总之，新历史的方法，“给人以奋发有为的人生观，”“看社会上的一切活动和变迁全为人力所造，这种人类本身具有的动力可以在人类的需要中和那赖以满足需要的方法中认识出来。”（注：《唯物史观在现代史学上的价值》，第363-364页。）李大钊进一步解释说，“有人说社会的进步，是基于人类的感情。此说乍看，似与社会的进步是基于生产程叙的变动的说相冲突，其实不然。因为除了需要的意识和满足需要的娱快，再没有感情，而生产程叙之所以立，那是为满足构成人类感情的需要。感情的意识与满足感情需要的方法施用，只是在同联环中的不同步数罢了。”（注：《唯物史观在现代史学上的价值》，第363-364页）
    综上所述，我们认为，李大钊对西方历史哲学的研究是有开创性意义的。他的研究具有系统性，研究的范围涉及文艺复兴时期人文主义史观，代表人物有让·鲍丹、培根；反笛卡儿主义的“新科学”，代表人物是西方近代历史哲学的奠基人--维柯；启蒙运动中的历史哲学，代表人物有孔多塞、孟德斯鸠；实证主义历史哲学，代表人物是孔德、圣西门；新康德主义历史哲学，代表人物李恺尔特；马克思的唯物史观。他根据自己的兴趣和需要，把研究的重点集中于法国，对于法国实证主义史学思潮着墨较多。但是，今天看来，他的这种选择多少有失于偏，影响到他对于西方近代历史哲学的整体认识和系统把握。因为实证主义要把历史学上升为严格意义上的科学的那种努力毕竟是把问题过分简单化了。我们还可以看到，李大钊的研究很注意继承、借鉴和兼容。这也是他的哲学思想在历史研究中的反映。他强调马克思的唯物史观是西方历史哲学合乎逻辑发展的产物，总结西方历史哲学的优点，用以为建设新的中国史学提供借鉴。这表现为在揭示历史本体论问题的同时，提出了历史认识论问题，阐发新史观。通过对西方不同时期历史哲学的探究，发现它们与马克思历史哲学的内在理路，从而实现两者的兼容。这种兼容也体现在中国现代史学的变化中。
    李大钊对西方历史哲学的研究也还是有缺陷的，他的研究显得比较单一，并未涉及到黑格尔、康德的历史哲学，提到他们的名字时，李大钊只是简单地说，他们的“历史精神观”，“于一般领会上究嫌过于暧昧，过于空虚。”（注：《唯物史观在现代史学上的价值》，第361页。）可能是由于他的兴趣所在，他主要是想探究唯物史观的理论前提，比较多地集中于科学主义和实证主义。对于自然与历史的区别的分析表面化，没有区别科学家和历史学家的思考的方式，揭示两者不同的目的。特别是还没有真正理解反实证主义的李恺尔特（李氏认为科学与历史有着根本的区别，即一般化与个体思想之间的区别，价值判断与非价值判断思路的区别：（1）非价值判断的和一般化的，或纯粹自然科学；（2）非价值判断的和个体化的，或关历史性的自然科学，如地质学、进化生物学等等；（3）价值判断的和一般化的，或关科学性的历史科学，和社会学、经济学、理论法理学等等；（4）价值判断和个体化的，或严格的历史学）。李大钊尚未深入探究唯心主义史学的某些合理性，回避了一些问题。但是像史学研究中史家的思想与史实，历史事实亦有精神的因素，历史学家可以重新构造史实，历史过程与自然过程之间的区别都是显而易见的问题。由于历史的原因，李大钊对西方历史哲学的研究还没有涉及到20世纪的史学思潮，对19世纪史学思潮的反思不够，因此也就很难联系到对上述历史的思维问题、历史学的自律性产生深刻的认识。
    二
    在中国近代史学发展中，对于历史认识论的探讨始终是一个非常薄弱的环节。应该说，是自李大钊全面开启了对于历史认识论的探究。其代表作便是《史观》。李大钊对历史认识论所涉及的问题包括：史观、史观与历史、史观与人生观、今古论与历史之价值。他提出，要探求“活泼泼的有生命的历史”。“活历史”的内涵就是：历史的进步性、历史进程中的人性、历史学家的自律性。他指出，“实在的事实是一成不变的，而历史事实的知识则是随时变动的；记录里的历史是印板的，解喻中的历史是生动的。历史观是史实的知识，是史实的解喻。所以历史观是随时变化的，是生动无己的，是含有进步的。”（注：《史观》，《李大钊文集》下，第266-267页。）在他看来，历史的进步性从史观的演进也可以体现出来。“历史观本身亦有其历史，其历史亦有一定的倾向。大体言之，由神权的历史观进而为人生的历史观，由精神的历史观进而为物质的历史观，由个的历史观进而为社会的历史观，退落或循环的历史观进而为进步的历史观。”（注：《史观》，《李大钊文集》下，第266-267页。）李大钊还认为，“历史是有生命的，僵死陈腐的记录不能表现那活泼泼的生命，全靠我们后人有新的历史观念，去整理他，认识他。”“历史是不怕重作改作的，不但不怕重作改作，而且要改作重作。”（注：《研究历史的任务》，《李大钊文集》下，第677-678页。）这里所强调：“历史是有生命的，活动的，进步的；不是死的，固定的。”直接涉及到历史认识论的核心问题，接触到一切历史都是当代史、思想史之主题。既然“历史是有生命的”，历史就“不怕改和重作”。
    基于这种认识，李大钊立志要“重作中国各史”。
    李大钊以力求“真史学”为己任，“追从此滚滚不尽之史潮以进。”他说，“史家之责任，一方宜勤求关于现在发生之史实，载之记录，勿使散佚，为后世存留较为准确之史料；一方宜就过去之史实，依新史料、新史观，以为改正修补，匡其谬而足其阙。”“积累代学者之绩业，必能发见足以解释一切史家之法则，而与人生进路以豫见之导向。”（注：《史学与哲学》，《李大钊文集》下，第644-646页。）
    李大钊十分看重史观对于人生的影响，这种认识具有重要的启蒙意义。他说，“历史观与人生观亦有密切的关系。哲学教我们扼要达观。三者交相为用，可以使我们精神上得一种平均的调和的训练和修养。”新的历史观“给我们新鲜的勇气，给我们乐观迈进的人生观。”（注：《史学与哲学》，《李大钊文集》下，第644-646页。）。“这种娱快，这种幸福，只有靠那一班登临这座高楼的青年们，长驱迈进的健行不息，才能得到。这是史学的真趣味，这是研究史学的真利益。”（注：《史学与哲学》，《李大钊文集》下，第644-646页。）
    李大钊强调，“我们研究学问，不是以学问去赚钱，去维持生活的，乃是为人生修养有所受用。”（注：《史学与哲学》，《李大钊文集》下，第644-646页。）“现代史学的研究，及于人生态度的影响很大，”它“能陶炼吾人于科学的态度”，“凡学都所以求真，而历史为尤然。”“现代史学给我们的乐天努进的人生观，”“导引我们在历史中发见了我们的世界，发见了我们的自己，使我们自觉我们自己的权威。”（注：《史学要论》《李大钊文集》下，第762-764页。）他还断言：“研究历史的趣味的盛行，是一个时代正在生长成熟、正在寻求聪明而且感奋的对于人生的大观的征兆。”（注：《史学要论》，同上，第762-764页。）
    通过阐述史学与人生哲学的关系、史学籍予人生的影响，李大钊从一个全新的角度来张扬人性，呼唤人的自主性、理性的复归。教育有志青年，“向历史中寻找人生、寻找世界，寻找自己的兴趣”，从历史中发现个性的价值，追求理性，塑造自己积极的人生。这种历史观点，即使在今天也仍有其思想价值和现实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