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英美进行了比较积极和成功的合作，但也存在不少矛盾和分歧。在对待戴高乐将军领导的“自由法国”抵抗运动的政策方面，矛盾和分歧尤其深刻，拙文就此作些探讨和比较研究。
    一
    1940年6月，戴高乐流亡到英国，高举起抵抗法西斯侵略的旗帜。丘吉尔不顾来自国内政界的压力，支持戴高乐以伦敦为基地坚持抗战。一开始，在很大程度上出自于他确实需要有这么一个人物，而一时之间又没有更合适的人选。随着自由法国运动的发展壮大，丘吉尔与戴高乐之间也不断出现矛盾斗争，这种矛盾斗争又由于来自美国的压力而深化，但丘吉尔最终还是帮助、扶植了戴高乐。
    6月18日，戴高乐在伦敦发表《告法国人民书》。6月23日，英国撤出驻法大使，不久即与维希政府断交。28日，丘吉尔承认了戴高乐为自由法国运动领袖，支持戴高乐建立一支由志愿人员组成的武装部队，支持法兰西帝国任何地方的抵抗运动。8月7日，丘吉尔同戴高乐签署了关于在英国组织、建立和使用法国志愿军的协议。[1]这一协议成为英国和自由法国相互关系的法律基础。
    美国的态度却不同，从一开始就对戴高乐的自由法国运动抱歧视态度，并试图阻止戴高乐为恢复法兰西的独立和光荣作努力。从法国沦陷到1942年11月，罗斯福行政当局一直维持了同维希政府的正常外交关系，美国虽然可以寻找千百条理由对此进行辩护，但长期跟一个与法西斯相勾结的伪政权打交道而排斥抵抗法西斯的斗争力量，从道义上讲，就应该受到谴责。
    为了争取美国政府对自由法国的支持，1941年5月，戴高乐派代表前往美国，经英国驻美大使哈里法克斯的穿针引线，美国同意与自由法国建立某种联系并提供一些援助。1942年7月9日，美国国务院交给戴高乐一份备忘录，宣称“美国政府承认戴高乐将军的协助和法兰西民族委员会的努力”。美国同自由法国之间的关系获得发展，但北非之战很快就把这一进程给打断了。
    戴高乐将军期望自由法国军队能参加解放法属北非的战斗。但罗斯福“不愿自由法国稍微染指这次进攻”。罗斯福说：“不管他（戴高乐）多么生气和多么气人”，就是不能让他知道任何消息。丘吉尔要求在进攻前一天把消息告诉戴高乐，但也遭到罗斯福的拒绝。[2]丘吉尔觉得这样对戴高乐做得太过火，北非登陆当天中午，他便约戴高乐共进午餐。丘吉尔向戴高乐表示：因为美国人要排除自由法国人，所以英国人迫不得已才这样做，但是，他请戴高乐放心，英国不会背弃已签订的协定，会继续全力支援自由法国运动。[3]丘吉尔的话也许有些冠冕堂皇，但英美对戴高乐态度的差别是显而易见的。
    盟军登陆以后，艾森豪威尔与达尔朗达成协议，达尔朗同意与艾森豪威尔合作，停止维希军队在北非的抵抗，其条件是将北非的民政管理权交给他，在法属北非的现存当局继续留任。达尔朗是维希军队总司令、副议长，劣迹昭彰，臭名远扬。美国此举不仅招致舆论界普遍猛烈的抨击，英国政府也非常不满。11月11日，丘吉尔提醒罗斯福说：英国“对戴高乐以及他所领导的运动负有十分明确的义务。”[4]美国不能把北非的管理权交给达尔朗，更不能把戴高乐抛弃一边。英国外交部又指示驻美大使哈里法克斯，要他就此“直接向美国政府提出警告”。[5]达尔朗的遇刺，可以说是帮了美国政府的大忙，有可能使其摆脱在处理法国事务问题上的局面。但美国并未充分利用这一转机而改变对戴高乐的歧视政策。达尔朗遇刺的第二天，戴高乐致电吉罗，建议与其尽快举行单独会谈，以“组织一个全国性政权”。由于美国从中作梗，戴高乐的四次建议都被吉罗拒绝，吉罗不愿意与戴高乐直接会谈。但吉罗并不具备政治家的才能和素质，无法控制北非局势，人们纷纷倒向戴高乐。戴高乐派往法国本土的代表让·穆兰，成功地将国内各抵抗组织联合了起来。1943年5月15日，刚刚成立的全国抵抗运动委员会一致通过一项决议：要求在阿尔及尔迅速成立以戴高乐为主席的法国临时政府，而任命吉罗为军事首脑，并宣称，不论结果如何，戴高乐将军是法国抵抗运动的唯一领袖。5月17日，吉罗终于让步，邀请戴高乐前往阿尔及尔，以便共同组织一个中央权力机构。戴高乐的威望、才能和他为恢复法国独立自由的奋斗精神，使他在新成立的中央权力机关--法兰西民族解放委员会中占据了主导地位，吉罗的权力和地位大为削弱。吉罗之所以改变不与戴高乐合作的立场，有来自各方面的压力的因素，其中英国的压力和工作是非常重要的。
    法兰西民族解放委员会成立之后，要求英美承认其有权领导法国的战时工作，也有权领导和保卫法国的全部利益。受到罗斯福的压力和影响，丘吉尔不愿承认至少不愿过早承认，但英国政府内部外交大臣艾登和工党领袖艾德礼等，主张尽早承认法兰西民族解放委员会的权力。经过内部的争论，丘吉尔意识到艾登等的主张是正确的，并且表示“愿意去电罗斯福谈谈承认法国委员会的事”。7月21日，丘吉尔去电罗斯福说：“英国政府可能认为有必要不受美国拘束而单独行动”。但罗斯福“坚持他对戴高乐将军及其委员会的怀疑，表示没有承认它的可能”。[6]8月，在魁北克会议期间，英美花了很多时间来讨论对法兰西民族解放委员会的问题，罗斯福和赫尔仍然十分顽固，直到8月26日，美国才勉强承认法兰西民族解放委员会是权威的法国海外领地的管理者。这种承认是非常有限的，法兰西民族解放委员会的管理权限于海外领地，而无权代表整个法国。
    1944年以后，伴随着盟军即将进入法国本土作战，由什么人和什么政府来管理解放后的法国的问题就显得十分突出了。戴高乐进一步要求盟国承认民族解放委员会为法国的唯一合法的政府。他认为，在解放后的法国，要防止“发生纠葛以至内战，只有一个办法，那就是，要以他本人为首的民族解放委员会随着德国人的撤退立即接管政府”。[7]丘吉尔有些犹豫不定，但艾登领导的外交部坚持认为，在解放后法国应该建立一个统一的政权，而且这个政权只能由戴高乐的民族委员会接管。麦克米伦早在1943年10月就写信给艾登，提出：“无疑，由事实上成为法国临时政府的法国民族解放委员会尽早接管，才是正确的办法。他们，而不是英、美官员，是管理法国本土行政工作和为它的政府负完全责任的理所当然的人”。[8]艾登同丘吉尔进行了激烈辩论，并且严肃地指出：“总统（罗斯福）一向讨厌戴高乐，这种毫无道理、缺乏风度的做法使他陷入盲目。如果我们在这件事上跟着他走，那就太蠢了”。[9]
    美国的态度很鲜明，从罗斯福到赫尔，从李海到马歇尔，军政要人都不愿看到法兰西民族解放委员会来接管解放后的法国。1944年3月15日，罗斯福在给艾森豪威尔的指令中规定：盟军最高司令长官拥有最高权威，他可以“最终决定何时、何地、以何种方式在法国建立民政机构”；“不应承认法兰西民族解放委员会或任何组织机构为法国政府”，即使“在临时的基础上也不允许”。[10]不仅如此，美国还考虑了一个对法国实行军事占领的计划，在法国建立“军政府”，掌管行政和司法以及财政大权。这实质上与盟国对德、日、意法西斯国家的占领体制没有什么大区别。1944年5月，罗斯福又告知斯退丁纽斯：“我唯一感兴趣的是，不要任命戴高乐和民族委员会为法国政府”。[11]但是，由于形势的发展，戴高乐的努力和斗争，加上英国的推动，美国最终还是承认了由民族解放委员会充任法国临时政府。
    以后，又由于英国的提议和说服，法国参加了对德国的占领，参加了盟国管制委员会，同时成为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
    二
    英美这两个战时伙伴，在对戴高乐所领导的抵抗运动的态度和政策方面，出现这么多的分歧和矛盾，有其深刻的背景。关键的问题是，经过第二次世界大战，旧的世界政治格局遭到了破坏，大国力量的消长发生了新变化，两国在战后新的世界格局中的地位和影响将有所不同，因此，未来法国对两国的意义和作用也会不同，从而影响到两国对戴高乐对法国采取不同政策和不同态度。
    英国是一个老牌帝国主义国家，在两个世纪的时间内凭借其强大的实力，一直在国际舞台上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前，英国的势力虽然已经衰落，经济上被美苏德等超过，但它还掌握着一个庞大的殖民体系的财富，有一支令人望而生畏的海军，控制着全球水道上一些关键性的战略据点，加上苏联遭到资本主义世界的封锁，美国回复到孤立主义的状态，在20年代和30年代的国际关系中，英国仍然起着重大作用。但是，经过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英国在政治、经济和军事上都不可能与美苏抗衡。如果说英国在战后还够得上是世界级的大国的话，那充其量也只不过是第二流的。如何维护大英帝国的利益，如何使英国在战争结束时赢得一个比较有利的国际环境，这是英国政府时时关注着的。现实的问题是：（一）在希特勒德国被打败以后，苏联的势力毫无疑问地要向西边发展，欧洲大陆上将没有一支能够与之抗衡的军队，欧洲大陆上的均势会被打破；（二）结束战争以后，美国会不会像第一次世界大战以后一样，迅速回到孤立主义状态？美国准备在战后的欧洲下多大的赌注来抗衡苏联？美国在欧洲的驻军能维持多久？（三）战争结束以后，即使美国打算在欧洲长期存在下去，美国会不会特别注重英国的作用？是不是会把英国凉到一边与苏联来瓜分欧洲和世界？所有这些问题和疑虑，都需要英国去寻求新的盟友和力量，以尽力保持战后欧洲的均势。抗衡苏联也好，反对美国控制与美国讨价还价也好，英国需要在战争结束时取得十分有利的地位。为了实现这一目标，英国采取了许多措施，比如在战略上坚持地中海路线，力图尽力保住大英帝国的传统势力范围；把亲英国的势力尽力插入东欧各国新政府中，等等。英国对戴高乐自由法国运动的态度和政策，也服务于这一总的目标。英国希望保存一个完整的法国，保存法国的海外殖民地，由它所扶植的人员掌握解放以后的法国政权，并希望各派武装力量能够在戴高乐的旗帜之下联合起来。1943年7月，艾登就英国对法兰西民族解放委员会的政策向丘吉尔递交了一份长长的备忘录。艾登指出：英国战后的主要问题是遏制德国，在德国东边同苏联达成的一些条约协议，必须与在西边的强大法国达成谅解才能取得平衡。不论美国对维持欧洲的平衡是否采取合作态度，战后出现一个独立强大的法国，对英国的安全来说是完全必要的。战后英国不得不同法国一道工作，甚至应该比同美国合作得更密切。英国对戴高乐的政策必须以恢复欧洲较小盟国的独立和恢复法国的大国地位为目标。[12]艾登在1943年5月同戴高乐会谈时表明了与此相同的观点。他告诉戴高乐：“这些年来，我们的政策一直没有改变，我们愿意看到一个强大而统一的法兰西在世界政治中发挥作用”。[13]艾登还在各种场合批评了美国对自由法国运动的政策，说罗斯福对戴高乐太残忍。麦克米伦也批评了美国的对法政策，强调了英国与法国搞好关系的重大意义。他在1944年3月29日的日记中写道：“我担心美国人把他们的对法政策搞得一塌糊涂，并且还拉我们去支持他们。我很能理解英王陛下政府在这个微妙时刻决心同他们抗争的困难，但是我担心这会在法国给我们造成很大的恶感。麻烦的是，这在战后不会真正有损于美国人，然后随着俄国力量的日益增长，我却感到我们非依靠法国和其他中欧国家同我们合作不可”。[14]
    美国面对的是另一番景象。美国是以经济巨人的身份进入战争的。战争爆发前，美国在经济上就已把西方其他国家远远地抛在后面。等到美国正式参战时，战争已打了两年三个月，利用双方交战的机会，美国发了战争横财。正式卷入战争后，战斗又没有在美国本土进行，其经济不仅没有受到影响，相反还急剧地膨胀起来。与这种经济的急剧膨胀相适应，美国在军事上也得到了膨胀性的发展。地面部队的数量庞大，装备精良，给养充足；海军空军的技术先进，无与伦比。随着经济军事力量的膨胀，美国垄断资产阶级要求控制世界的欲望越来越强烈。《大西洋宪章》中的一些条款，关于战后世界秩序的种种设想和安排，都反映了这样一种野心。对于美国来说，在击败了德国和日本法西斯之后，最大的竞争对手将是苏联。至于法国，完全无碍大局。战前，法国在国际事务中发挥的作用就比较有限，战争中又被击败，战后要爬起来重新成为世界大国发挥重要作用颇不容易。没有法国的帮助和合作，美国完全可以维持它作为世界霸主的地位。美国领导人所表现出来的对法国的不信任和轻视是显而易见的。赴雅尔塔会议途中，霍普金斯作为特使在解放后的法国作了逗留，会见了戴高乐将军。戴直率地问法美关系造成不愉快的原因是什么？霍普金斯也直率地回答说：“首先是我们看到1940年法国的溃败和随后的投降所带来的震惊和失望，我们一向对法国的地位和力量的看法，一瞬间便被推翻了……我们认为法国已经不是从前的法国了，我们不相信它能够担负起重大任务”。[15]1944年7月，戴高乐访问美国，罗斯福也向戴高乐表示了同样的观点。正是鉴于对法国的这样一种看法，在罗斯福的设想中，并没有把未来的法国作为一个大国来对待，他提出由美苏中英来维持战后世界秩序。但问题还不仅如此。随着势力的膨胀，美国想要趁法国衰落之机夺取法国的海外殖民地，甚至分裂法国本土。据艾登回忆，1943年3月，罗斯福曾向他谈到过一个计划，即建立一个新的瓦隆国的计划。在罗斯福的考虑中，这个新国家将由比利时的瓦隆人区、卢森堡、阿尔萨斯-洛林以及法国北部的一部分人组成。[16]战争期间，罗斯福多次提到要废除法兰西殖民帝国，把它的一些有战略价值的殖民地交由联合国家托管，特别是西非的达喀尔和印度支那。在卡萨布兰卡，他责备罗伯特·墨菲向法国人保证把法国殖民地的每一部分都归还给法国。关于印度支那问题，罗斯福有一次私下表示：“我自己就完全不能肯定，我们将法国的殖民地归还给它是完全正确的……凭什么逻辑、什么习惯、什么历史法则，这块土地要属于法国？”[17]这就难怪1941年圣诞节前夜，当戴高乐抢在美国之前，从维希政权手中夺回了靠近纽芬兰的法属圣皮埃尔岛和密克隆岛时，华盛顿是那样的恼羞成怒。
    维护战后美国的霸主地位不需要法国的合作和帮助，为了夺取法帝国的遗产也不愿意看到法国强大，所以，美国不喜欢法国有一个强大的中央行政机构来代表整个法国说话。他们宁愿同法帝国各部分打交道。在任何地方的任何法国行政机构里，只要滋生一点点独立自主的精神来，他们就不高兴，他们确实不愿看到法国再度恢复其强大的帝国地位。而在法国的各派政治领袖人物中，戴高乐是典型的“帝国派”铁腕人物，他的信念和力量来自于他要恢复法帝国荣光的决心，凡是有损法国尊严的政策和行为，他都要与之抗争，这使美国领导人非常恼火，更加不愿意扶植和承认他。
    当然，还有其他一些次要的因素也影响到英美两国对戴高乐的政策和态度。比如，戴高乐1940年流亡英国时，英国正处在艰难之中，任何愿意和英国一道抵抗法西斯的力量，英国都予以支持，而一旦承认了戴高乐的抵抗运动，英国就有了一种继续维持下去的责任。当时在英国还有不少欧洲沦陷国的流亡政府，中途甩掉戴高乐，会损害英国政府的信誉。而美国在1940年尚处战争之外，而且戴高乐也没有流亡到华盛顿，对美国来讲，没有必要马上表态支持和承认自由法国运动，以后怎样选择也显得非常自由。
    关于戴高乐的个人性格，也是研究者们关注的原因之一。有人指责和批评戴高乐傲慢自负、不近人情，认为这影响到英美对戴高乐领导的抵抗运动的态度。应该说英美两国高层领导中，都有不喜欢戴高乐的人。在英国，丘吉尔不时发出警告要抛弃戴高乐，但英国政府中其他一些重要领导人头脑比较清醒，在支持戴高乐的问题上比较坚定，丘吉尔的意见往往被孤立起来，被迫改变主意。在美国政府中，为戴高乐说话的人很少，特别是罗斯福从来也不掩饰他对戴高乐的反感。他认为戴高乐“是一个暴发户，将来可能成为一个独裁者”。[18]罗斯福曾告诉斯退丁纽斯：“我唯一感兴趣的是，不要任命戴高乐和民族委员会为法国政府。”[19]英美领导人对戴高乐性格的评价是不公正的。戴高乐是一个坚定的爱国者，他把国家的尊严和利益看得高于一切，他要使法兰西的火焰高照长明，对英美的企图时常保持一种警惕。他这种不屈不挠的精神有时使得他固执己见，说话直率而冷峻。资产阶级政治家中，只有艾登对戴高乐的这种性格抱着一种崇敬和赞美的态度，并且认为：“也许这正是我们（英国人）应该向他学习的地方”。[20]
    英美处于不同背景，出于不同需要，对戴高乐采取不同政策和态度。从事态发展的全过程以及客观结果来看，英国的政策达到了其基本目标，是成功的，战争结束时，戴高乐派获取了法国政权，法国参加了对德国的占领，成为了联合国安理会五大常任理事国之一，保护了法国的海外殖民地。相反，美国在同英国的争论中遭到了失败，很不情愿地、被动地跟在英国的后面，承认了戴高乐的地位。
    为什么英国对戴高乐的政策能取得成功而美国则遭到失败呢？其主要原因是，英国对戴高乐的支持和承认，虽然带有典型的利己主义的目的，但是戴高乐所从事的事业本身是正义的，是伟大的，它必然会赢得正义舆论的支持，英国政府算是歪打正着，支持了一项正义的事业。而美国，由于长期与维希政府打交道，不信任和承认戴高乐的抵抗运动，因而受到了正义舆论的普遍谴责。随着戴高乐抵抗运动力量的逐渐增强和威望的提高，在事实面前，美国才最后被迫作了让步。这一历史事实再一次证明，顺应历史潮流者会取得胜利和成功，逆历史潮流而动者，则必将失败。
    注释：
    [1]夏尔·戴高乐：《战争回忆录》卷一，世界知识出版社1981年版，第294～296页。
    [2][11][19]罗伯特·达莱克：《罗斯福与美国对外政策：1932～1945》下册，商务印书馆1984年版，第524、654、654页。
    [3]夏尔·戴高乐：《战争回忆录》卷二，世界知识出版社1960年版，第38页。
    [4][5][6][9][12][13]安东尼·艾登：《艾登回忆录·清算》中册，商务印书馆1976年版，第606、606、693～694、779、691～692、673页。
    [7][8][14]哈罗德·麦克米伦：《麦克米伦回忆录》卷二，《战争风暴》，商务印书馆1982年版，第411、410、505页。
    [10]沃伦·金帕尔：《罗斯福与丘吉尔通讯全集》卷三，美国普林斯顿出版社1984年版，第62～64页。
    [15]夏尔·戴高乐：《战争回忆录》卷三，世界知识出版社1964年版，第79页。
    [16]安东尼·艾登：《力量的考验》，法国普隆出版社1961年版，第373页。
    [17]埃利奥特·罗斯福：《如他所见》，纽约1946年版，第144～115页。
    [18]布赖恩·克罗泽：《戴高乐传》上册，商务印书馆1978年版，第206页。
    [20]安东尼·艾登：《艾登回忆录·清算》上册，商务印书馆1976年版，第411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