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大钊对孟德斯鸠的历史思想给予了很高的评价。他说，孟氏视“历史行程，全为普通原因所决定，全为广布而永存的倾向所决定，全为广而深的潜流所决定；而为单独的事变，有限的议论，特殊的制度，任何偶然的、孤立的各个事物，所影响者，实微乎其微，只是次副的附属的程级而已。这是一个开一新纪元的原则，此原则的承认，是历史科学可能的一个根本的条件。驳拒此原则，是无异于宣告那一种科学是诞妄无稽；是认此原则，便是表明用必要的尽力，历史科学将不难兴起；依此以行，用此以行，即是努力于历史科学的组织。孟氏以其透辟的观察，澈悟此原则；以其后来未或能越过的天才与诚实表明之，于历史科学，实为一崇高的贡献”（注：《鲍丹的历史思想》，《李大钊文集》下，第316、317页）。孟氏还“把经济的原素引入历史科学，不论这些卷里的经济论的误谬是怎么样，这已是一个绝大的贡献”，“他的关系于经济学的伟大而特殊的功绩，乃在他首先把经济的与历史的科学牵到一块儿，强他们在社会现象的说明中合作。他如斯以指出一条无尽的搜寻的新径路，陈于二种科学之前”（注：《鲍丹的历史思想》，《李大钊文集》下，第316、317页。）。
    李大钊亦指出了孟德斯鸠的局限：孟氏“不曾分别或联结文明的阶段”，也“未把握住进步的观念，亦孟氏之不幸也”（注：《鲍丹的历史思想》，《李大钊文集》下，第320页。）。
    3.关于韦柯（Giovanni Baffista Vico今译维柯）
    韦柯在李大钊对西方历史哲学的介绍中占有突出的位置。李大钊称他“具有哲学的说明历史学的伟大的学力。他不只是历史哲学的先驱者，简直是历史哲学的创造者”（注：《韦柯及其历史思想》，《李大钊文集》下，第321、323页）。“韦著《新科学论》之所谓新科学，以现代的学名名之，可以看作与社会学的名目及其内容相等的东西。他的著作，是由社会学的见地，论究国民的起源、发达、衰颓、灭亡的东西。国民便是此新科学的对象。他把国民的起源、发达、衰颓、灭亡，从人间历史的经验的事实归纳，以图于此树立人类性之道德的原理、政治的原理、权利的原理、法律的原理。这样子得的原理，实为历史的真要素。”（注：《韦柯及其历史思想》，《李大钊文集》下，第321、323页。）“他的研究方法，既为经验的归纳法，故其锐利的观察力，往往带唯物的倾向。此点与黑格尔（李大钊在著作中很少展开谈黑格尔）全然相反，颇有马克思派的倾向，以唯物史观的原理或仅由物质的方面解释欲望论的原理为主。”（注：《韦柯及其历史思想》，《李大钊文集》下，第321、323页。）
    4.关于孔多塞（Condorced李译孔道西）
    李大钊很欣赏孔多塞的文明史分期论。他指出，孔氏“的历史地图的排列，是以企图不依政治上的大变动而依智识上的重要步骤标其级段著称的。最初三级--原始社会的形成，继之而牧畜时代，又继之以耕稼时代--以希腊的拼音文字终结；第四期，是希腊思想史，远于亚里士多德时代科学上有限的分类；第五期，智识进步，在罗马统治之下，而遭逢蒙昧的厄难；第六期，是黑暗时代（darkage），一直继续到十字军兴；第七期的意味，是在人类精神上为一革命时代的准备；第八期，以因印刷发明而成就的革命开始，有些书的最良页，发展此种发明的伟大的结果，狄卡儿所影响的科学上的革命，又启发了一个新时代，此时代以法兰西共和国的成立终结”（注：《孔道西的历史思想》，《李大钊文集》下，第328-329页。）。
    “智识进步的观念，造成社会进步的观念，而留下他的基础。所以孔氏将以智识上的前进，为人种前进的线索，是逻辑的而不可免的。文化的历史，就是启蒙的历史。”（注：《孔道西的历史思想》，《李大钊文集》下，第328-329页。）基于此种认识，孔氏懂得，“假如社会现象的普通法则为人所知，预见事变，是可能的。”（注：《孔道西的历史思想》，第330、331页。）
    孔氏“冥想地球上一切人民间的平等--一种遍于全世界的统一的文化，并先进种族与未开种族间差别的消灭。他预言后进的民族，将爬上法、美的地位”。“孔氏认历史的解释为人类进展的键，此种精神在法兰西遂以支配次代关于进步的思辨了。”（注：《孔道西的历史思想》第330、331页。）
    5.关于桑西门（Saint-Simon今译圣西门）
    李大钊从历史观存在的差异出发，比较深刻地分析了空想社会主义与科学社会主义的内在联系及其差异。他认识到：“‘空想的’社会主义和科学的社会主义，不但在社会主义思想史上有一样重要的价值，而且科学的社会主义可以说是空想的社会主义的产儿。”（注：《桑西门的历史思想》，《李大钊文集》下，第333页。）“空想的社会主义与科学的社会主义的不同的点，就在两派对于历史的认识的差异--就是历史观的差异。”（注：《桑西门的历史思想》，《李大钊文集》下，第333页。）空想社会主义“主张依人间理性的力量能以实现社会主义的社会”，“科学的社会主义，把他的主张置在唯物史观的上面，依人类历史上发展的过程的研究，于其中发见历史的必然的法则；于此法则之上，主张社会主义的社会必然的到来。”（注：《桑西门的历史思想》，第334页。）“立在这由空想的社会主义向科学的社会主义进化的程途而为开拓唯物史观的道路者，实为桑西门。”（注：《桑西门的历史思想》，第334页。）
    李大钊发现，作为自由人道主义者，桑西门发展了孔多塞的知识论，特别分析了宗教的作用。他发见了“进步”的历史法则：“依桑西门的见解，宇宙的一切的现象，形成一个有统一的全体。各种科学的任务，在各于其特有的范围内，发见其统一，即在探究现象间的因果关系。”（注：《桑西门的历史思想》，第336-337页。）“历史的现象，如以之为一个全体而观察之，则以个个独立象而表现的诸现象间，必有何等统一，必有何等因果关系。关于此类，历史现象与自然现象无何所择。恰如自然科学以发见现象间的因果关系为任务，历史学不能不脱于单纯事实记述的范域，而进到因果关系统一之点。换言之，即是不可不以历史为一科学。这样子历史现象间的因果关系弄得明白的时候，历史的法则便能建立。依此法则，凡历史的过程，均能明快以为说明。不宁惟是，被确立的历史法则，不但说明过去及现在，并且说明将来。（注：《桑西门的历史思想》，第336-337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