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些同志要求我在闭幕式上谈点实际问题，不要只说例行的“套话”。根据大家的意见，我想谈三个问题，请同志们指教。
    一关于学科的发展问题
    （1）首先要大力培养、提拔中青年同志，壮大队伍，做到后继有人。任何事业，如果没有接班人，是延续不下去的。教育、学术事业的持续性特别重要，一旦出现断层，这个损失是难以弥补的。人少不好，但最可怕的是出现断层。人少，哪怕只有一个得意门生，把你的学问传下去，这门学科就断不了。我举几个例子。一个是我国东方学著名学者季羡林先生。1935-1945年他在德国哥延廷根大学留学，学习梵文和吐火罗文。他的老师是国际著名梵文学家瓦尔德·施米特。二战爆发后，瓦尔德·施米特从军，季先生又跟年已过70岁的老教授希克学习。希克主动提出教季先生吐火罗语，班上只有两个学生。季先生学得很好，精通了梵文和吐火罗文，回国后在中国培养了一批梵文人材。这个例子说明两位德国大教授在二战期间培养了一个中国学生，人数可谓少到极点，但有一个杰出学生，这门学问就在中国继续开花结果，得以流传下去。另一个例子是抗战时期的西南联大培养了一批理科和文科的杰出人才。北大、清华、南开在昆明建立了西南联合大学。当时办学的条件很差，许多图书、设备未能运来，图书馆、教室都不够用，学生下课后在茶馆自学。但有第一流的教师，于是培养出了第一流的接班人，一些人青出于蓝而胜于蓝，成为国际著名学者，在学术史上都占有一席地位。曾获诺贝尔奖金的杨振宁、李政道都是西南联大物理系的学生。联大物理系阵容很强，著名物理学家吴有训、叶企孙、周培源、吴大猷、王竹溪等都在物理系授课。据杨振宁讲，王竹溪先生所讲的量子力学，取材新颖，内容丰富，讲解深透。因此后来他到美国读研究生时，丝毫不感到困难，而且还能辅导美国同学。联大的文科也培养了一批杰出人才，如哲学史家任继愈、中国文学史家王瑶（已故）、英国文学专家王佐良（已故）等等，他们都是当时的研究生。他们学有成就以后，又培养了许多人才。西南联大在中国教育史上占有极重要的地位，它的最大贡献就是在抗战这种十分困难的条件下，不仅使中国的教育和学术事业没有中断，而且培养了一大批“读书种子”，使我国的教育和学术事业得以继续发扬光大。
    培养接班人，既要发挥集体力量，也要发挥个人力量，要想许多切实有效的办法。我希望我们大家都朝着这个方向努力，并多多交流经验。
    （2）普及与提高并举，在普及的基础上提高，在提高的指导下普及。世界现代史学科要发展，要取得社会的承认，必须做好普及工作。绝对不可轻视普及工作。没有普及做基础，得不到社会的公认，只在几百人的小圈子中打转转，文章再好，学科也没有生命力，久而久之，也就自行消亡了。普及读物并不容易写，要“深入浅出”，内容是深刻的，形式是通俗易懂的。我们知道，有两套历史小丛书很受欢迎，一套是中国的，一套是外国的。外国这一套，“文革”前由吴晗先生主编，“文革”后，由陈翰笙老先生主编。一些著名学者，如周一良先生，都给小丛书写过稿。几十年前出版的《世界史纲》，作者是英国人威尔斯，他不是历史学家，而是文学家。他的书，文字优美生动，内容清晰概括而不繁琐，虽然被许多专家讥笑，并挑出不少“硬伤”，但风行一时，很受广大读者欢迎，对于普及世界史还是有功的。（中文新译本是谢冰心等人翻译的）。
    提高也很重要，我们也要搞出“高精尖”的东西，不断提高学科的水平，与世界各国学者抗衡，这样世界现代史学科才能站得住。
    到目前为止，有关世界现代史的论文和教材已经写了不少，从数量上看不可谓少，但从质量上看却远远不能令人满意。如何进一步提高，限于时间，只提三点意见。第一是要在史料上多下功夫。在中国研究世界史，不像研究本国史那样，能够看到大量原始材料。但解放以后，特别是1978年以后，我国也买进了相当一批史料，此外还有个人从国外带回的，和外国赠送的。以现代国际关系史而言，英、美、日、德、苏的外交文件，我们大体上都有，法、意两国的很少。但写这方面文章的同志，对这些外交文件充分利用的人并不多，许多文章主要还是参阅第二手的著作写成的。这个缺点必须大力克服。第二，要开拓新的研究领域。多少年来，我们的精力都花在政治史，特别是阶级斗争史上，即使政治制度研究得也很少。经济、社会、文化、思想等方面的研究，不仅质量不高，而且数量也不多。现在需要研究的新问题很多。例如20世纪的科技史，特别是二次大战结束至今世界科学技术的发展与进步。世界现代史的教材，现在都有了讲科技的一章或两章，这总算进步了，但写法有很大缺点。不能只罗列一些现象，要重点讲科技进步在历史上所起的作用，我们的写法应与专门的科技史有所不同。科技本身不必讲得很详细，但它们对社会、对人们生活、对生产力的发展等等所起的作用，要多讲，讲透。社会生活方面的内容也应充实。举几个很小的例子来看。抗战时期，我在重庆郊区清华中学读书，用的是小油灯，一盏灯两根灯捻儿，连蜡都用不起，更不用说煤油灯了。电灯在农村根本没有。再如，60年代，中国有半导体的人还很少，北京师院历史系只一个教师有，但彩电今天在大城市已经普及了。传播媒介的极大进步，当然对人们的思想，对社会生活会发生很大的影响。又如经济问题。现在一般教科书都说1929-1933年经济危机后，法西斯国家为了摆脱经济危机，为了缓和国内的阶级矛盾，便发动了世界大战。但未能用足够的材料具体地说明它们是怎样一步步地走向战争的。其间的中间环节都有哪些，应讲清楚。又如文化方面。报纸在现代社会、现代政治中的作用很大，西方早已出版了《泰晤士报史》这样的专著，我们至今还未写出一些著名大报的专史，即使对于《泰晤士报史》这类的专著也少有人利用过。第三，要多写书评，介绍评论各国出版的新著。现在各国每年出版的有关世界现代史的新著多极了，我们必须及时了解学术动态，有选择地及时吸收，否则就会陷于“抱残守缺”的地步，更谈不上与世界各国学者相抗衡了。
    二对中青年同志的希望
    我这里所说的中青年同志，大体上是指45岁以下的同志，他们是学科发展的寄托人。当然不是说45岁以上的同志就老了，现在老年的标准由于人的寿命延长，恐怕得65岁以上的同志才有资格算作“老”吧。按现在的规定，60岁退休，我会建会初期的会员有不少人已经退休，最近几年内还要有一批人退休，所以说我们事业的希望在今天的中青年身上。我这些年到处讲，看一个学校一个系的水平高低，不能只看它有几个名牌教授，更要看它的接班人队伍质量如何。具体说，45岁以下教师队伍的数量和质量如何？假设说，一个系有两位70岁以上的“名牌大教授”，但严重缺乏接班人，那么这个系的“风光日子”就没有几天了。
    我希望中青年同志首先要“立志”。就是说要立志做教育家，而不是教书匠；立志做史学家，而不是史抄公。教育家以培育天下英才为己任，教书育人，传道授业，对工作极其认真负责。史学大师陈寅恪先生眼睛失明以后仍坚持每年授课，而且每遍授课都有新的内容，绝不与上次雷同。令人十分感动的是，每次上课前都让助手把基本史料念给他听，虽然他对这些史料已经都能背下来，但还是要再温习一遍。据王永兴先生告诉我，他在担任陈先生的助手时，一次上课前陈先生让他读《资治通鉴》中的一段材料，王先生只漏了一个字，就被陈先生听出来了，让他再读一遍，直到补上这个字，陈先生才满意了。这是何等认真负责的态度，值得我们好好地学习。做史学家，就是说研究成果要有创见，而不是人云亦云，东抄西抄。老一辈的成名学者都很重视“为文要有创见”，“发前人未发之覆”。自己写完了一篇文章，如果后来发现别人已经说过了，就一定把它作废，绝不再发表。近些年学术界有种不好的风气，就是追求数量，不注重质量。有人动不动就说自己已经发表了一百多篇文章，甚至二三百篇了。别的行我不敢说，世界史这行，在中国要写出上百篇的高质量文章，虽不敢说根本不可能，至少可以说可能性极小极小。一篇文章，如果50年后还有人参考，就很不错了。现在有些文章，当年看的人就很少，两三年以后就没有人知道了。
    第二，要勤奋。有成就的学者，没有一个不十分勤奋的。国学大师黄侃，天分很高，但他绝不自恃聪明，而是一生勤奋治学。他在临终前一天，因患胃溃疡穿孔，吐血数盆，但还圈点《唐文粹补编》两卷，并记日记。季羡林先生每天4点钟起床，看书写作到8点钟，四个钟点“雷打不动”，现在已经80多岁高龄，仍然如此。白寿彝先生组织领导编写几十卷本的《中国通史》时，已经70岁了，70岁还勇于开拓一个新的事业，这是何等的精神。白先生今年已经87岁了，还在继续看《中国通史》未完的稿件。总之，要有成就，就得勤奋，耍“小聪明”是绝对害人害己的。
    第三，要虚心。自满是退步的开始，小满足小退步，大满足大退步。在这次会议上，有两三位中青年同志的口气很大，动不动就用“全称肯定”或“全称否定”的语气讲话。不客气说，这是很危险的。已故著名语言学家王力先生在清华国学研究所读研究生时，赵元任先生在他毕业论文的某一段上批了6个字：“说有易，说无难”。确实如此。你说一件东西有，只要举出一两个例子来，就可以了，总之是“有”了，不过多寡而已。你说一件东西没有，你必须把“有”的一切可能都排除以后，才能说“无”。这次会上一两位青年同志所使用的“全称否定”的表达方式，太危险了。你读过的书还很有限，怎么能这么大的口气呢！颜之推说：“观天下书未遍，不得妄下雌黄。”真是至理名言啊！
    真正有成就的大学者，都是虚心的。前面讲到的国学大师黄侃平日论学，少所许可，“又喜于酒后漫骂，故人皆避之”（他的好友汪辟疆的话）。但黄侃又是很虚心的。他和刘师培本来是朋友，刘只比他大两岁。有一天刘对黄说：我家四世传经，没想到到我这里就要断了。（刘患肺病久治不愈）黄安慰刘说，你在北大教书，有这么多学生，哪会没有传人呢？刘说，他们都不配传我的经学。黄说，那么谁能继承你的学问呢？刘说，如果能有你这样的人就好了。黄侃听了以后十分高兴，第二天就向刘行拜师大礼（磕头）。黄侃只因为自己的经学不如刘师培，要向刘学经学，就从朋友关系改为师徒关系，向只比自己大两岁的人行拜师大礼，这是多么难得的好学精神，多么难得的谦虚精神！
    一些大学者写了文章后，一定要请人提意见，而且要听取自己学生的意见。据启功先生回忆，他的老师陈垣先生写了文章，要他提意见，而且非提出具体的修改意见不可。抗日战争时期，陈垣先生在家信中说，胡适、陈寅恪等都去了南方，现在写了文章再找不到这样的人提意见了，感到很苦恼（大意如此）。老先生是多么的虚心。
    三对老同志的希望
    这里说的老教师，是指60岁左右的同志。世界现代史是一门新兴学科，1949年以后在我国各大学才开始有，像我这样70岁的教师就很少了，所以60岁左右就可以算老教师。老教师的一项重要任务是培养中青年，发现人才并提拔人才。过去有成就的学者，不少人是这样做的。例如燕京大学的洪煨莲先生，他从1923年起执教燕京大学历史系，经他赏识和提拔的学生而后来成为著名历史学家的有齐思和、翁独健、周一良、聂崇岐等先生。再如顾颉刚先生，他一生提拔的人也很多。钱穆本来教中学，黩默无名。顾先生看到他写的《刘向歆父子年谱》，很欣赏，推荐《燕京学报》发表，后来又推荐钱穆到燕京大学任教。胡适对这篇著作也很欣赏，在《日记》中称之为“一大著作，见解与体例都好”。后来钱穆又到北大任教。童书业先生连中学文凭都没有，原是浙江省立图书馆的一名校对员。后来顾先生在《浙江省立图书馆馆刊》上看到童书业写的《评顾著尚书研究讲义第一册》等文章，认为是可造人才，便邀他到北京协助自己搞研究工作，食宿都在顾先生家里，每月还给童几十元的工资（顾自己付）。童之受知于顾，是他后来能成为历史学家的一个重要原因。总之，一个人如果能在一生中发现一些人才，并帮助他们成熟起来，那就是对社会做出了贡献，也是做教师的最大幸福。
    注释：
    [1]本文是齐世荣教授在“世纪之交的回顾与展望”学术讨论会暨中国世界现代史研究会第五届年会上的讲话，涉及世界现代史学科的发展、中青年应抱的治学态度以及教师的责任等问题，颇有价值。现征得本人同意，据录音整理发表，以飨读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