蒋介石一生曾与中国共产党两次合作，并且取得了较好成效。第一次合作，将北伐战争推进到长江流域，推翻了一个半军阀，即一个吴佩孚和半个孙传芳。第二次合作，将日本帝国主义赶出中国，取得了抗日民族战争的伟大胜利。但是，两次国共合作最终都破裂了，其破裂的重要原因之一是蒋介石具有强烈的反共意识。即使在双方合作期间，蒋介石也从未放弃过对共产党的防范和限制，以致于引发许多严重矛盾和冲突。
    蒋介石早年是如何看待共产主义和共产党的，他的反共意识是什么时候形成又是如何演变的，对这一问题由于缺乏可靠史料，故了解和研究的甚少。近几年，苏共档案的公布、蒋介石“大溪档案”的开放利用，以及一些鲜为人知的蒋介石早年史料的发现，为这一问题的研究提供了可靠的根据。
    一
    蒋介石早年并不反共。长期以来，我们所能见到的早期材料是1921年3月5日蒋介石致孙中山的信，其中表示国民党应以“苏俄自强自立为师法”（注：毛思诚：《民国十五年以前之蒋介石先生》第6编，韬养时期，第68页。）。其他甚少有蒋介石关于苏俄和共产党的言行。1997年2月，台湾宣布蒋介石“大溪档案”（注：1949年蒋介石个人档案由大陆移往台湾后，最初收藏于桃园县大溪镇头寮，1979年再移台北阳明山阳明书屋。人们称这批档案为“大溪档案”。1997年开放后，台湾方面定名为“蒋中正总统档案”。）解密，并允许查阅利用。笔者发现有一件1923年8月5日蒋介石亲笔手书《致苏俄党政负责人意见书》，文中指出：“苏俄为吾中国唯一之同志，中国革命之成败，自与苏俄有密切之关系。”“时至今日，帝国资本主义之压迫，更甚于前。中俄两国主义之密切，其成败利害，实有存亡与共之关系。”“苏俄与中国关系之密切，非他可比。”意见书并称苏俄之负责人为其“素所仰慕之同志”（注：见《蒋中正总统档案》中《蒋总统筹笔》，国史馆藏，台北。），这恰恰印证了蒋介石于1956年在台湾撰写的《苏俄在中国》一书记述的：“在我未往苏俄之前，乃是十分相信俄共对我们国民革命的援助，是出于平等待我的至诚，而绝无私心恶意的。”（注：《总统蒋公思想言论总集》卷9，台北版，第31页。）有这一思想基础，蒋介石才能够接受孙中山的委任，率“孙逸仙博士代表团”，并有中国共产党成员参与，赴苏俄进行考察。
    蒋介石去苏俄访问期间，在与苏共领导人员的会见中，在递交苏方的各种文件中，都流露了许多赞扬苏共、共产主义的言论，以及深切期盼苏联援助中国革命的军事、政治要求。1994年俄国公布并出版的联共、共产国际档案，提供了这方面的珍贵史料。如，1923年9月7日，蒋介石在与苏共（布）中央委员会书记鲁祖塔克的会见中称：“国民党一向认为苏联共产党是其胞姐。现在，代表团想听到关于俄国革命所经历的重要阶段、革命时期犯过的错误、共产党在革命发展中的作用与意义等情况，因为俄国革命的教训能使国民党在中国的工作获益匪浅。”（注：李玉贞译：《联共、共产国际与中国》（1920-1925）第1卷，台北东大图书公司1997年初版，第232页。）
    11月26日，孙逸仙博士代表团参加了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的会议，蒋介石在会上发言说，“我们认为，世界革命的基地在俄国”，“世界革命的中心莫斯科”，“中国的革命政党国民党是世界革命的组成部分。共产国际代表着全世界无产阶级的利益，还担负着领导革命运动的任务”。他说：“国民党设想，由俄国、德国（当然是在德国革命成功之后）和中国（中国革命成功之后）共建三大国同盟，以抗衡世界资本主义势力。……我们就可能推翻全世界的资本主义制度。”“待过上3-5年中国国民革命第一阶段结束，我们就会凯歌高奏。只要一胜利，我们就开始第二阶段，开始宣传共产主义的口号。我们认为，至那时，中国人民势将顺利实行共产主义。”（注：《有国民党代表团参加的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会议速记记录》（1923年1月26日），同上书，第270-272页。）因此，“中国的国民革命党人……他们必须在反帝运动中同苏俄合作”（注：《国民党代表团关于中国国民运动和党内状况的书面报告》（不晚于1923年10月18日），同上书，第247页。）。
    虽然蒋介石理解的共产主义与共产党人的看法并不一致，且认为“我们现在还不能开始进行无产阶级革命”，“如果我们今天使用共产主义的口号，这就可能招致小农和小资产阶级的误解”（注：《国民党代表团关于中国国民运动和党内状况的书面报告》（不晚于1923年10月18日），同上书，第271页。）。但是，从蒋介石在访苏期间所发表的一系列言论，明显地看出他对苏共、共产国际的友好态度与革命期望。
    蒋介石1923年12月访苏归国之后，他对苏俄和共产国际的态度来了个一百八十度的大转弯。他开始反对孙中山的联俄联共政策。他回到中国，向孙中山呈递一份《游俄报告书》。这个报告书，至今未公开发表过，台湾学者也未见过这个材料。蒋介石在《苏俄在中国》一书中曾说：“我在报告书里，陈述此次考察所得的印象，并向国父面陈我对于国共合作的意见。十三年（即1924年）3月14日由奉化致廖仲恺先生函，也把我的意见坦率说明，并将这一函件，同时抄送各常务委员，以补充我游俄报告书的意见。“（注：《总统蒋公思想言论总集》卷9，台北版，第30页。）蒋介石去世之后，蒋经国写了一本《沉思于慈湖之畔》的小册子，也直言不讳地说：“父亲在上国父游俄报告书中说：‘在这三个月的期间……更认识了苏维埃政治制度，乃是专制和恐怖的组织，与我们中国国民党的三民主义的政治制度，是根本不能相容的’。”
    蒋介石反对联俄、联共的思想，更多地流露在访苏归来不久1924年3月14日写给廖仲恺的信中。他说，“以弟观察俄党殊无诚意可言”，俄党对中国之唯一方针，乃在造成中国共产党为其正统，决不信吾党可与之始终合作，以互策成功者也”。他说，苏俄“对中国之政策，在满蒙回藏诸部，皆为其苏维埃之一，而对中国本部，未始无染指之意”，“彼之所谓国际主义与世界革命者，皆不外凯撒之帝国主义，不过改易名称，使人迷惑于其间而已”。他说：“俄与英、法、美、日者，以弟视之，其利于本国，而损害他国之心，直五十步与百步之分耳。”他说：“中国人只崇拜外人，而抹杀本国人之人格，如中国共产党员之在俄者，但骂他人为美奴、英奴与日奴，而不知其本身已完全成为一俄奴矣。”说廖仲恺“如仍以弟言为不足信，而毫不省察，则将来恐亦不免堕落耳”（注：蒋介石：《复廖仲恺书》（1924年3月14日）。见蒋介石：《自反录》第1集卷3。）
    蒋介石去苏俄考察前后，思想上何以发生如此大的落差？我认为：
    第一，蒋介石对俄国革命，本来就没有明确认识，只是有那么一点懵懵懂懂的好感，认为应该“师法”俄国。虽然他在俄国对苏共和共产国际讲了不少赞词，甚至在一些参观活动中表现情绪激奋，可是他对共产主义和俄国式革命并无深刻理解，更不能说他对此有何坚定信念。世界观之不同，是根本的差异。他被苏俄在帝国主义包围下所面临的各种困难和危机所吓倒。他对苏联所实行的无产阶级专政和对富农等敌对势力的镇压政策，格格不入。因此，蒋介石回国后对俄国政治持否定态度，并不奇怪。
    第二，孙中山委派蒋介石率团访苏，主要目的是寻求苏俄对中国革命的帮助和支持，特别希望能在苏俄的援助下，实施在我国西北和北方地区的军事计划（注：《巴兰诺夫斯基关于国民党代表团会见斯克梁斯基和加米涅夫的书面报告》（1923年9月10日），同⑤书，第234～236页。）。譬如，孙中山希望在蒙古南部建立一支军事力量，并由该处进攻北洋军阀控制的直隶和北京。这一建议触动了苏俄敏感的政治神经。苏俄一向企图染指蒙古地区，岂能让孙中山在此处发展军事力量，故苏方迟迟不予答复，导致蒋介石十分恼火，“大发雷霆”，认为苏俄“完全藐视他”，“要抛弃他们”（注：《契切林致季诺维也夫的信》（1923年11月1日），同⑤书，第253页。）。“蒋介石由于心情焦躁和过度劳累，再次要求送他住两个星期疗养院”（注：《巴兰诺夫斯基关于国民党代表团会见托洛斯基的书面报告》（1923年9月10日），同⑤书，第257页。）。加拉罕曾说：“要在这里对孙中山大本营的参谋长（按指蒋），多加安抚。”（注：《契切林致季诺维也夫的信》（1923年11月1日），同⑤书，第253页。）苏俄最终未能同意孙中山的军事计划。11月27日，托洛斯基会见孙逸仙博士考察团时，建议“国民党应立即坚决果断改变其政治方向。现在应集中力量做政治工作，按照需要把军事活动减少到最低限度”。“孙中山与国民党要尽快放弃军事冒险，集中精力去做中国的政治工作”（注：《巴兰诺夫斯基关于国民党代表团会见托洛斯基的书面报告》（1923年11月27日），同⑤书，第278页。）。苏俄否定孙逸仙博士代表团访苏的最实质的要求，不能不对蒋介石对俄国的态度投入严重阴影。
    可是，孙中山为完成北伐统一中国的大业，正积极谋求与苏俄、中共合作，改组国民党，组建革命武装，因而没有接受蒋介石在《游俄报告书》中所表示的反对意见，并明确批驳了蒋介石的看法。蒋介石在《苏俄在中国》一书中说：“我回到广州报告之后，国父认为我对于中俄将来的关系，未免顾虑过甚，更不适于当时革命现实的环境……故仍坚持其联俄容共的决策。”（注：《总统蒋公思想言论总集》卷9，台北版，第32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