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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20年代保守知识分子的现代性追求(3)

http://www.newdu.com 2017-08-28 《镇江师专学报》 季进 参加讨论


    林毓生先生曾指出:“一个传统若有很大的转变潜能,在有利的历史适然条件之下,传统的符号及价值系统经过重新的解释与建构,会成为有利于变迁的‘种子’,同时在变迁的过程中仍可维持文化的认同。在这种情况下,文化传统中的某些成分不但无损于创建一个富有活力的现代社会,反而对这种现代社会提供有力条件”。以此质之《学衡》及20年代文化保守主义知识分子,倒是颇多启示的。保守主义知识分子对传统文化的理想化认识虽然不足取,可他们对传统文化的尊重态度与中庸的价值取向恰恰正是“创建一个富有活力的现代社会”所不可或缺的。只不过他们的努力缺少了“有利的历史适然条件”而导致了历史的误构。如今回过头来思考,他们的文化态度与价值取向还是值得人们深思的。
    对于保守知识分子来说,“中庸”不仅仅是一种道德境界,而且是一种理性的文化态度与价值取向。这种理性而中庸的文化态度正是一种文化保守主义,尽管当时的主流话语是反传统的激进主义话语,但并不能因此排斥文化保守主义的声音,它同样具有自己参与历史对话的资格。事实上,我们可以说理性而中庸的价值取向,贯穿于保守知识分子的文化思考之中。既反对激进的革命,也反对复古的倒退,主张在基本保持既定文化秩序的基础上,吸引中西文化的精髓,对传统文化加以现代性的转换。
    这就涉及到新文化论争中的一个基本问题,即传统文化价值系统的重估。新文化运动的文化批判,如胡适所说,是要“重估一切价值”,以批判的精神重新审视传统的价值,这也是启蒙运动的精神。但是思想文化的“价值重估”不应当导致价值虚无,也不应当把封建纲常伦理当成传统文化价值系统的全部。对传统文化价值系统的重估,离不开“承传”与“创造”的二元统一。只有处理好“承传”与“传统”的关系,才能形成一种具有弹性的、稳定的价值取向。“承传”与“创造”是传统文化现代性转换过程中相互依赖的两个重要因素,两者的有效互动才有可能使传统文化成为洞察当今现实的思想资源,才有可能产生最富创见性的新文化理念。本世纪一、二十年代的“新”与“旧”、“激进”与“保守”、“传统”与“现代”的论争,其实都属于“承传”与“创造”的范畴。激进主义者把新与旧看成是水火不相容的两极,忽略了“创造”新文化所必须的“承传”基础;而文化保守主义者更注重传统的“承传”,却未能将社会政治剧烈变革与人文传统的绵延连续有效区分。因此,从中西传统文化资源中提取符合现代观念的要素,重建中国文化价值系统的合法性地位,不仅是现代知识分子,而且也是当代知识分子的义不容辞的职责。
    或许有人会认为,保守主义知识分子这种依恋传统、固守价值理性的态度,是否应视作中国现代性进程中的一大阻碍。因为一般而言,现代性是与当下的物质现实功效紧紧相联的,与传统精神学问似乎并不密切。其实,换一个角度看这个问题,现代性恰恰与传统、与价值理性密不可分。这就为文化保守主义所推进的现代性提供了一个理论支援。如果象激进派那样完全与传统断裂,那么不仅“现代”与“现代性”失去了一定的解释标准,陷于一片混乱,而且也不可避免地会出现“现代性”本身的危机。因此,为了实现现代性的理性重构,我们离不开在自身传统的理性资源中发掘和建立规范,而不是纯粹地借用西方现代性的标准,或以西方文化价值系统取代中国固有文明。这一点也正是保守派与激进派在现代性问题上的根本冲突。因此,新文化激进知识分子以抽象的理念来整体性地解决社会变革问题,可能会人为地摧毁与破坏现存秩序,并带来事与愿违的历史后果,而保守主义知识分子在尊重现存秩序的历史连续性的前提下,渐进地求得新机制在旧机制内的生长,可能更是实现中国富强与现代化的有效途径。
    正是基于这样的认识,我们认为,早期的保守派知识分子,表面上似乎是处于现代性进程之外,甚至是反现代性的,但他们作为现代性的对照物,同样对现代性产生了相当大的影响,而后起的吴宓、杜亚泉等文化保守主义者,其实始终是处在现代进程之中,成为中国现代性进程的一个重要维度。中国的现代性思路与西方的现代性思路有着惊人的相似,也呈现出激进派、自由派和保守派三派互动的多元发展趋势。以陈独秀、李大钊等为代表的激进派知识群体,主张彻底反叛传统,拥抱现代文明,甚至企图通过激进的手段彻底改造社会现存体制和文化观念,从而将中国带入一个崭新的时代。以蔡元培、胡适等为代表的自由派知识群体,以自由主义与科学主义为现代性的价值取向,尤其是胡适等人试图立足现实社会,探讨中国走向政治现代化的民主、自由、秩序之路。与此相呼应的就是以吴宓、杜亚泉等为代表的保守派知识群体,以文化守成为现代性价值取向,力主肯定传统文化在现代性中的积极作用,并思考引入西方现代文明,以中国传统价值理念来融贯中西,以达到昌明国粹,重铸文明的目的。三派并存,都是在危机中寻找对西方文化挑战的回应,为中国文化寻找自己的归宿,为现实社会政治寻找新的秩序。因此,以学衡派为主体的20年代保守主义知识分子以其独特的文化理念与文化实践为中国的现代性进程作出了重要贡献,有着无可替代的历史价值与现实启示。
    收搞日期:2000-07-10
    【参考文献】
    [1]伧父。迷乱之现代人心[A].五四前后东西文化问题论战文选[C].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5.
    [2]陈来。化解“传统”与“现代”的紧张[A].五四:多元的反思[M].香港:三联书店,1989.
    [3]吴宓。吴宓日记[M].北京:三联书店,1998.
    [4]李思纯。论文化[J].学衡:22期。
    [5]吴宓,陈训慈。葛兰坚论新·译者识[J].学衡:6期。
    [6]吴宓。白璧德之人文主义[J].学衡:19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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