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理念变质论
    以上论及的主要是文革时期的争议。随着文革的事态明朗化，特别是在中国否定文革后，日本人的中国研究出现了新的动向，即为了把握文革后的中国而重新研究文革。加加美光行编著的《现代中国的挫折--文化大革命的省察Ⅰ》和《现代中国的去向--文化大革命的省察Ⅱ》就是在这一动向中出现的论文集。据此书作者所言，他们的目的在于：“在彻底否定文化大革命昨天的浪潮中，许多研究中国的学者被文革带来的悲惨现实所吸引，以致于陷入将文革时期中国和现在的邓小平中国分开，不连贯地看待的倾向，无视文革对今日新生中国的各种各样的影响，对此，我们提出一定的异议。”[40]（p1）他们在考察文革时，将重点放在分析其思想史的意义上，还进行了实地调查和实证研究，采用了政治学、社会学、民族学等手法，他们的研究结论是：美好的理念在文革进程中变质，带来了悲惨的结果。
    例如，加加美光行指出：“在文革当中，有不少真诚的人出于对文革的理念是诚心诚意信服。为了批判和改革中国的现状而投身运动。事实上，当时中国的现状不是没有值得批判和革新的各类矛盾。”[41]（p4）因此，文革的理念不是那种可以单纯地作为“虚伪”的东西来处理。这是因为它“超过了提出理念的人们的预料，从根基上动摇了中国的政治、社会，使中国发生了巨大的变化”。[41]（前言）
    渡边一卫认为，从“上海人民公社”宣告成立之际起，文革的理念开始变样，那以后的“革命”已经变得不纯了。这是因为：“无论高举怎样的理想旗帜，其背后都可以清楚地看到背叛理想的现实。只不过在那里强调了对毛泽东的个人崇拜，最后动用了军队的暴力统治而已。”[42]（p79）
    按照理念变质论者所作的分析，文革的理念在文革进行过程中之所以脱离了原点，那是因为“理念构成的本身存在着原理上的缺陷”。即文革的原点理念是由经验革命论和“人民公社国家论”构成的。其原理基本上是对敌的武装斗争和对友的互相帮助，可以把这两种实践看作是被相互区别开的二元化的东西。但是，文革“在实践中维持区别这二元化的东西，从原理上看是困难”，而且“这种困难从一开始就存在于原点理念中，通过实践被暴露出来”。
    三
    文革时期日本知识界对中国文革的研究，可归纳为四个角度。
    （一）从历史的角度研究文革
    现代中国的社会主义体系是破坏中国传统的外国思想的征服。这一体系尽管含有一部分外国的模式，本质却是传统上的统治型的再生。贝冢茂树和野村浩一就是这一种意见的代表。贝冢茂树从各个方面试图将文革定位在中国的历史、社会、文化等的传统中。他认为，不管中共领导人是否自己意识到，在他们的著作或发言时，总可以找到儒教理论。[42]（p17）野村浩一则主张，不管意识形态有着怎么样的主义，文革是“真实存在中国历史体质里的革命”。[43]（p11-19）
    （二）从比较共产主义的角度研究文革
    建国初期，由于中国在建设国家方面采用了苏联模式，追求国内统一性，日本的学术界就将中国纳入整体主义模式来看待，这个整体主义模式的概念常常被日本学术界作为规定中国政治体系的形容词来用。但是，尽管常常使用整体主义理论，而全面分析中国的“整体主义”的著作，却至今没人写出。若想用这一理论来解释中国的现实，是有困难的。因为模式和中国的现实之间存在太多不一致的地方。特别是经过中苏争论进入文革时期后，人们对整体主义理念的基本点越来越怀疑。取而代之的社会主义体系相互间的比较分析引起研究中国政治学者的关注。文革时期，无论是文革的赞美派还是否定派，都常用到“比较社会主义”的手法，而比较主要是在中国和苏联之间进行。但是同样是比较，日本的文革赞美派和否定派却得出完全相反的结论，由此显示了这种方法的局限性。
    （三）从社会革命的角度研究文革
    这种研究手法可以在藏居良造的论文中找到。他在论文中写道，中国与1949年以前的无秩序的社会诀别，世界人口五分之一的中国人为了生产建设被动员起来，实现了新的政治的、社会的、经济的体制，那么，为什么中国要“通过革命来变化”呢？藏居良造认为，其原因就在于中国的社会主义革命还未完成，所以就必须发动文革这一社会主义社会的社会革命。[44]（p3）
    （四）从循环变动的角度研究文革
    这一派的学者将文革时期中国的政治过程分为“稳步”和“急进”这两个循环周期。卫藤瀋吉、冈部达味在其论文中论述道：“中华人民共和国在毛泽东指导下，自1949年建国以来，重复着稳步和急进的试行错误，但这种稳步和急进的重复并不是图表可以用列出的那样，分为这段时间是稳步，那一段时间是急进，而是在急进政策中有稳步的因素，在稳步政策中也存在急进的因素。另外，政策重要的幅度有大有小。”[45]（p61）按照他们的划分，大体上可以划分为：1949年建国初期为第一次的稳步；从1950年起，面临朝鲜战争和镇压反革命运动等，变为急进（第一次急进），经过1952年土地政策和1953年的朝鲜战争停战，开始变为第二次稳步，1958年“大跃进”政策又使中国从稳步变为急进（第二次急进）；1958年12月武昌会议（中共八届六中全会）后，“大跃进”政策逐渐被修正，1961年前后不知不觉地进入第三次稳步阶段；1965年以后的文革又开始了根本性的转变，进入第三次急进时期。[45]（p61-88）就这样，卫藤和冈部将中国以建国至60年代末划分为“稳步--急进”的三个循环周期。
    以这种变动的循环或波动来把握中国政治过程的学者在日本并不多，文革后，中雄也试图从这个角度来说明中国的政治过程，他认为，中国的政治过程“大体间隔4-6年时间，重复着‘稳步’和‘急进’的循环周期，同时其政治力不断增强，达到文化大革命这一极限状况。1975年1月以建设‘四个现代化’为契机，进入了历史性的转型期，直至今天”。[46]（p64-65）
    考察日本人的文革论，可概括为两个特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