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是对党的代表大会作了类似人民代表大会那样的代表常任制的规定。分别规定全国代表大会、省（自治区、直辖市）代表大会、县（市）代表大会每届任期五年、三年、二年，均须每年开会一次。但实际上后来只有全国代表大会在1958年5月开了第二次会议即“八大二次会议”，以后再没开第三次、第四次、第五次了，以后历届党章也再没规定常任制。中共十二大召开时曾考虑恢复常任制，但因实际上并无必要，故仍未恢复常任制。因为党的代表大会毕竟不象人民代表大会那样，每年都有年度性计划及预算、决算等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方面的内容需讨论、制订、落实。党的代表大会只是大政方针的制订，它是相对稳定的，没有必要也很难每年都开会，故没有必要实行类似人大、政协那样的常任制。
    二是中共八大党章中没有提“毛泽东思想”，在总纲和条文中都未提。这是党中央根据毛泽东本人多次提出和坚持的意见而集体作出的决定。早在“八大”召开以前，毛泽东自己已多次在中央文件和有关文件上删去“毛泽东思想”字样，并指示今后不要再用“毛泽东思想”这个提法。他表示，马列是总店，我们只是分支，不应将“毛泽东思想”与马克思列宁主义并提，而坚持用“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与中国革命实践之统一的思想”的提法。可见，八大党章未提“毛泽东思想”，是毛泽东本人多年来一贯坚持的主张，而决非“砍旗”。所谓八大“砍旗”的问题，纯属“四人帮”强加给刘少奇、邓小平等同志的罪名。
    第五部党章是1969年4月中共九大通过的，这是在“文化大革命”高潮、左倾错误严重泛滥、个人崇拜狂热、全国大动乱的情况下制订的一部党章。“文化大革命”中的左倾错误在党章中体现得十分明显，换言之，“文化大革命”中的左倾错误这时以党的根本大法的形式给予了肯定。
    党章对党的理论基础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作了歪曲的阐述。在“总纲”部分，对党的性质、党的指导思想、党的历史、党的社会主义历史阶段的基本路线等问题，都是按照“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来表述的。如突出党是“对于阶级敌人进行战斗的”组织；强调“毛泽东思想是在帝国主义走向全面崩溃、社会主义走向全世界胜利时代的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在“反对帝国主义、反对现代修正主义、反对各国反动派的伟大斗争中”，“把马克思列宁主义提高到一个崭新的阶段”；在整个社会主义历史阶段都存在着阶级、阶级矛盾和阶级斗争，存在着社会主义同资本主义两条道路的斗争，存在着资本主义复辟的危险性，存在着帝国主义和现代修正主义颠覆和侵略的威胁。“这些矛盾，只能靠马克思主义的不断革命的理论和实践来解决”；“文化大革命”就是为解决这些矛盾而开展的“无产阶级反对资产阶级和一切剥削阶级的政治大革命。”这些论述都鲜明体现了浓厚的“以阶级斗争为纲”的色彩。特别是党章完全违背民主集中制的组织原则，把林彪作为毛泽东的接班人写进了总纲，这在中国共产党的历史上直至全世界无产阶级政党的历史上都是罕见的。
    关于“党员”一章，“九大”党章写得十分简单。如七大党章写了十三条，八大党章写了十八条，而九大党章只写了四条。它对于八大党章中规定的党员必须维护党的团结、统一，执行党的政策和决议，严格遵纪守法，遵守共产主义道德，对党忠诚老实，工作中起模范作用，保守党和国家的机密等义务都置之不顾，而对于八大党章规定的党员的七项权利，以及不尊重党员权利的要批评教育，侵害党员的权利是违反党的纪律要给予纪律处分等规定，则一律删去。仅仅在第五条民主集中制问题上提一下党员有批评和建议权、有保留意见权和越级报告权。“九大”党章还废除我党实行了20多年的关于党员预备期的规定，为林彪和“四人帮”搞“突击入党”、“突击提干”提供了方便。
    九大党章集中反映了“文化大革命”对党的组织制度的破坏，是党的建设史上的一次大倒退，谈不上有任何积极作用，而其消极影响和不良后果却是显而易见的。
    第六部党章是1973年8月中共十大通过的。如同十大继续了九大的错误一样，十大的党章也基本上把九大党章中的严重错误沿袭下来。党章总纲虽根据毛泽东本人的意见，对毛泽东的个人崇拜有所降温，也由于林彪已于1971年9月叛逃时机毁人亡而很自然地将林彪作为毛泽东接班人的有关文字全部删去。但由于毛泽东仍在全局上坚持“文化大革命”的左倾错误，所以十大党章仍肯定了毛泽东关于“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这一错误理论，而且在提法上比九大党章更完整、更明确了。尽管林彪及其一伙的叛逃，已在客观上宣告了“文化大革命”的破产，但十大党章却仍将这种已给全国人民带来严重灾难的“文化大革命”，称为社会主义条件下必须开展的“政治大革命”，并声称“这样的革命，今天还要进行多次。”此外，十大党章还增加了如下一些内容，进一步肯定“文化大革命”的所谓伟大胜利和重大意义，增加了“三要三不要”（即“要搞马克思主义不要搞修正主义，要团结不要分裂，要光明正大不要搞阴谋诡计”）；突出了“批判修正主义”，指出修正主义仍然是当前的主要危险；鼓吹“反潮流”的精神，认为“反潮流”是马列主义的一个原则。
    总之，十大党章没有很好地总结林彪事件后“文化大革命”的严重教训，在总的指导方针上继续贯彻了“文化大革命”以来的左倾错误，它不仅不能纠正九大党章的错误，相反还形成了一些新的错误，因此它对党的建设和党的领导不可能起到好的作用，致使“文化大革命”这一灾难仍然延续了三年。
    第七部党章是1977年8月中共十一大通过的。这是粉碎“四人帮”，结束“文化大革命”后近一年制订的党章。由于邓小平等老同志已重新开始参与中央领导工作，因此这部党章在许多具体原则问题上，对九大、十大的党章作了一系列积极的、适应新时期需要的修改。把“在本世纪内，党要领导全国各族人民把我国建设成为农业、工业、国防和科学技术现代化的社会主义强国”的目标写进总纲，这是有重要意义的。为了实现这一奋斗目标，必须加强党的建设。因此针对“四人帮”践踏党的组织原则，大搞宗派分裂活动的情况，党章强调要坚持民主集中制，要充分发扬党内民主，决不允许任何人压制批评和打击报复，同时强调要加强党的纪律。为了维护民主集中制和党的纪律，党章规定从中央到地方的县、团以上党委，都要设立纪律检查委员会。新党章还特别规定必须坚持和发扬党的实事求是、群众路线、批评与自我批评的优良传统和作风，要防止党员、特别是党的领导干部利用职权谋取任何特权。针对“文化大革命”中“突击入党、突击提干”的问题，十一大党章恢复了被九大、十大党章取消的关于新党员预备期的规定。这对保证党员质量、纯洁党的队伍具有重要作用。
    尽管十一大党章有了上述对十大党章的修改和新的重要规定，但由于当时党的主要领导人华国锋继续坚持毛泽东晚年的左倾错误，因此十一大党章没能从根本上纠正十大党章中的左倾错误。甚至把十大党章中关于“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这一错误理论的一段话原封不动的搬了过来，把“文化大革命”“今后还要进行多次”这段话也基本上照旧抄了进来，仅仅是把“这样的革命”改为“这种性质的政治大革命”。从其“总纲”中可见，其“以阶段斗争为纲”的基调仍无多大改变。很显然，十一大党章中的这些错误论断，对新时期党的建设不会有任何积极意义，而只会阻碍全党在党的建设问题上的拨乱反正，阻碍对“文化大革命”左倾错误的克服和纠正。
    第八部党章是1982年9月中共十二大通过的，也即是在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后进入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新时期制订的。这是一部好党章。这部党章经过了很长时间的修改过程。早在1979年冬就着手对上部党章进行修改。上上下下、反反复复进行了将近三年的修改工作，这次制订（修改）党章总的指导思想是：适应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时期的特点和需要，针对党的现状，提出对党员和党的干部的更严格的要求，提高党组织的战斗力，坚持和改善党的领导，把党建设成为领导社会主义建设的坚强核心。它总结了过去多年来党的建设方面的经验，对十一大党章作了许多修改，清除了十一大党章中的左倾错误，如阶级斗争扩大化理论、“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对“文化大革命”的颂扬和肯定等，继承和发展了七大、八大党章的优点，总结了历史上党的建设的经验，也反映了党的现实生活的要求。除了清除左倾错误外，归纳起来这部党章还有三个特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