桑西门提出的“历史法则”也就是历史规律，这种法则的确立使历史成为科学。他“由历史抽绎出来的法则，为组织的时代与批评的时代的递嬗，亦可以说是建设的时代与革命的时代的递嬗。中世纪是一个组织的时代。继续此时期的，乃是一个批评的、革命的时代；这个时代，到了现在才渐次终结。继续这个时代的，必是另外一个组织的时代”（注：《桑西门的历史思想》第336-337页。）。
    李大钊还认为，“桑西门有两个历史观：一为知识的历史观，一为经济的历史观。他的知识的历史观，很强烈的表现于他的初期的著作；嗣后他的思想发生变化，经济的历史观，乃以取而代之。”（注：《桑西门的历史思想》，第338-339页。）。桑氏认定，“知识决定宗教，宗教决定历史。本此思想以解释历史，便是知识的历史观，后来承继他的知识的历史观而发扬光大之者厥为孔德。”（注：《桑西门的历史思想》，第338-339页。）法兰西革命后，桑氏“确立一种历史的法则，认历史过程，惟有经由产业组织的变化，才能理解；将来的社会，亦惟依产业发达的倾向，才能测度；这就是他的经济的历史观。后来承此绪余而建立唯物史观的学说者，厥为马克思。”（注：《桑西门的历史思想》，第338-339页。）
    从桑西门的历史哲学出发，李大钊明确了自己关于历史哲学的定义：“把立于经济的基础上的政治、法律等社会构造纵以观之，那就是历史；所以横以观之称为社会哲学，纵以观之亦可称为历史哲学。”（注：《马克思的历史哲学与理恺尔的历史哲学》，第345页。）
    6.关于李恺尔特（H.Rickert李译理恺尔）
    德国新康德主义西南学派的代表人物李恺尔特提出与马克思及其他学派（如实证主义）不同的主张。李大钊很注意这种同马克思派历史哲学的分歧意见，并且对此做了详细的评介。“依理氏的说，则谓学问于自然科学外，当有称为历史的科学，或文化科学者，此理一察自然科学的性质自明。自然科学的对象，便是自然；自然之为物，同一者可使多次反复，换句话说，就是同一者可使从一般的法则反复回演。如斯者以之为学问的对象，不能加以否认，固而自然科学的成立，容易附以基础。然学问的对象，于可使几度反复回演者外，还有只起一回者，这不是一般的东西，乃是特殊的东西，不是从法则者，乃是持个性者，即是历史”（注：《马克思的历史哲学与理恺尔的历史哲学》，第349页。）。
    对于史学的特殊地位的探讨，在德国也同样引起了很激烈的争论。对此，李大钊在介评西方历史哲学的发展时，特别对以李恺尔特（H.Rickert）和梅理士（G.Mehilis）为代表的新理想主义学派给予关注。对于他们所提出的史学作为文化科学的主张表示了很大的兴趣，认为“这是史学在科学系统中发展的径路”。
    李恺尔特提出以文化来取代历史，他“把一般的东西，与前同样名为自然，而把特殊的东西，名之为文化，以代历史。这个意思，就是说自然一语，由形式及内容两方面均可表明一般的东西，而对于特殊的东西，历史一语，则仅能表示其形式的方面，而其内容的方面，非用文化一语表示不可”（注：《马克思的历史哲学与理恺尔的历史哲学》，第350-351页。）。自然科学以依离于价值的方法发见一般的法则为其目的，而文化科学，即历史学，或历史的科学，则以价值关系的方法，决定只起一回的事实为其任务”（注：《马克思的历史哲学与理恺尔的历史哲学》，第350-357页。）。
    李大钊对李恺尔特的评价很耐人寻味，他并没有完全否定其观点。李恺尔特“认历史学为一种事实学，于详明史学的特性上，亦未尝无相当的理由，然依此绝非能将马克思认历史学为如同自然科学的一种法则学的理论完全推翻者。不过因为有了他的学说在普遍的科学原则之下，史学的特殊性质愈益明了，其结果又把历史学对于自然科学的独立的地位愈益提高，在史学上，亦算是可追踪马氏的一大功绩罢了”（注：《马克思的历史哲学与理恺尔的历史哲学》，第350-351页。）。
    7.关于马克思的唯物史观
    李大钊专门著有《唯物史观在现代史学上的价值》。他首先为唯物史观正名，通过比较“历史之唯物的概念”、“历史的唯物主义”、“历史之经济的解释”、“经济的决定论”，他认为，从概念的称谓来说，“比较起来，还是称马克思说为‘经济的历史观’妥当些。”（注：《唯物史观在现代史学上的价值》，《李大钊文集》下，第359页。）
    进而，他明确指出，历史研究需要探究“社会进展的根本原因究竟何在”？“人类思想上和人类生活上大变动的理由究竟为何？”
    为了纠正人们对唯物史观的误解，他特别同各种对唯物史观的歪曲做斗争，强调唯物史观不是命定论、决定论。“有些人误解了唯物史观，以为社会的进步只靠物质上自然的变动，勿须人类的活动，而坐待新境遇的到来。因而一般批评唯物史观的人，亦有以此为口实，便说这种定命（所命由天）的人生观，是唯物史观给下的恶影响。这都是大错特错，唯物史观乃于人生的影响乃适居其反。”（注：《唯物史观在现代史学上的价值》，第365页。）
    李大钊在阐述唯物史观基本原理时，还突出地分析了史观与人生观关系。唯物史观“及于人类精神的影响，亦全与神学的方法所得的结果相反”它使“人才看出他所生存的境遇，是基于能时时变动而且时时变动的原因；斯时人才看出那些变动，都是新知识新发见的结果，就是由他自己一样的普通人所创造的新发明新发见的结果，这种观念给了很多的希望与勇气在他的身上；斯时人才看出一切进步只能由联合的因进步的人民造成，他于是才自觉他自己的权威，他自己在社会上的位置，而取一种新态度。从前他不过是一个被动的、否定的生物，他只是一个忍耐的试验品，于什么人亦没有用处。现在他变成一个活泼而积极的分子了，他愿意知道关于生活的事实，什么是生活事实的意义，这些生活事实给进步以什么机会，他愿意把他的肩头放在生活轮前，推之挽之使之直前进动。这个观念，可以把他造成一个属于他自己的人，他才起首在生活中得了满足而能于社会有用。但是一个人生在思想感情都锢桎于古代神学的习惯的时代，要想思得个生活的新了解，那是万万不可能；青年男女，在这种教训之下，全麻痹了他们的意志，万不能发育实成”（注：《唯物史观在现代史学上的价值》，第363-364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