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于战争本身的残酷性和多变性，后人对亚历山大的评说也褒贬不一。应该明确指出的是，亚历山大的东征给东方各族人民带来的深重灾难是任何人都必须承认的历史事实，也是亚历山大留给历史的遗憾。但是如何认识这场战争，我们应该坚持马克思主义的具体问题具体分析的史学观点，把它放在古代世界的大环境中去研究，承认战争的客观性一面。在奴隶制社会生产力水平极端低下的状况下，用最野蛮的手段--战争去掠夺别国的财富和人口，以求得自身的生存和发展，已经成为古代各文明国家唯一的手段。无论是古代埃及还是古巴比伦甚至是罗马帝国，他们强大的历史哪一部不是血泪斑斑？难道可以由此断言这些国家的缔造者都是冒险家、刽子手吗？诚然人们痛绝战争，企盼和平，在生产力高度发展的当今社会，国家求生存求发展的途径多种多样，不必诉诸武力。可在奴隶制社会却大不一样，弱肉强食是它的基本特征，你不去打别人就会被别人打。甚至连马克思主义者也不得不承认，在原始生产方式下，人口的增长，需要越来越多的生产资料，战争便成了人们之间经常交往的形式[11]。亚历山大尽管有他的英明之处，却无法超脱奴隶制生产关系的束缚，对他所发动的战争也不可苛求。况且评价亚历山大只局限于这场侵略战争未免过于狭隘。我们不仅要认识到他在战争中所发挥的典范作用，更要认识到他所建立的庞大帝国对世界历史进程所发生的深远影响，这些深远影响表现在他开创性的建设新帝国的新观念、新政策及良好的历史效果之中。
    （三）把被征服地区的居民一概变为奴隶，套上枷锁，让他们世世代代屈从于征服者的权威之下，这是古代世界征服者的一贯政策，亚历山大也有着同样的初衷。但是，通过战场内外同“蛮人”的接触，他的思想发生了深刻的变化。他感慨于大流士营帐奢侈豪华，惊叹于巴比伦城市的古朴典雅。他所见到的“蛮人”和他想象中的落后无知形成巨大的反差，亚历山大虽然用武力征服了这片土地，但又被这里较高的文明所征服。于是，他得出了这样的结论：“我相信所有的人本质都是相同的”，“人们应该把所有的好人视为自己的同族，只有坏人才是异族。”[12]这说明亚历山大的思想发生了深刻的转变：清除了西方人观念中的文明与野蛮之分，并萌生了各族人民应该平等相处的意识；划分种族（敌我）的标准是“好人”和“坏人”，所谓的“好人”，不言而喻，是和亚历山大站在同一路线上的，“坏人”则相反。
    种族观念转变后，亚历山大治理帝国的各项政策，便处处体现着民族融合的精神。
    第一，在宗教方面，他尊重当地人民的宗教信仰，以一个虔诚的教徒身份取得当地人民的信任和尊重。在埃及，他不惧旅途艰险，硬是凭借胆识和意志到达了西瓦绿州，亲自朝拜阿蒙神喻宣示所。连埃及阿蒙僧侣都不易办到的事，亚历山大办到了，感动得僧侣们直呼他是神的儿子！在巴比伦，他下令将薛西斯毁坏的马都克庙宇连同其他任何被波斯毁坏的庙宇都一一重建，他还亲自祭祀马都克，并完全按照迦勒底人占卜师的安排举行宗教仪式。在古代世界里，由于人们认识社会与自然能力的匮乏，宗教信仰便成了人类重要的精神支柱。亚历山大看到了宗教在调节人与人之间关系中的重要作用，所以不惜旅途劳顿，虔诚参拜。他的行动既给马其顿及希腊人树立了良好的榜样，加强了东西方各民族的情感交流，又为自己树立了“仁义之君”的形象，为帝国境内各民族的友好相关奠定了情感基础。
    第二，优抚被征服地区的上层分子，大胆起用他们做地方总督。不仅在一般城市，即使一些重要的大城市如苏萨、亚美尼亚、巴比伦等地也任命当地贵族出任总督。对头号对手的大流士三世及其一家也予以厚待，他下令以国王的礼仪厚葬大流士三世，皇后、公主均恢复原有的地位。大流士三世临死前得知亚历山大的决定，感动得祈祷上苍道：“如果我不能继续在亚洲称王，我祈求您千万别所把这个主权交给别人，只交给亚历山大。因为他的行为高尚无比，对敌人也不例外。”连大流世三世都能对亚历山大如此钦佩，更何况其他波斯贵族呢？钦佩之余又岂能不忠心效力？这样，亚历山大又赢得了被征服地区上层分子的有力支持。
    第三，政治联姻是维系帝国稳定的一条纽带，也是铺设民族融合的一个桥梁。为了使被征服地区的居民能够接受容纳远征军，消弭他们的抵触情绪，亚历山大号召马其顿士兵与当地居民联姻，并给予他们免税的优惠政策。他本人带头娶了大流士三世的女儿斯塔提拉为妻；在此之前，他还娶了伊朗贵族的女儿罗克珊。在他的鼓励和带动下，有许多马其顿官兵和波斯贵族联姻，仅在一次集体婚礼上就有一万对欧亚联姻者。这项政策的实施，为东西方各民族之间的语言沟通，风俗习惯的相互适应提供了良好的条件。
    第四，在军队的建设中，也充分体现了民族融合精神。军队是帝国的重要支柱，得到亚历山大的特别关注。战场上的频频告捷，使个别官兵居功自傲，难以调动。对此，亚历山大给予坚决打击，或就地正法，或遣返回马其顿，而补充的兵力绝大部分是亚洲青年。他曾将三万波斯青年带到苏撒，给他们穿上马其顿服装，按马其顿的军训制度进行操练，组成一支强悍的骑兵队伍。亚历山大这样做的目的，一方面是出于继续东征中解决兵源和给养的需要；另一方面也是为了在军队中改变唯马其顿人是尊的地位。使被征服地区的居民有理由相信：亚历山大大帝决不只属于马其顿人，而是属于他的帝国，属于他帝国当中的所有臣民。
    从这些政策中我们还可以看到，亚历山大已经成长为了雄才大略的政治家。少年时代那种比较空泛的“万王之王”的政治理想已经被更为现实的帝国领袖的崇高意识所代替。因而他屏弃了地域的、种族的、宗教的、文野的种种偏见。他的这些远见卓识远远地走在了时代的前列，不是普通人可以理解的。为了战胜陈腐的观念，同他的战争一样，亚历山大付出了惨痛的代价。昔日腓力最忠诚的部将，曾在亚历山大的远征中立下汗马功劳的帕尔墨尼翁及其子菲罗塔斯要求亚历山大疏远波斯人，将他们排斥于身边之外，被亚历山大愤而杀之。曾救过亚历山大性命的克利托斯，因非难亚历山大对波斯人的友善，也被亚历山大挥剑刺死。表明亚历山大要建立一个崭新的，东西方各民族友好相处的大帝国的决心的不可动摇性。也许亚历山大自己也不曾想到，他的意志和行为将给世界历史的面貌带来怎样的变化。
    （四）虽然亚历山大仅仅在位十二年，却开创了东西方历史交往的一个新时代，为人类的文明与进步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正如吴于廑教授所说：“希腊和东方在经济和文化上的接触，不是从亚历山大建立帝国后才有的。但从亚历山大帝国的时期开始，特别是在亚历山大帝国以后，那种原来只是偶然的接触就发展为经常的广泛而深刻的交流”[13]。
    东征的一个经济后果就是促进了城市的繁荣，亚历山大在东方各地建立了七十多座以他个人的名字命名的城市，尽管最初只为军事所需，但后来许多城市发展成重要的商业中心，希腊的商人和殖民者紧紧追随马其顿军人的足印，在这里进行贸易活动，他们和当地居民一道，共同开发建设这些城市，涌现出了一批融政治、经济、科学、文化为一体的重要都市。在尼罗河口建立的亚历山大里亚城就是其典型代表。它既是托勒密王朝的统治中心，又是地中海上最大的商港，中介贸易异常活跃。他的部将所开发的塞留细亚城、罗得斯岛、安条克城、帕加马城等都在“希腊化时代”闻名于世，成为东西方交流的中心城市。
    希腊古典时代重视理性科学的传统也成为东方人的精神财富。亚历山大本人就十分重视对科学文化的开发和研究。他在东征期间大量搜集东方的动植物标本和法律政治资料赠送给恩师亚里士多德，他还亲自接见印度智者派的代表，和他们共同探讨人生宇宙的奥秘。随军而来的希腊学者对东方的科学技术、文学艺术及天文地理也产生了浓厚的兴趣，科学探险和军事冒险并驾齐驱。为科学研究提供最佳环境的图书馆拔地而起，最富盛名的亚里山大里亚图书馆藏书50万册，世界各地的学者名流云集于此，自然科学在这里得到长足发展，帕加马和叙拉古图书馆也都享有盛誉。“希腊主义国家的政府不惜资财来充实和支持图书馆，认为这是在国内国外社会舆论的观感中巩固其权威的手段之一。”[14]政府的重视进一步推动了科学文化事业的发展。
    由于经济、文化活动在十分广阔的社会背景下展开，不能不促进人类思想水平的提高。斯多噶派的出现，标志着人类的思想意识达到了一个新的里程碑。这派哲学在对人的概念的理解和认识上不再局限于城邦的狭小范畴，而是放眼整个世界，得出了“在宇宙理想的面前，一切民族、国家、个人都是平等的”结论。[15]这种超越种族和国界的对人的看法，显然是受到亚历山大种族观的影响，并在东西方交互渗透的历史现实基础上发展起来的。
    亚历山大不愧为英明的军事统帅和政治领袖，他不仅开创了一个属于他的帝国，而且成功地开辟了一个崭新时代，即“希腊化时代”。古罗马史学家阿匹安把亚历山大的成功说成是“不仅依靠军事才能，而且也依靠敏捷和幸运”[16]；把亚历山大当成偶像的拿破仑则说：“我对于亚历山大特别感到羡慕的地方，不是他的那些战役，而是他的政治意识，他具有一种能赢得人民好感的艺术。”[17]
    的确，亚历山大的政治才能和军事才能，乃至于历史发展的需要是他成功的必要条件，但是这些条件表象的背后更深层次的根源却被人们忽略了，那就是他的实事求是的科学态度。当他的理想或目标和现实发生冲突时，他总能从现实的需要出发，适时调整他的各项方针政策和作战计划，这使他在军事上和政治上立于不败之地。按照亚历山大的东进计划，准备打到世界的尽头，实现他称霸世界的光荣梦想，当他进入印度腹地时，路途险阻丛生，士兵怨声载道，人们一直以为亚历山大的决心无法动摇，但他突然下令，搬师回朝。在自己的部下面前，能够做出自我否定的决择，需要足够的勇气和胆识，这种胆识便来自他对客观实际的正确认识和把握；亚历山大力排众议，推行民族融合政策，是他实事求是科学态度的又一例证。亚历山大这种讲究实际，实事求是的坚定的科学态度，是他留给历史的一条宝贵经验。
    注释：
    ①《马克思恩格斯选集》，人民出版社，1972年450页。
    ②〔古希腊〕阿里安著，李活译《亚历山大远征记》，商务印书馆，1979年，67页，以下凡有“”未注出处者，均引自此书。
    ③⑨〔英〕赫·齐·韦尔斯著，吴文藻等译《世界史纲》，人民出版社，1982年，371页，370页。
    ④⑤〔古希腊〕亚里士多德著，《政治学》，商务印书馆，1983年，Ⅰ，4，5，1254a；Ⅰ，8，1256b。
    ⑥〔法〕德拉逊著，《希腊主义史》第三卷，17页。
    ⑦⑩〔美〕威廉·杜兰著，幼狮翻译中心局译《世界文明史》第七册，台北幼狮翻译中心出版社，116页，118页。
    ⑧[12]〔美〕小查尔斯·亚历山大·罗宾逊著，马诚等译，《亚历山大大帝》，新华出版社。1988年，7页，61-62页。
    [11]《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三卷，26页。
    [13]吴于廑著，《古代的希腊和罗马》，中国青年出版社，1957年，86-87页。
    [14][15]〔苏〕B·C塞尔格叶夫著，缪灵珠译，《古希腊史》，高等教育出版社，1955年，512页，515页。
    [16]〔古罗马〕阿匹安著，谢德风译《罗马史》下册，226页。
    [17]《外国著名军事人物》上册，（苏联军事百科全书）知识出版社，1982年，12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