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7年，红卫兵运动走进了死胡同，四处碰壁，尽管事态已经非常明了，《朝日新闻》还是将红卫兵运动的功过五五分：“红卫兵运动也有好的一面，一是，达到了考察中共要人对毛主席及毛泽东思想的忠诚之心的效果；二是，对掌握权力的党和政府中官僚主义进行了批判。官僚主义是社会主义制度根深蒂固（的东西）。从这两点上看，有进步意义。但是，红卫兵运动对中国政权来说最大的负面，是破坏了中国共产党的权威和机构。”[4]这种功过对半的评论，代表了日本左翼人士的流行观点。
    （三）对林彪事件的评论
    文革后期，中国的国际地位发生了很大的变化，1970年11月20日，在联合国大会上，阿尔巴尼亚等18个国家，提出“请进中国，赶走台湾”的议案，获得过半数的支持；另一方面，中国的外交活动也空前活跃，显示出回归国际舞台的积极态度。《朝日新闻》支持中国的这一立场，严厉指责第二次世界大战后一直追随美国亲台反华的日本政府“不仅违背了国家利益，而且无视大多数国民声音”，并努力促进中日邦交。
    正是由于上述立场，《朝日新闻》在有关中国的报道上“即使有负面的东西，也要闭上眼睛，只报道正面的东西”。[6]（p14）对于“林彪事件”的报道就是一个典型的例子，林彪叛逃死于蒙古后，中国并没有马上公开真相，整个事件在很长的一段时间内不为人所知。然而，事情虽未公开，蛛丝马迹毕竟可察。国际上因此传言纷纷。《朝日新闻》却坚决否定这一事件，继续刊载驻北京特派员的来电：“在香港一部分右派报刊上登载对林彪副主席出事的谣言，笔者在深圳海关，首先映入眼的是休息室内挂着毛主席和林副主席站在一起的巨幅彩照片……称中国局势一夜之间发生剧变，进入彻底否定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成果的时代，是大错误的说法。”[7]
    林彪事件明朗后，《朝日新闻》迟了近一年方登出有关此事的社论。但是，社论的角度仍然不是批评文革而是肯定文革，并在此基础上评价中国的进步：“说是发生了林彪事件、老干部复职重新出来工作，就否定文化革命的历史意义，这是大错特错的……例如，文革的目标之一教育改革，采用让工人、农民管理学校的新方式，尝试从工农兵中选拔大学生，毕业后再回到生产第一线，缩短学习时间以及学习与生产劳动相结合等等，这都是文革的成果。”[8]事实上，文革模式的教育改革带来的是教育的荒废、教育质量的低下。日本媒体如此评价文革的成果，其缘由在于对文革不加分析研究，照搬照抄中国的宣传文章。
    （四）对审判“四人帮”的评论
    1980年11月20日下午，中国公开审判“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第二天《朝日新闻》发表了题为《审判四人帮是对文革的判决吗？》的社论。社论写道：“为了改变历史潮流，在闭关自守的社会里煽动民众的斗志，把民众引向歧途，就像文化大革命那样，这种强行的方法只会造成牺牲者，不会有成果。”社论结尾写道：“文革给予中国的伤害太深了，数百万失业者徘徊在街头，发生像知青爆炸北京车站那样的悲剧，中国要建设现代化，需要社会的安定，不能再发生像文革那样使国内四分五裂的事情了。最重要的是，不为一派的一己利益，要站在十亿民众的立场上，对过去做一个彻底的结算和判决。”[9]
    就这样，曾经高度评价过文革的《朝日新闻》，通过中国对“四人帮”的审判，开始重新看待和批判文革。但是，《朝日新闻》仍然不改旧有风格，依然按照中国方面的报道和宣传口径，对中国国内的政局进行报道和评论。文革时期，除《朝日新闻》外，采用相同报道姿态的还有好几家新闻报社。这样一种报道立场，不免受到日本国内学者的严厉批评。如三好修的题为《新闻就这样屈服于北京了》的文章认为，《朝日新闻》为得到向北京派遣特派员的允可，自觉或不自觉地照北京所说的来写评论。[10]卫藤瀋吉的《中国报道：日本和世界的报刊》，则以林彪事件为例，将日本的新闻报道与外国通讯社的报道进行比较，批评日本报社的随意性。[11]
    那么，为什么在文革时期，《朝日新闻》会采取如此立场？其原因与当时中日两国的形势相关：1.在日本国内，由于安保斗争的挫折，希望文革获得成功的左倾思潮占有一定市场；2.伴随着高速发展带来严重的公害问题，不曾被怀疑过的当作价值基准的“现代合理主义”受到质疑，在这种思想背景下，不少人想从文革和毛泽东思想中找到新的东西；3.由于日本与中国有悠久的文化交流，许多日本人对中国人怀有亲近感和同情心。此外，越南战争的泥沼化，中美接触，中日邦交正常化等等也是其中的原因。
    但是，最根本的原因还在于《朝日新闻》的中国报道的方针，毫无疑问，中日邦交正常化是战后日本外交的最重要课题，当时的《朝日新闻》的首脑们以促进中日邦交正常化为自己的使命，以至于在报道中国时“即便有负面的东西也要闭着眼睛，只报道正面的东西”。当时的《朝日新闻》的报道方针采取一种双重标准，“对中、苏、北朝鲜等社会主义国家比较温和，而对美国、韩国等资本主义国家较为严厉，对日本在野党，特别是对社会党比较宽容，对执政党自民党严厉”。[12]（p131）阅读文革时期的《朝日新闻》，让人无法不感受到这样一种政治情感，其报道中，对文革的期待和支持，对红卫兵运动破坏作用的低姿态报道，就是突出的例子。
    （五）对中日关系的观点
    自1972年起，日本人对中国的感情，从“讨厌”开始向“喜欢”转化，而这种情感的变化，与中日邦交正常化的进程密切相关。田中首相决定访华的8月份，喜欢首先超过了讨厌，9月25日至30日，田中首相访华并实现了中日邦交正常化，10月份的舆论调查结果表明，“喜欢”比“讨厌”的比例更大了。
    赞成与中国恢复邦交的社会舆论，可以追溯到日本和台湾缔结和平条约的1952年，当时就有5成以上统计数字赞成与中国恢复邦交。由此可见，赞成派还是有相当的民众基础。但是，有趣的是，如果与中国恢复邦交，就必须与台湾断绝外交关系。那么日本人是如何看待这个问题呢？请看1970年朝日新闻进行的社会舆论调查，所得出的对照性的二个结果：
    “日本与台湾国民党政府有建交，与中国还没有建交，你认为日本应该正式与中国建交吗？或者不认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