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批判否定观
    与以上文革赞美论相反，站在反对的立场上猛烈批评文革和毛泽东路线的人也不少。
    据称在研究现代中国问题上有很深造诣的中岛岭雄，一贯是以挑剔的眼光来观察中国、研究中国。他写了许多有关文革的论文。按照他的观点，文化革命是“政治内战化的权力斗争”，他认为文革是“党内发生了激烈的政策争论，在今天的中国共产党的权力结构下，政治争论转化为领导权斗争、政治斗争”。他的主要观点就是，以毛泽东、刘少奇为二个顶点的最高层的二个权力派别产生对立，而这种对立扩散到整个党内，不久又扩展到党外，在全国范围内展开了斗争，这就是文革。关于文革的起因，中岛岭雄认为，这既不是美国封锁中国政策造成的，也不是苏联对华态度造成的，而是“作为中国内在的必然性发生的”。
    同样将文革作为权力斗争来分析的各务寮一不像中雄的论调那么激烈，他把文革看作是强硬派和批判派的正面冲突。
    各务寮一要人们回顾自1966年4月8日《解放军报》提出“社会主义文化革命”到4个月后在天安门广场举行“庆祝文化革命集会”的过程，提醒人们注意在文革中受到批判的180多人中的大部分是“1930年代，刘少奇、彭真在国民党统治的‘白区’开展地下活动时吸收入党的青年知识分子学生们。他们与刘少奇、彭真的关系极为密切”。各务认为，因为大跃进的失败，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层分裂为毛泽东等强硬派和反毛泽东的批评派，为此，1958年以来没有召开党代会（按规定一年开一次），至1962年十中全会以前，4年间都没有召开全会，造成了党中央组织的形式化。各务进一步认定，1957年中期，“百家争鸣，百花齐放”，党意想不到人民和知识分子会对共产党有那么激烈的批评，以此为契机，“人民内部矛盾”的温和的想法从毛泽东思想中消失，中国变质为对内对外路线的僵硬化、政治上的民主退步，极端神化毛泽东的个人崇拜等为特征的“毛泽东主义”。各务称这些症状与斯大林主义有着类似性。[28]
    在大体上看法相同的知识分子中还可以举出佐藤慎一郎，他的观点是：1.文革的本质是“权力内部的领导权斗争”；2.毛泽东思想的阶级化是“农本主义的小资产阶级急进主义”；3.毛的理想化的人民公社因其观念上的问题，最终只能通过毛泽东的神化和对民主主义的排斥，成了“枪杆子下的人民公社”；4.从“不同意见者”即是“阶级敌人”这一点来说，毛的体制几乎就是“中国版的斯大林主义”。[29]
    在批评文革的阵营中，日共是一支强大的力量。作为同是马克思、列宁主义政党，并曾与中共有过密切关系的日本共产党，文革后与中国共产党断绝了关系。两党的主要对立点是，日共认为在“反帝反美国际统一战线”里应包括苏联共产党，而毛泽东--中国共产党认为既要反美也要反苏，建立反美反苏国际统一战线。焦点就在反美国际统一战线中，是否要加上反苏。[30]日共对毛泽东和文革进行了猛烈地攻击，对红卫兵这个党外民众组织攻击、破坏党的组织，也表示出极其愤慨，“所谓红卫兵的‘新文化’是中世纪封建‘野蛮和粗野’的复活和横行”。[30]（p117）
    反对文革和毛泽东的马克思主义研究者，追溯历史，对中共“错误”的来源进行探讨。高桥勇治、米沢秀夫编著《文化大革命和毛泽东思想》，代表了这批人的观点。高桥认为：“文革混乱的根源”在于人民公社、大跃进政策，“从出发点就犯了错误”。他批评文革道：“文革的思想总体上说，属于小资产阶级急进主义范畴，特别在文革初期，是极左机会主义者们的天下，主观主义、极端的精神主义和狂热性支配着他们的头脑。”[31]（p192）
    米沢秀夫从马克思、列宁主义立场分析，认为领导文革的毛林派的目的是：“解散旧党，组织新党，这显然是列宁所批判的解党主义。”[31]（p123）
    除了如上用马克思主义立场观点来批判文革的人之外，日本学者中，也有亲台敌视中共的人。这些人攻击毛泽东和文革。如佐藤慎一郎提到中国的几次政治运动，说这些政治运动都是“毛泽东为了实现自己的私欲，运用权力进行的”，“把憎恶的哲学、斗争理论带进中国大陆的就是毛泽东”。[32]（p10）关于文革，佐藤慎一郎抨击道，文革“否定历史、抹杀传统、企图创造出虚无的文化的幻想”，“其最大的目的是彻底消除对毛泽东思想的怀疑，以拥护其绝对性，文革就是这样的运动。”[32]（p30）
    （四）有理解的批判论
    此派观点处于赞美与否定之中，即对文革的观念加以赞美，对某些现象又持批评态度。如菊池昌典在文章中写道：“文化大革命中的中国，毛泽东思想的宣传活动和毛泽东的个人崇拜活动，在规模上和彻底性方面是斯大林时代所无法比拟的。”[33]对于中国孤立于国际，他讽刺道：“中国一点也不认为这种孤立是自己招至的结果，他们学习列宁，将这种在国际社会中值得恐惧的孤立称为‘光荣的孤立’，丝毫不怀疑自己这种路线的正确性。”[34]但对文革的理想，菊池却视为是苏联忘掉的“前所未有的大实验”。他说：从现象来看，毛泽东和斯大林有类似的东西，但“将文化大革命的过程与苏联的社会主义建设时期相比较，毛泽东时代和斯大林时代与其说相类似，毋宁说存在根本差异，两者具有完全相反的方向和信念”。表现在：1.肃反的理论和内容不同；2.社会主义阶级斗争观不同；3.斯大林是物质万能论，缺乏人民公社思想。[35]
    具有同一倾向，但对毛泽东和文革批评更多些的是坂本义和，他把文革看作是禁欲性的人类改造，怀疑“这种近似于清教徒的人类改造是否会成功”。但对于中国孤独的关闭自守状态，版本义和却相信是苏美对其“封锁”造成的结果。因为“中国在国际政治方面，长期是受害者”，“不仅美国的政策压制中国，就连在中苏关系中，苏联牺牲中国的情况也很多”。[36]对中国所处的国际环境，坂本表示出同情之心。
    也有一些学者虽然亦接近于将文革看作是权力斗争，但对毛泽东提出的文革理念表示一定程度的理解，同情毛泽东所处的立场。例如，葳居良造认为：“文革并不是将党本身作为问题对待，而是党内领导权的争夺，是毛泽东在党内被孤立为少数派，失去领导权所进行的反击。”他认为：“毛、林的反击，革命意图不是否定党，相反地是想恢复党的威信、确立革命纪律，但现实上却成了向党挑战，结果是向与其意图相反的方向发展，可以说，为了革命极大地损害了党的威信，使牢固的党组织处于崩溃的危机。”[37]（p60）那么，毛泽东为什么会发动文革呢？林彪事件后，在桑原寿二、石川忠雄、中岛岭雄等13名学者所举行的关于中国问题的座谈会上，葳居是这样分析的：“虽然打倒了资产阶级的政权，建立了中共政权，但遗留下来的问题很多，无法建设社会主义。既有其他政党的存在，也遗留民族资本家，这与真正的社会主义相差太大，有必要清理这些问题。事实上，是存在着资本主义的要素，存在着资本主义复活的危险。毛泽东自然认为不消灭这些是很危险，所以毛泽东要推翻成为温床的腐败的党的机构，打倒堕落的党的官僚。”[38]（p60）总之，葳居认为文革是社会主义社会里的社会主义革命，在反官僚主义方面有积极意义。
    桑原寿二的看法也基本类似，即认为文革是权力斗争，但他又认为，文革“背后显示个人革命家毛泽东对革命的执著！”“文革是毛泽东对中国的社会制度的挑战，对中国旧制度、旧体制的挑战”。对于毛泽东的这种“作为中国未曾有过的、野心般的挑战”，桑原给予了较高的评价。但是，毛泽东为什么进行这种野心般的挑战呢？据桑原分析，毛泽东曾对中国进行两次大的挑战。第一次是人民公社革命，这是对妨碍共产主义革命的中国固有传统的社会制度的挑战，即把传统的社会制度彻底解体的所谓“社会革命”。但是，这种为完成共产主义革命所尝试的人民公社的社会革命，碰到中国“很厚的墙壁”而失败了。为此，作为完成共产主义革命的先决条件，毛泽东认为在社会革命之前，有必要先进行意识形态革命。所以，文革是“通过反省人民公社的失败，为了到达理想世界而再次进行的挑战”。[39]（p33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