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坚持反倾向斗争的基本经验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邓小平进一步总结了几十年来特别是建国以来的党内思想斗争的经验教训，对在新时期如何正确开展两条战线的思想斗争，作了许多精辟的论述，丰富和发展了列宁和毛泽东关于两条战线的思想斗争的理论。这为我们今后做好思想工作，正确开展两条战线的思想斗争提供了丰富而宝贵的经验：
    1.从实际出发，实事求是地反对错误倾向，有“左”就反“左”，有右就反右，防止一种倾向掩盖另一种倾向
    要正确开展两条战线的思想斗争，一定要从实际出发，存在什么问题就解决什么问题。邓小平曾经指出：“黄克诚同志讲，有‘左’就反‘左’，有右就反右。我赞成他的意见。对‘左’对右，都要做具体分析。”[4]（P379）过去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 一些同志在反倾向斗争中，不从实际出发，不坚持实事求是的原则。一说反右倾，似乎到处都是右倾。这是一种形而上学的思想方法。正确的方法是一切从实际出发，实事求是，不要从“左”、右概念出发，不能把什么问题都往“左”、右倾上套，层层反下去，一直反到基层，搞什么上挂下联。即使在一个时期，从总体上来看某些倾向在某一段时间是主要的，但是在某些局部，这种倾向可能不是主要的，甚至没有这种倾向，或者是另外一种倾向。总之，要敢于从实际出发，善于实事求是地开展反倾向斗争。“文化大革命”的十年，党在反倾向斗争的方针上出现了严重失误，从而使两条战线的思想斗争出现严重挫折。反右派斗争严重扩大化；“大跃进”运动和农村人民公社化的轻率发动；“反右倾”斗争的错误开展；阶级斗争的扩大化和绝对化等等这些都值得我们作出沉痛反思。
    历史经验告诉我们，在党内发生错误倾向时，一个时期内往往有一种错误倾向是主要的。然而在反对一种主要倾向的时候，要注意另一种倾向的滋长。粉碎“四人帮”后，党内两条战线思想斗争的重点主要是反“左”，结果右的思潮泛起，资产阶级自由化发展成为一场政治风波。政治风波后，一些人又认为资产阶级自由化主要来自经济领域，又出现了“左”的思潮，对待改革举措主张凡是都应问一问姓“社”姓“资”，后来又变成了问一问姓“公”姓“私”。在这些重要历史关头，我们党高举邓小平理论的伟大旗帜，在着重反对“左”倾错误的同时，注意防止被掩盖着的右的思想的抬头，使党内两条战线的思想斗争沿着正确、健康的轨道前进。
    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在社会上，一时间出现了一股否定毛泽东思想和党的历史，否定党的领导和社会主义制度的思潮。与此同时，另外一些人以种种形式攻击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的路线、方针、政策，说是“违反了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是“复辟资本主义”，是“历史的大倒退”。针对这些情况，1979年3月30日， 在党的理论工作务虚会上，邓小平发表了《坚持四项基本原则》的重要讲话，他旗帜鲜明地提出“必须坚持四项基本原则。”他要求今后对来自“左”的和右的错误思潮进行深入批判。对于毛泽东思想和毛泽东本人，他说：毛泽东同志同任何别的人一样，也有他的缺点和错误。但是，在他的伟大的一生中的这些错误怎么能够同他对人民的不朽贡献相比呢？邓小平以高度的政治敏感性，提出实事求是地反对“左”的和右的错误倾向，正确看待毛泽东的功过是非和毛泽东思想的历史地位，一改过去我们党常犯的一种倾向掩盖另一种倾向的积弊，成为我们党反倾向斗争的楷模。1981年6 月，党的十一届六中全会通过了《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这个《决议》既对多年来的“左”倾错误和毛泽东晚年的错误作出了科学的分析，又坚决维护了党在长期斗争中形成的优良传统，维护了毛泽东思想的科学体系和毛泽东的历史地位，从而分清了是非，纠正了当时存在的“左”的和右的错误观点，在两条战线的思想斗争中坚持了实事求是，一切从实际出发的原则。1986年9 月党的十二届六中全会作出《关于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指导方针的决议》，针对这次会议上那种不赞成提“资产阶级自由化”的错误主张，邓小平明确指出，不管外国有没有这种提法，只要我国当前的确存在自由化思潮，决议就应该实事求是地指出，自由化本身就是资产阶级的，搞自由化就是要把我们引导到资本主义道路上去。由此可见，在反倾向斗争中，邓小平始终坚持实事求是的原则。
    纵观改革开放以来两条战线思想斗争的经验教训，在今后的反倾向斗争中，必须实事求是，有什么问题就解决什么问题，具体问题具体分析，并做到反右防“左”，反“左”防右，防止一种倾向掩盖另一种倾向。只有这样，才能在两条战线思想斗争中始终保持主动，不断克服错误倾向。
    2.坚持党内思想斗争的性质，坚持团结的目的
    要正确开展党内思想斗争，达到巩固、发展党的团结统一的目的，就必须坚持党内思想斗争的性质。党内矛盾是党内的是非问题，是同志间在为共产主义而奋斗的过程中发生的思想认识上的分歧和矛盾，不存在根本的利害冲突，属于思想意识范畴的斗争，是世界观的问题，不是敌我性质的矛盾。列宁认为，对党内的错误倾向，应该开展坚决的无情的思想斗争，“但是统一的党内这种思想斗争，不应该分裂组织，不应该破坏无产阶级的一致行动。这在我们党的实践上还是一个新原则，因此还要做很多工作来正确地实现这一原则”[5]（p348）。 毛泽东在延安整风运动中，在建国初期的整风和整党工作中，在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过程中，创造性地运用了这一原则，提出了“团结--批评--团结”的方针，这是正确开展两条战线思想斗争的基本方针。这个方针首先要求在进行思想原则性的斗争时，必须从团结的愿望出发。如果没有团结的愿望，无论是同“左”倾思想进行斗争，还是同右倾思想进行斗争，一斗势必斗乱，根本达不到团结的目的。从20世纪50年代后期起，由于对党内思想斗争的性质认识不清，没有严格划清党内思想斗争同党外阶级斗争的界限，从而在党内斗争问题上出现越来越严重的“左”的错误，一次又一次地把阶级斗争扩大化，把党内的斗争说成是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两大对抗阶级之间的斗争，甚至错误地认为党内存在一个资产阶级司令部，最后导致错误地发动了“文化大革命”，并为反革命集团利用，造成严重混乱、破坏和倒退，给党、国家和各族人民带来了严重灾难。我们应该从中吸取教训。在反对“左”的和右的错误思想的两条战线斗争中，多数历史时期我们坚持了正确的目的、方向，对犯错误的同志采取了“惩前毖后，治病救人”、“既弄清思想又团结同志”的方针。如1930年9月中共中央召开六届三中全会， 纠正了李立三的“左”倾冒险主义错误，后来李立三接受了党对他所犯错误的批评，认识和改正了错误，在党的第七次、第八次代表大会上继续被选为中央委员。在处理华国锋的问题上，中央也坚持党内思想斗争的性质，坚持团结的目的，中央认为华国锋在粉碎“四人帮”这件事上是有功劳的，但他推行“两个凡是”是错误的。中央政治局会议指出，华国锋犯“左”的错误和其他错误，但不要说是路线斗争或是路线错误。路线、路线错误、路线斗争等提法没有明确的科学含义，使用这些提法过去在党内造成很不好的后果，以后要尽量少用。因此，十一届六中全会继续选举华国锋为中央政治局常委，选举他做中央副主席。而且他至今仍是中央委员。1987年1月16日。中央政治局举行扩大会议， 对胡耀邦在对待资产阶级自由化问题上的失误进行了严肃的同志式的批评，同时也如实地肯定了他工作中的成绩，会议仍然保留他的中央政治局委员的职务。在这次反倾向斗争中，中央决定，对有代表性的人，报纸公开点名批评时，一限制为党内人物，二须中央批准，严禁扩大化，党外群众主要是受教育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