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正确判断历史分期需要一个过程
    以人的实践活动构成的社会历史是一个客观存在，由此而产生的历史分期以及分期的标志也是一个客观存在。研究历史、确定分期的标志，是这一客观存在在人们主观上的反映。认识任何事物，都需要一个由表及里、由感性到理性、由不正确到逐步正确的过程。研究历史的分期也不例外，人们确定历史分期，并使这种分期能够和历史发展的本来面貌相吻合，也需要这样一个认识过程。如同毛泽东所说：“由感性到理性之辩证唯物论的认识运动，对于一个小的认识过程（例如对于一个事物或一件工作的认识）是如此，对于一个大的认识过程（例如对于一个社会或一个革命的认识）也是如此。”（注：同上书，第291-292页。）由于历史的发展过程具有多种形态，有时相对缓慢，有时变化急剧，有时进展顺利，有时曲折反复。这种状况也必然影响到人们对于历史分期的认识：有时很快就能作出正确判断；有时则要经过相对较长的时间。因为有些分期性的变化并不是一开始就十分清楚地显现出来，即使显现出来人们也不一定能很快地发现和认清它的意义。这里既需要实践的开展，也需要认识的深化，认识的过程实际上也就是客观实践的展开和深入的过程。一般说来，当历史前进的步伐和实践形势的发展呈加速状态时，历史分期的确定也相对较快。但不论快慢，这种认识过程都是不可缺少的。社会发展史如此，党领导的革命和建设历史更是如此。
    反映这种过程比较突出的例子，是党在从第一次大革命的失败到土地革命战争时期转变中的认识变化。1927年4月和7月国民党蒋介石集团和汪精卫集团的背叛革命，虽然已经宣告了第一次大革命的失败，但在一段时间里，中共中央和不少党的领导人并没有承认这一事实，仍然认为“中国革命是高涨而不是低落，中国革命的高涨而且是无间断的性质”（注：瞿秋白：《中国革命是什么样的革命？》，《中共党史教学参考资料》（一），人民出版社1979年版，第117页。），“现时全中国的状况是直接革命的形势”，“中国革命的进展虽然受着历次的挫折，但是他始终继续不断的发展”（注：1927年11月中共中央临时政治局扩大会议通过的《中国现状与共产党的任务决议案》，同上书，第127页。）。这种错误的估计导致了党领导的革命力量继续遭受惨痛损失，直到1928年6月党的六大才比较正确地解决了这个问题，认识到当时中国的政治形势是处在两个革命高潮之间，即低潮时期，指出“现在，第一个革命浪潮已经因为历次失败而过去了，而新的浪潮还没有来到，反革命底势力还超过工农，党底总路线是争取群众”（注：《中国共产党第六次代表大会底决议案》，同上书，第161页。）。此后党才逐步实现了工作路线的转变，中国革命才重新开始走向复兴。当时，党内对于中国革命在新阶段的主要任务应是土地革命的认识也不一致。党领导的南昌起义、广州起义都没有及时将革命力量转入农村开展土地革命。只有毛泽东在领导了秋收起义后看到了这一点，及时将革命转入农村，发动农民开展土地革命斗争，创建了井冈山农村根据地，代表了中国革命的正确方向。
    至于从大革命失败到土地革命转变的标志，党内的认识也是经过较长时间才取得共识。1928年党的六大曾对此前的中国革命作过这样的划分：“中国革命底第一时期，是总的民族联合战线时期”；“四一二”以后，“便转变到第二时期，--左派国民党的时期了（所谓武汉时代）”；“南昌武装起义底失败，结束了中国革命第二时期--左派国民党的时期”；广州武装起义“开始了中国革命底第三时期，--苏维埃时期”（注：《中国共产党第六次代表大会底决议案》，同上书，第153页。）。当时，党内多数领导人也把1927年12月的广州起义作为第一次大革命失败和新阶段开始的标志。如1930年1月李立三在《一九二五年至一九二七年中国大革命的教训》一文中指出：“广州暴动的确划分了革命历史的时期：一方面在革命的阶段上，开辟了中国工农苏维埃的革命；另一方面在革命的形势上，结束了第一次的革命高潮。”（注：中央档案馆编：《中共党史报告选编》，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82年版，第314页。）1934年1月张闻天在《中国革命基本问题》的小册子里也提到，广州暴动“同时开辟了中国革命新的阶段--中国苏维埃的阶段”（注：同上书，第443页。）。不过，这本小册子在讲到1927年的“四一二”大屠杀时，又说“中国革命由此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注：同上书，第434页。）。这说明当时党内对这个问题的认识并不十分清楚。随着革命进程的推进，党对于分期问题也逐步有了比较清楚的认识。1942年中央组织高级干部集中研究党的历史时，毛泽东把党的历史作了和“六大”不同的划分，并很快为党内多数同志所接受。他在《如何研究中共党史》的报告中提出：按照历史发展的顺序，我们党的历史“可以分为这样三个阶段：大革命时期是第一个阶段；内战时期是第二个阶段；抗日时期是第三个阶段。”（注：《毛泽东文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400页。）这是党在经过了二十一年的奋斗后第一次作出的比较准确的历史分期。在这个基础上，毛泽东还对每一阶段的革命任务作了明确界定，指出：“革命的任务，三个阶段都是反对帝国主义及其走狗。第一个阶段直接的表现是反对北洋军阀，第二个阶段直接的表现是反对国民党，第三个阶段表现为反对日本侵略者及汪精卫汉奸。”（注：同上书，第400页。）按照这个界定，第一和第二阶段的划分，自然不宜以广州起义为标志，因为从在此之前的八一南昌起义开始，革命的主要目标就已经转向国民党反动派了。1951年胡乔木写的《中国共产党的三十年》在简述了从1927年蒋介石发动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到7月15日汉口国民党正式决定与共产党决裂而叛变革命的过程后，也说：“就是这样，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就遭到了失败。”（注：《胡乔木文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20页。）在简述了南昌起义、秋收起义的过程后，又明确地说：“从此，就开始了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注：同上书，第25页。）此后，无论党内还是学术界普遍都把国民党反动集团的背叛和八一南昌起义的发动作为划分中国革命前两个时期的标志。
    除了上述两个时期，其他时期的界定也都经历过或长或短的认识过程。当然，有的时候由于国际局势的变化和革命形势的发展极其迅速，革命任务的阶段性变化非常明显，人们的认识在很短时间内就完成了转变的过程，以至于不易看出来。但若仔细考察，这种认识过程还是存在的。比如，1937年七七事变发生后，中共中央是在8月25日宣告：“七月七日芦沟桥的抗战，已经成了中国全国性抗战的起点”，“中国的政治形势从此开始了一个新阶段，这就是实行抗战的阶段”。“这一阶段的最中心的任务是：动员一切力量争取抗战的胜利”（注：《关于目前形势与党的任务的决定》，《毛泽东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397页。）。新中国诞生后，党是在1953年才明确宣布：“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标志着中国革命第一阶段的基本结束和中国革命第二阶段的开始。中国革命第二阶段的任务，就是要在中国建立社会主义的社会。”（注：《为动员一切力量把我国建设成为一个伟大的社会主义国家而斗争--关于党在过渡时期总路线的学习和宣传提纲》（1953年12月）。）
    还需要看到，对于将要开始的新阶段和新任务，人们并非都是在进入了新的时期后才开始认识到的。而是随着革命进程的发展，党在新阶段到来之前就已经开始预见到并为之作出努力了。而标志革命任务转变的重大事件的发生，恰好是印证了这种认识并实现了人们努力的目标。全面抗战的开始和新中国的成立都可以属于这种情形。
    随着党史研究的深入，对某一时期党的主要任务的确定，也会出现不同的概括。如对1924到1927年的革命，就先后出现过“北伐战争”、“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第一次大革命”等提法；对1927到1937年的十年，也先后出现过“十年内战”、“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土地革命战争”等提法。这同样反映了人们的认识不断深化和逐步趋于准确的过程。
    总之，随着实践的发展和研究的深入，人们对于历史分期的认识过程是不可避免的。在这个过程中出现一些前后不同的或不大正确的看法，也是完全正常的，因为事物的发展和认识规律就是这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