亚历山大一生金戈铁马，在短短的十二年内，如风卷残云般建立起一个横跨欧、亚、非的世界性大帝国。他不仅把光彩夺目的希腊文明之火播撒在了中亚北非的沃土之中，而且还将两河流域及尼罗河上长久积淀的文明遗产载向欧洲，促成了一种东西方文明相互交融的局面，甚至在他死后的几百年里，这种局面仍在继续发展，这段历史被西方史学家称作“希腊化时代”，而马克思则高度赞誉说：“希腊的内部极盛时期是伯里克利时代，外部极盛时期是亚历山大时代”[①]。作为划时代的杰出人物，亚历山大为人类的文明与进步做出了重要的历史贡献。
    （一）无论哪位历史人物的成长，都离不开时代的孕育，离不开社会环境的锻造。然而，亚历山大比别人更幸运的是他还有一位言传身教，见识深远的父亲--腓力二世的悉心培养。
    亚历山大的成长与马其顿的迅速崛起同步而行。他亲眼看到马其顿国家是如何在腓力二世的手中建立起了中央集权的专制统治，腓力二世创建的常备军是如何纵横捭阖，所向披靡，享受着征服者的胜利和荣耀，因此，他对父王的功业羡慕不已。据说，每当他听到腓力二世胜利的消息时，常常愁眉紧锁，唯恐自己没有机会去享有征服世界的光荣。少年时代的亚历山大暗自下定决心，要做世界之王，做“万王之王”[②]，主观上树立起了这样的朦胧信念。
    为培养亚历山大做接班人，腓力也是不遗余力，他“是历史上罕见的关心继承人的君主之一。”[③]最初他聘请赖西马卡斯为亚历山大的启蒙老师。赖西马卡斯教会亚历山大对任何事情充满信心，并直呼其为奥德赛，以《荷马史诗》中的英雄激励这位少年。赖西马卡斯的启蒙教育为亚历山大树立英雄主义的世界观奠定了良好的基础。从十三岁起，腓力又为他聘请了一位新的家庭教师，这就是在希腊享有盛誉的百科全书式的人物亚里士多德。师生七年朝夕相处，潜移默化中亚历山大接受了亚里士多德的政治思想和主张。亚里士多德认为：“有些人在诞生时就注定将是被统治者，另一些人则注定将是统治者”[④]，“对于原来应该服属于他人的卑下部落，倘使竟然不愿服属，人类向他进行战争（掠取自然奴隶的战争），也应该是合乎自然而正当的。”[⑤]亚里士多德还经常教导他做“希腊人的领袖，做野蛮人的主人。”[⑥]这里的野蛮人自然是指希腊人以外的各族人民。恩师的教诲，更加坚定了亚历山大征服世界的雄心大志。因此，当朋友邀他参加极富挑战性的奥林匹亚赛会时，他果断而轻蔑地回答：“很愿意，但要对手是各国的国王”。[⑦]他还常把亚里士多德评注的《伊利亚特》和一把短剑放于枕下，以书中的英雄人物阿喀琉斯为榜样，时刻激励自己为实现理想而努力奋斗。
    亚历山大通过耳闻目睹马其顿人的扩张，通过两位宫廷教师的积极引导，在他的世界观中形成了这样几方面的主导思想：
    1、称帝称王的思想。亚历山大的雄心不只在马其顿、在希腊，而是放眼于全世界。因此，他并不满足于马其顿王国继承人的地位，坐等他人将王冠戴在自己的头上，而是要干一番比他父辈更加惊天动地的伟业。
    2、英雄主义的思想。要实现万王之王的理想，首先得成为一名功勋卓著的英雄豪杰，方能号令天下。在他的思想意识中，做英雄和成霸业是一对无法分割的孪生兄弟。
    3、崇尚战争的思想。他看到《荷马史诗》中他所景仰的英雄们，哪一位都是经过了许多次血与火的洗礼才功成名就的，这种榜样的力量极大地吸引着亚历山大，使他认识到，战争是英雄成就霸业的唯一途径。
    4、轻视“蛮人”的思想。对“蛮人”的认识，他只是从希腊人特别是亚里士多德的口中略知一、二。在希腊人的眼里，“蛮人”不过是一些愚冥无知、顽固不化的代名词，用武力强制他们服从“文明的”希腊人的意志是理所当然之事。在没有其他解释之前，亚历山大很容易轻信和接受这种观点。
    亚历山大的思想趋于成熟的同时，还在腓力二世的精心指导下，躬身实践着做君王的文武之道。当腓力二世领兵出征时，把国家政务往往交由亚历山大处理。尽管这个未来的君王在别人眼里还只是个孩子，但是他的见识和能力却远远超出了他的年龄，甚至连外交经验极为丰富的波斯帝国的使臣也“心悦诚服”他的“友善”的态度和有节制的提问，惊讶地赞叹道：“这个孩子才真是一个伟大的君主，而我们的国王只不过徒有钱财而已。”[⑧]腓力还有意识地让亚历山大接受战火的洗礼，在战争中锻炼其勇武精神和英雄气概。在决定希腊命运的喀罗尼亚战役中，腓力大胆起用年仅十八岁的亚历山大为先锋，在马其顿人即将败下阵来的关键时刻，是亚历山大一马当先，冲破底比斯方阵，挽救了马其顿人的败局，使腓力有机会重整旗鼓，夺取失地，进而控制了全希腊。
    在腓力的精心培养和锻炼下，亚历山大成长十分迅速，文武兼备，才干卓群，年纪虽轻，却积累了丰富的作战经验和治国之道。因此，有人说，在“亚历山大的故事里，真正的英雄与其说是亚历山大本人，倒不如说是他的父亲腓力二世。”[⑨]从某种意义上说，这话不无道理。
    腓力留给亚历山大最为宝贵的遗产便是他未竟的宏图大业。喀罗尼亚之战，一役定希腊。腓力立即召开科林斯会议，他没有摆出东方帝王那种君临之威，而是以较为宽松的结盟形式确定了马其顿与希腊各邦的关系。这样既迎合了希腊奴隶主阶级的虚荣心，又体面地使之接受马其顿人的意志。会议还原则通过了进攻波斯的计划。然而腓力未及出师身先死亚历山大在这个历史的紧要关头继承王位，并超水平地完成了父辈未竟的事业。
    （二）亚历山大的继位，为他实现个人的宏伟志向迈出了第一步。他稳定了国内的形势，再次确立了马其顿在科林斯会议中的领导地位，然后便带领三万步兵和四千五百名骑兵，雄心勃勃地踏上了远征东方的路途。远征表面上看是父业子承、顺理成章之事，实际上是客观形势的要求和亚历山大主观愿望的历史性结合。
    从希腊方面看，许多奴隶主贵族强烈希望借助马其顿人的势力去攻打波斯帝国，一则能够洗刷波斯曾经进攻过希腊的耻辱；二则矛盾外引，转移希腊内部伯罗奔尼撒战争后的社会危机；第三，远征的直接经济后果就是能给希腊人带来源源不断的物质财富，满足他们日益膨胀的物质需要，这是最为实质性的因素。
    从波斯方面看，此时的波斯帝国已不具有大流士一世时那种不可阻挡的神威。曾被波斯征服的小亚细亚、腓尼基、埃及都对波斯人的高压政策极为不满，始终与之貌合神离，并寻找一切机会摆脱波斯人的羁绊。波斯军队虽则号称百万，但民族成分复杂，难以统一意志，而帝国的君主大流士三世又是个优柔寡断缺乏建树之人。
    作为科林斯同盟盟主的亚历山大，必须关切希腊人的利益和要求，否则，同盟的命运不堪设想，况且远征波斯对于亚历山大来说，也是检验他能否实现个人理想的重要步骤。因为当时的世界格局是东方的波斯帝国和西方的希腊国家相互对垒，希腊已在亚历山大的掌握之中，如果能征服波斯帝国，便意味着征服了亚历山大所知的大部分世界，其他国家便迎刃而解。而这时的波斯帝国恰处于日薄西山的时刻，为亚历山大的侵略战争提供了有利的契机。因此，远征势在必行。
    公元前334年春，亚历山大的东侵计划付诸实施，经过近十年的艰苦鏖战，建立起了一个融欧、亚、非三大洲文明于一体的空前的奴隶制大帝国。那么是什么原因使亚历山大获得了战场上一个又一个胜利的呢？
    首先应当归功于他父亲缔造的这支训练有素的军队。马其顿的常备军早在腓力二世时期，就已经成了“欧洲有史以来最强大的一支军队”，[⑩]著名的马其顿方阵进能猛攻，退能自守，且武器精良，纪律严明，腓力就是利用这支军队迅速统一了希腊各邦。腓力遇刺身亡后，亚历山大全盘接手了这支身经百战的队伍，他们追随亚历山大的决心正如追随腓力一样不可动摇。
    其次是亚历山大身先士卒英勇无敌的战斗作风使其在军队中享有崇高的威望。每一场恶战，他总是出现在最危险的地方，他是全军中登上亚洲大陆的第一人，在进攻印度时，遇到强大的阻力，他又奋不顾身夺过云梯，第一个登上城墙，跳入敌人的要塞，战斗中他身负重伤，为了避免将士的过分悲痛和部队骚乱，稍有好转，就叫人把他抬到营地去。将士们深为他的战斗精神所感动，更加奋力效命疆场。
    再次，亚历山大运筹帷幄，指挥若定的军事才能在战争中发挥了重要作用。他对部下的特点了若指掌，在战斗中，他往往一边在阵前跃马奔驰，一边高喊将士们的名字，准确地说出他们的级别和职务，灵活机动地调度他们。对敌方，他也仔细研究，伊苏斯战役，大流士三世临阵脱逃，使他充分认识到了大流士本质上的懦弱，对战争便胸有成竹。他并不急于追击败军之首，而是转道埃及，顺利地当上了埃及法老，然后再挥师中亚，把大流士三世逼得无路可逃。
    最后，他宽猛相济、恩威并施的战略措施是取得胜利的可靠保障。他深知波斯帝国境内民族矛盾极为突出，各族人民反抗波斯压迫的斗争始终没有平息，所以，他不是以征服者的面目出现，而是以解放者的身份自居。先号召波斯帝国的希腊雇佣兵放下武器，不可自相残杀，然后对投诚的波斯军队以礼相待，严重地瓦解了波斯军队的战斗力。由于他的政策得力，在两河流域，“巴比伦人纷纷出城迎接”；在苏撒，“督办的儿子在半路迎接”；在埃及受到僧侣的隆重礼遇，其他如大马士革、耶路撒冷也都兵不血刃。但对于顽强抵抗者，亚历山大则毫不留情。推罗拒不投降，七个月后城池陷落，八千战士被杀，三万妇幼被卖为奴，伽萨也遭到同样的命运。
    由此，我们可以看到，在远征东方的战争中，虽然有着良好的国内国际环境为依托，但亚历山大本人卓越的军事韬略和惊人的勇武精神是战争胜利的重要条件，他所创下的丰功伟业是那个时代的任何人都无法企及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