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奴隶主要被使用于直接生产部门。希腊奴隶被广泛地使用在各个劳动领域，包括生产部门、公共服务部门和私人服务部门。但使用在直接生产部门的奴隶数量最多--这无疑是一种典型的奴隶制生产形态。在希西阿德的《田功农时》中，我们看到了不少有关农业奴隶的记述。甚至早在荷马时代前夕，奴隶劳动的专业化就很明显，如《奥德修记》就多次提到纺纱女奴、牧羊奴和牧猪奴等等。[17]至于罗立温银矿投入众多奴隶劳动力，则更是尽人皆知的事实。除外，奴隶制之发达可以从雅典的奴隶租赁业中看出一些端倪：不少业主专门蓄养奴隶用于出租，奴隶真正成了“会说话的工具”。
    相比之下，古代东方进入直接生产领域的奴隶就显得数量不足。在东方，大多数战俘被允许占有土地和成家立室，只有极少的一部分才成为王室和贵族的奴仆，如中国的周灭商后，就把大部分商民迁至成周，使其耕地纳赋。古代亚述人对被征服者施行强迫移民的政策，这些移民看来也不像是真正的奴隶。虽然债务奴隶在古代东方各国的人口中占有一定比例，但债奴以从事家庭服务者居多，以从事生产性活动者居少。至于罪犯，他们的确大多被强迫去服各种徭役，但他们是否为严格意义上的奴隶，还是一个问题。
    3.奴隶不仅生产直接消费品，而且生产商品。在希腊，生产领域的奴隶除了为主人生产直接消费品以外，更多的情况下是为主人生产商品。这是由手工业与农业的较早分工和商品经济的发展所促成的。既然手工业者无法同时兼营农业，他只好多生产手工业产品，以便同农民交换农产品。对于农民来说也是如此。随着奴隶制的发展，奴隶制的生产也被纳入了古代地中海商品生产的轨道之中。这种情形是在古代东方的任何地区所无法看到的。
    如此看来，希腊奴隶也是一种特殊的商品和资本，它与近代雇佣工人的最大区别是它无论是在劳动期间还是在工休期间都是没有人身自由的；古典奴隶制的商品生产实际上是利用这种特殊商品去增殖普通商品。这种生产形式也是希腊经济外向发展的一个重要条件和基础。
    四、走上奴役外邦人的道路
    公元前6世纪前后，希腊各邦通过一系列改革，最终废止了公民内部的债务奴隶制（其中以公元前594年梭伦在雅典颁布的“解负令”最负盛名）。债奴制的废止，意味着任何公民都不能以自己的公民同胞为剥削和掠夺的对象。但是早期国家的本质就是一部分人掠夺、剥削和统治另一部分人，公民既然成为统治阶级的成员，他们必须要有统治的对象。于是，公民们便自然而然的把掠夺和剥削的矛头从族内转向族外--开始走上奴役外邦人的道路；通过暴力或商业手段，从异国他乡带回大量人口作为新的剥削对象。
    这是决定东、西方传统分道扬镳的一个关键性转变，西方那种外向经济及开放政治正是以这一转变为起点的。因为首先，要获得源源不断的外邦奴隶，希腊人就再也离不开海外贸易、海上劫掠乃至暴力扩张这类手段了；其次，为了有效剥削和统治这些外邦人，希腊人不得不把政治权力开放给本族人。不可否认，东方国家的统治者也剥削和奴役外邦人，但却以剥削和奴役本国人为主（长期存在债务奴隶制）。
    那么，是什么原因使希腊人废止债奴制的企图得以成功？
    一方面，“殖民建邦”的特殊方式使债奴制失去存在的社会基础。作为少数人的殖民者，为了维持对多数土著居民和其他外来人口的有效统治，他们内部的矛盾必须缓和到最低的限度，因此，统治阶级内部的债奴制没有生存的土壤；海上殖民时期那种“同舟共济”的凝聚力已把殖民者紧紧联结一起，当他们在有外邦人可供奴役的情况下，债奴制就再也无法在殖民者当中盛行起来；殖民城邦（子邦）这种社会关系通过贸易与征战等交流渠道，最终反馈到母邦当中去，必然会引起母邦的社会变革。斯巴达就是缓和内部矛盾以对付被征服者的一个典型例证，传说中的吕库古改革通过重新调整斯巴达人的内部关系，强化了对于希洛人和皮里阿西人的统治。[18]
    另一方面，平民势力的强大使债奴制最终被废止。手工业与农业的较早分离，使整个社会的生产被纳入商品生产体系。农民和手工业者在经济上互相依存，谁也离不开谁，他们都是小商品生产者，因而具有生死与共的利害关系，于是两者便汇合成一个强大的平民阶级，他们与日益衰落的贵族阶级相抗衡。贵族以谷物生产为主要营生手段，多数小农则以园艺种植业为生，可是希腊的谷物业是无足轻重的，园艺种植业才是农业发展的主流，因此，对于多数城邦来说，贵族的没落和平民的强大是同样不可避免的。这就是平民最终可以迫使贵族放弃债权的主要经济原因，在这方面雅典的梭伦改革是一个无以伦比的典型例证。
    概言之，从社会阶级基础、国家形成的独特方式和奴隶制发展的特点等方面看来，希腊奴隶制经济大体上是属于外向型的。这一点既有别于古代东方社会，又为以后罗马经济的发展确立了一个方向。
    注释：
    [1]见Hermann Bengtson，History Of Greece ，From The BeginningsTo The Byzantine Era，University Of Ottawa Press1988，P.3.
    [2]林志纯：《世界通史资料选辑》上古部分， 商务印书馆1974年版，第254-263页。
    [3]色诺芬：《回忆苏格拉底》，商务印书馆1984年版， 第81页。
    [4]见《奥德修记》，上海译文出版社1979年版，第234、 241页。
    [5]亚里斯多德：《雅典政制》，三联书店1957年版， 第8-9页。
    [6]杜丹：《古代世界经济生活》，商务印书馆1963年版， 第51页。
    [7]William R.Biers，The ArchaeologyOfGreece，CornellUniversity Press 1981，PP.184-187.
    [8]让--皮埃尔·韦尔南：《希腊思想的起源》， 三联书店1996年版，第59-60页。
    [9]根据顾准的观点， 希腊人的航海历史是从爱琴文明时期开始的，腓尼基等东方民族是在希腊人影响下才学会航海的。见顾准《希腊城邦制度》，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2年版，第43-44页。
    [10]Michael Grant，The Rise Of The Greeks，London 1987，PP.7-10。
    [11]John Boardman，Jasper Griffin ＆OswynMurray ， TheOxford History OfTheClassicalWorld ， OxfordUniversityPress 1986，P.23。
    [12]汤因比：《历史研究》上册，上海人民出版社1959年版，第128-130页。
    [13]详见修昔底德《伯罗奔尼撒战争史》，商务印书馆1978年版，第573-575页。
    [14]详见柏拉图《理想国》及亚里斯多德《政治学》。
    [15]见恩格斯《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116-117页。
    [16]亚里斯多德：《政治学》，商务印书馆1983年版，第23-24页。
    [17]见《奥德修记》，第10、15、72、215页。
    [18]见普鲁塔克《希腊罗马名人传》上册，商务印书馆1990年版，第86-126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