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日本国民应对侵略战争进行反省
    笔者在90年代初曾从事抗日战争资料集的编纂，在编书过程中，搜集和接触到大批记录侵华日军在中国各地奸、淫、烧、杀制造暴行惨案的资料。为如实记录下日军所欠下的这笔血债，特根据所搜集到的大批资料，摘要选辑出版了《血证--侵华日军暴行日志》及《日军侵华暴行实录》两部书。
    《血证》一书，共辑录日军所制造的暴行惨案4000多件，抗战八年，从1937年7月7日至1945年8月15日，共2959天，如按日平均计算， 几乎每天都有一件或两件惨案发生。日军暴行，有的是有组织、有计划的集团行动，如屠城、屠镇、屠村，集体屠杀战俘，大“扫荡”中的“三光”政策，活体解剖细菌试验，细菌战、毒气战等。有的是个人或三五成群的自发行为，如强奸残杀妇女、屠戮平民百姓、杀人比赛、杀人取乐，以各种杀人方法寻求刺激等。从时间上看，贯穿战争的全过程；从空间上看，遍及大半个中国，凡日军铁蹄所到之处，必有暴行随之出现。日军官兵个个都像职业杀手那样冷酷无情，视杀人如儿戏。对于日军这一血腥特点，我们课题组成员，曾就此进行过多次讨论，最后一致认为：日本军人集团的暴虐成性，追根溯源，是近代日本民族心理的反映，是日本全民军国主义化的必然结果。在这一点与前述日本两位学者的观点，不谋而合。
    近代日本国民的军国主义心理其主要表现是：认同于天皇体制为日本国家的象征，对天皇绝对忠诚，日本是以天皇为中心的神之国，大和民族至尊至优，是亚洲的盟主，负有将各国从白种人统治下解放出来的神圣使命，对以天皇为核心的统治集团所发动的对外侵略战争，视为正义的所谓“圣战”。把传统文化中的尚武精神，膨胀到极至，从而发展成为一种崇拜武力和强权，信奉人类社会弱肉强食的生存法则，逐步失掉了人性中与他人和谐相处的最美好的情感，缺乏自我反省的道德意识。面对个人的挫折和失败，有人宁愿以剖腹自杀这类极不理智的自虐手段（所谓的“武士道”精神），表示自责或谢罪，但绝不愿自我反思和承认失败。与此相反，潜意识中对他人却有着强烈地恃强凌弱的心态，日本的军国主义教育又极大地强化了这一意识。
    日军在侵华战争期间，对中国人民所施加的种种暴行，都是通过具体的每个官兵去执行完成的，这些官兵自幼即是在这种浓厚的军国主义氛围下成长的，当他们踏上可以为天皇和国家效命“尽忠”的对外侵略战争之时，即很顺利地融入日军集团法西斯化的行为模式中，在蔑视中国及中国人的心理驱动下（关于这一点，下面将有论述），在战场厮杀的残酷环境下，扭曲的战时心态加上极端地报复情绪，面对弱者的施暴心理，即以虐杀受害国人民的形式暴露出来。为“膺惩”敢于反抗“皇军”侵略的中国人民，可以毫无人性任意屠杀而无罪恶感，这可以说是战时日军官兵的普遍心理。军队中法西斯式的训练和教育，日本军人个个都被培训为嗜血成性的战争亡命徒。当日军在南京制造大屠杀惨剧后不久，《汉口大公报》于1938年2月11 日发表题为《敌军纪律问题之本质》社论，即指出：“敌军之残酷嗜杀，是日本军人本质，并非此次使然。日本军人思想是以狂妄的民族主义为中心，而承封建遗习，又加以好战嗜杀的训练，他们自以为大和民族有君临世界的使命，特别视亚洲民族都是劣等，而日本独优，所以本质上充满了征服欲、杀戮欲，人道观念根本缺乏。过去战役中，如甲午战时，日军在旅顺口等地就大肆屠杀；‘九一八’在东北屠杀村镇之例甚多，所以残杀平民，绝非此次为始。”日军嗜杀的本质可谓由来已久。
    另外，在近代日本民族心理军国主义化法西斯化的过程中，一种蔑视中国和中国人的观念，也是构成这一心理的重要组成部分。在这一方面，日本近代具有重要地位的启蒙思想家福泽谕吉（1834-1901）错误的中国观，有着很大地影响。福泽谕吉对推动日本思想近代化，无疑起到很大的积极作用。但他从否定中国传统文化这一观点出发，提出了一系列对中国传统文化与政治现状的看法，也产生了一定的负面效应。他在其所著的《文明论概略》一书中，将欧美各国的西方文明，视为具有普遍意义的文明，并据此将世界文明划分为野蛮、半文明、文明三种类型，把当时的中国、朝鲜、日本列入半文明国家之列，但他认为亚洲各国只有日本具有进入文明国家的条件。随着日本吸取西方文明的成功展开，福泽谕吉把日本定位为“东洋文明之魁”，亚洲各国的“文明中心”，负有使中国和朝鲜文明化的使命，甚至“可以武力胁迫其进步”。在1894年中日甲午战争发生，他极力把日本发动的这场对外侵略战争，美化为是“文明与野蛮之战”，战后又建议日本政府对中国勒索巨额赔款，积极主张分割中国。进入19世纪90年代，福泽谕吉对中国文明发展史更是丑化到了极点，视中国为亚洲文明发展的绊脚石，为日本把侵略矛头指向中国，制造舆论。
    福泽谕吉的这一中国观，在近代日本并非是孤立的，与此同时，有一大批思想界、文化界、军政界理论家、政治家和民间的右翼团体，大力鼓吹这一政治思想理论，“征韩论”、侵华论成为当时日本社会最盛行的政治舆论。在此背景下，清末民国初年，一批又一批所谓日本的“大陆浪人”，自发或在政府、军部、财阀和右翼团体的支持下，涌入中国，在各地建立据点，刺探情报，调查矿产资源，绘制军事地图等，为日本侵华政策服务。
    进入20世纪30年代前后，中国早已成为日本侵略的既定目标，此时提出的所谓日本在“满蒙享有特殊利益”，满蒙是日本的“生命线”等叫嚣，已是日本国民耳熟能详的全民的行动口号。九一八事变就是在这种背景下爆发的。此时的日本国民，几乎举国一致狂热地支持日本所发动的对华侵略战争。在中日甲午战争、八国联军侵华战争、日俄战争中，屡屡得益的日本国民，已把自己与军国主义集团紧密地拴在一起，他们为日军在侵华战争中所取得每一次胜利欢呼，视参军入伍，为天皇效命疆场，为家族的荣誉。他们直接或间接地参加了侵华战争，日本国民对此应该进行反省。
    为进一步论证这一观点，下面摘录引用《战争罪责》一书中对永富博道的访问记录：永富入伍前是东京国士馆专门学校的学生，在校读书时，就是“狂热的国粹主义者”，崇拜以天皇为中心的国家体制，“满怀神国日本称霸世界的激情”。1937年7月7日“卢沟桥事变”日本挑起全面侵华战争。同年12月，东京学生联盟组织各大专院校学生代表，赴上海、南京参观旅行，永富做为国士馆代表参加了这一活动。在南京参观金陵女子文理学院国际难民区，当地日军为向参观的学生展示如何屠杀中国人，特地从避难者中押解出“20多名男子被装上车，送至长江边下关去杀害”。江边“那里堆积着几千具尸体，穿过其间的狭窄小道往里走，到了长江大堤附近。率领他们来的军官邀请学生们说：‘你们可以自由杀中国人，这将是你们旅行见闻’。于是柔道勇士去掐住中国人的脖子，空手道选手拳打脚踢，想把对方打死。但把人杀死并非那么容易。军官说：‘我来给你们做个样子’……一刀下去，砍掉一个人的头颅”。永富也用枪射杀一名企图跳江逃跑的中国人。据永富回忆，对这样屠杀无辜中国人的血腥场面，当时所想到的是：“他相信军队做的事全都正确，与天皇为敌的中国人，要尽可能多地杀掉，只有天皇是统治世界的人神……而且使这种想法变得愈来愈强烈。”南京之行后不久，永富即中断学业来中国在日军特务机关任职，他承认在华期间，曾以各种方式残暴地杀害200多中国人，被人称为“阎王”。 杀了这么多中国人，但永富在当时精神和心理上并未产生任何负罪感。当其战后反省忏悔自己的战争罪行时，“永富把欠缺负罪感解释为天皇制思想和由此而产生的民族蔑视观”。（见该书第158-169页）
    永富的自我剖析所找到的思想社会根源，归结在一点上，就是日本军国主义化法西斯化民族心理所酿成的恶果。永富博道战前所受的军国主义教育的毒害，战时对中国人的施暴心态，基本上是当时日军官兵的一个缩影，具有一定的代表性。在上面所引永富博道的自述中可以看出，日本军国主义是怎样把本应该是纯朴的青年学生，塑造成为一个法西斯分子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