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大革命史（以下简称文革史）是当代中国史学的重要研究领域，研究这一问题，除了从文化大革命（以下简称文革）自身展开研究外，还可以借助于外域的视野。文革时期日本人的文革论便蕴含着丰富的信息，并透露出日本人的中国观，对此，不可不加以关注。
    一
    文革的发生及其进程，首先为敏感的日本媒体所密切关注，而在日本的媒体中，《朝日新闻》有关中国的报道内容丰富，数量惊人，条分缕析，社会影响极大。综观文革时期的《朝日新闻》报道，可概括为五个方面。
    （一）对文革的认识
    1966年开始的文化大革命，在当时的外国人眼中，是相当难以理解和相当复杂的。对于这一政治运动，日本媒体有各种观点、各种立场，其间有左倾也有右倾，而站在左的立场上评论的较多。当时的《朝日新闻》也基本上是这一倾向，如在文革的起因上，《朝日新闻》的评论提出了几点解释。
    1.在农村，中农开始扩大势力；在城市，有知识分子、高级技术人员等新的特殊阶层产生的倾向。
    2.中国领导人的平均年龄较大，在毛主席在世时，尽可能快些确立新的接班人和领导层。
    3.最近的国际问题，用马克思、列宁主义理论无法解决，中国尝试其他共产党国家没有走过的道路，将人们改造成适应社会的新型人。[1]
    文化大革命发动后不久，大批知名人士被定为反党、反社会主义的资产阶级分子，并受到批判和迫害。《朝日新闻》虽然也认为这些事件与“五七年的反右斗争可比相似”，但由于持文革是进步的文革观，总体上的论调是赞美文革，如1966年5月2日《朝日新闻》的社论《中国整风运动的背景》，称赞道“在文化大革命中，可以感觉到中国斗争高昂、意气奋发要想建立成为‘道德国家’”，文革中中共与苏联进行的论战，“是一场向世纪挑战的实验”。[2]
    随着文化大革命的深入展开及其兴衰，《朝日新闻》的评论也逐步发生变化。其变化轨迹为：赞美文革的发生→同情文革产生的混乱局面→对文革停滞不前焦虑不安→为提高中国形象对文革加以赞美→打倒“四人帮”后批判文革。尽管《朝日新闻》对文革的评论有其变化，但在“四人帮”被打倒前，整体上讲，该报对文革是给予了很高评价的。
    由于文革中许多干部被打倒，行政权力失灵，给生产、治安带来了严重的影响，中国面临极为严重的局面，就连《朝日新闻》也不得不承认：“文化大革命的进展方式，实在是急进了，只有毛泽东思想才是正确，不允许不同的看法存在，这对我们是难以接受的”，[3]并进一步提出“需要冷静地、多角度地观察”（中国）的意见。但是，对于混乱不清的文革，《朝日新闻》与其说开始用冷静的目光来审视，倒不如说对文革仍抱有很大的希望。“文化大革命在停滞不前，但不会一直这么下去的，中国作为国家也好，作为民族也好，为了实现现代化，需要一场类似西欧文艺复兴所具有的那种意义上的革命”。[4]
    如前所述，从总体而言，《朝日新闻》对文革始终是支持、赞美的。但是，对于在文革中发生的各种各样的事件，因接受和观察的深浅不同，《朝日新闻》的报道中既有表示期待和敬意的，也有表示反感和批判的。有时甚至是前后矛盾的。
    （二）对红卫兵运动的评论
    1966年5月，北京大学哲学系的聂元梓等人，贴出激烈批判学校当局的大字报，毛泽东高度评价了这一行动，指示要向全国广播，以此为契机，红卫兵运动兴起。随着文革的发展，红卫兵到处“破四旧、立四新”，对许多干部和知识分子进行人身迫害，相对立的组织之间武斗不断，各地陷于无政府状况，局面混乱。对于这种情况，连毛泽东也未能料及。在1966年10月25日中央工作会议上，他作了如下讲话：“……在极短的时间里，发展到这种程度，就连我也没有预料到，北京大学的大字报播放后，在全国引起这么大的反响，我给红卫兵的信还没有发出，全国的红卫兵就行动起来，要将你们都打倒，我这个人会引起这么大的灾难。”[5]（p363-364）在日本，对红卫兵运动的批判观点占多数，这是因为日本人对中国的传统文化和文物有一种尊敬和偏好的情绪。1967年7月28日，日本著名作家川端康成、石川淳、阿部公房、三岛由纪夫联名发表抗议声明：“中国的文化大革命实质是一场政治革命，对于滥用权力，恣意侵犯学问，艺术，作为艺术家，我们无法无视和沉默。”《朝日新闻》则认为，红卫兵背后有人操纵：“许多人认为中国共产党的年迈领导为了达到目的，并且是紧迫的目的，而在操纵纯真的年轻人，这种看法含有一定的真实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