通评释》则根本不提。在其书卷首六则《例言》中,黄叔琳对王、郭二书多有比较性评论,其中第一则从文字校勘的角度指出二书都有讹误;第二则从注释的角度对二书进行了评论,认为郭注“援引蹖驳,枝蔓无益,又疏于考订,每多纰缪。后损仲更注《史通》,名曰《训故》,依据正史,选择精严,远胜郭书,然伤于太简,未免遗脱”;第三则、第四则是列举王注失误。总之,黄叔琳之书正是为了“增补王氏所未备”[5]435,但他对王惟俭的工作尚能优劣并举,对郭孔延则只有批评而看不到些许长处,未免有失公正。 比黄著晚五年,浦起龙主要根据王惟俭注释本《史通》完成并刊刻《史通通释》,他在卷首自序中说:“(《史通》)其设防或褊以苛,甚者佹辞衅古以召闹,臆评兴而衷质蔽,莫能直也。郭本其尤已。……大梁王损仲粪除(郭孔延)诸评,世称佳本,然其蔽善匿,蒙焉何豁,讹焉何正,脱焉何贯,未见其能别彻也”[16]。浦起龙对王、郭二书都有评价,但显然更轻视郭孔延对《史通》的评论,虽然他本人也对《史通》多所评论。对于“世称佳本”的王惟俭《史通训故》,浦起龙明确指出了其缺点所在。不过,浦起龙是专门对《史通》进行注释和评论工作的,因此他必须对《史通》中“蒙焉”、“讹焉”、“脱焉”的内容进行“别彻”的工作,但王惟俭并非是专为注释《史通》而写作其书的,因而采取了简注而速成其书的方式,自然也就难以在这些方面有很好的“别彻”工作,这与浦起龙是绝然不同的。 黄、浦之后,四库馆臣也对王、郭二书有所评论,他们先在《四库全书总目》卷八九《史通评释》中说:“孔延所释,较有引据,而所征故事,率不著其出典,亦颇有舛漏。故王维[惟]俭以下注《史通》者数家,皆嫌其未惬,多所纠正焉”,继又在同卷《史通训故》中说:“是编因郭孔延所释,重为厘正,又以华亭张之象藏本参校刊定。……孔延注本,漏略实甚。维[惟]俭所补,引证较详,然黄叔琳、浦起龙续注是书,尚多所驳正。盖刘知幾博极史籍,于斯事为专门,又唐以前书今不尽见,后人捃摭残剩,比附推求,实非一、二人之耳目所能遍考。辗转相承,乃能赅备,固亦势所必然耳”。他们对王、郭二书持各有优劣短长之评价,虽然并不具体,但符合二书的实际情况,比径直否定郭书成绩的观点要公正得多。他们还说,《史通》一书“实非一、二人之耳目所能遍考”,想要以一己之力为《史通》作出完善之注释,绝非易事,需要众多学者“辗转相承,乃能赅备”,并认为这是“势所必然”。揆之以浦起龙《史通通释》之后,近现代以来又出现陈汉章《史通补释》、杨明照《史通通释补》、罗常培《史通增释》、吕思勉《史通评》、程千帆《史通笺记》、张舜徽《史通平议》、张振珮《史通笺注》、赵吕甫《史通新校注》等多部互相补充而不能彼此取代的研究力作,则四库馆臣“辗转相承,乃能赅备”之言,确属不易之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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