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在1917年至1927年间的中国知识界，与以陈独秀为代表的激进知识分子和以胡适为代表的自由知识分子相对照的，是以杜亚泉、张元济、吴宓等为代表的文化守成主义或曰保守主义知识分子群体。他们在激进知识分子扫荡传统已成时代主流之际，毅然挺身而出，捍卫传统文明，光大传统文化。人们以往总是认为他们是与中国现代性进程背道而驰的，将他们纳入“反现代性”的框架。而我们回到具体的历史语境，却发现中国的保守主义知识分子总体上并没有脱离中国的现代化进程，他们也以自己的方式为推进现代性进程作出了努力。只不过与激进主义或自由主义知识分子相比，他们推进现代性的资源，更多地来自于中国传统文化，或者说，他们的努力更多地体现于中国传统文化的现代性转换。
    中国保守主义的生发基础，主要在于新文化运动激进反传统所造成的价值迷失与欧战所引发的西方文化危机。一方面，辛亥革命使古典王权政治秩序走向了崩溃，也摧毁了儒学长期依赖的制度基础，从而引发了前所未有的意义与价值危机。新文化运动的激进反传统，更将现代中国的意义与价值危机推向了极致。中国传统文化大厦已经坍塌轰毁，成为一片文化的废墟与精神的荒原。这种价值的迷失与意义的危机，引发了中国文化深刻的认同危机，为文化保守主义的崛起提供了良机。另一方面，欧战所引发西方文化危机又进一步为其提供了契机。以巴黎和会观察员身份旅欧考察的梁启超，切身感受到了西方文明的幻灭，返国后发表《欧游心影录》，大力宣扬西方科学文明的破产和东方精神文明的优越。这种传统危厄和西方困境的双重危机，顺理成章地成为保守主义崛起的催化剂。梁漱溟率先在《东西文化及其哲学》中，以儒家人生理念批评西方近代世俗工具理性的非价值性，力倡儒家文化的复兴。以吴宓为代表的学衡派则以古典人文主义衡估新文化运动，批评其伦理革命和文学革命的反传统主义倾向。而张君劢在“科学与人生观”论战中强调科学理性之于人生信仰的限度，以及宋明理学之超越西方科学文化的现代价值。因此，保守主义作为中西文化双重危机与现代中国认同危机的反应，是对激进知识分子全盘性传统和西方化倾向的某种反动，也在某种程度上填补了新文化启蒙运动退潮后的思想真空。
    也正是在这种社会文化语境中，产生了一批以杜亚泉、刘师培、黄侃、张元济、吴宓、梅光迪、胡先骕等为代表的以批评西方文化、护卫中国传统为职责的文化保守主义知识分子，他们的主要阵地是《东方杂志》、《国故》、《学衡》等等。《东方杂志》是商务印书馆的一份综合性杂志，严格说来并不应划到“保守”的阵营。事实上，在本世纪初它为传播西方文化、开启民智也发挥了相当大的作用。只不过由于杜亚泉1911年出任《东方杂志》主编，对它进行了较大的改革，并将它作为自己的舆论阵地，因而在那段时间带上较为浓厚的文化保守主义色彩。在新文化运动中最具代表性的保守派刊物则首推北京大学刘师培、黄侃等人创办的《国故》月刊，它以“昌明中国固有之学术”为宗旨，表现了它批评西化主义和护卫东方人文传统的鲜明主题。而在整个20年代，最具声名的文化保守主义者则是以吴宓和《学衡》为中心的学衡派知识分子群体。
    这批保守知识分子群体们并不是全盘否定既存社会政治秩序的政治保守主义者，而只是文化保守或曰文化守成主义者。他们中固然有极少数的“国粹派”，但大部分人并不是抱残守缺的文化遗老，恰恰相反，他们中有很多人曾游学欧美，接受过系统的西方化训练，在西方文化的引进上也颇多贡献。他们之所以被归为所谓的文化守成主义知识分子，主要原因在于他们与激进知识分子的文化态度与思想立场上的不同。在一个文化巨变的时代，传统的奇理斯玛权威土崩瓦解，社会道德政治秩序失去原有和谐，在一定程度上，文化已成为一种与社会政治形式相剥离的价值观念。激进知识分子以某种现实功利需要作为评判文化的态度，对传统社会政治秩序以及作为文化代表的道德伦理秩序进行全盘性反叛。而在保守知识分子看来，中国传统社会政治秩序的瓦解，已经使传统文化失去了原有的支撑构架，现在迫切需要的并不是进一步否定传统文化，而是如何利用西方现代文化，挖掘传统文化中的有利质素，来重新构架知识分子的文化价值系统。对他们来说，这种文化价值系统是知识分子的安身立命之所，一旦也遭到全盘性的否定，那知识分子也就成了无根的浮萍，无所适从。所以，他们需要的是在纯粹文化的层面研讨文化的价值，他们对文化--道德的保守态度也仅仅是一种纯粹的文化态度；而激进主义知识分子，不仅要在文化层面上摧毁传统的文化价值体系，而且希望通过激进的社会革命，达到对社会政治与文化秩序的重构。这就使得保守知识分子与激进知识分子两大群体的冲突与对峙，成为20年代知识界的一大景观。
    这种冲突与对峙，说到底也就是工具理性与价值理性冲突在特定历史情境下的表现。保守主义知识分子更多地诉诸于价值理性，要求把价值的立场与功用的立场分开，在纯粹知识和文化的层面上，“审文明真价之所在”。从这个立场出发，他们着力挖掘中西文化中超越现实功利的人文价值，重建现代知识分子的价值理性。比如伧父就认为西方重竞争，东方重自然，西方动的文明引向物质生活的富裕，东方静的文明注重精神生活的和谐。从价值上看，不能以绝对肯定一方而绝对否定另一方来解决。因此，两种文明应当互补，主张“统整吾固有之文明，其本有系统者则明了之，其间有错出者则修整之。一面尽力输入西洋学说，使其融合于吾固有文明之中。”[1]可见，无论是激进知识分子的工具理性，还是保守知识分子的价值理性，它们在一定程度上都有其历史合理性。激进知识分子认识到工具理性的发展是西方近代现代化的根本动力，但又把这种动力当成了近代西方文明的全部，认为中国的现代性进程必然要以工具理性为推动力量，以致常常不自觉地排斥价值理性，无条件地拥护工具理性；而保守知识分子则以维护价值理性为自己的天然使命，他们并不是不要工具理性的发展，而是认为社会的现代化离不开价值理性，而且东西方的价值理性传统并无古今高下之分，中国深厚的文化传统必须有自己独立的尊严和地位。[2]显然，保守主义的价值理性与激进主义的工具理性之间的冲突，正是以现代性为目标的新文化运动内在紧张的必然表现，也是现代知识分子推进现代性进程的不同取向的必然结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