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方近代启蒙确立的“个性主义”，是一种“以个人为本位”的历史本体观。它在中国近代被当作“救国”的思想武器输入华夏，并在“五四”新文化运动中达到它的鼎盛时期。然而，由于它在中国的特殊境遇中被赋予了“启蒙”与“救亡”的双重功能，所以最终成为过渡到马克思主义的中介理路。厘清这一历史谜题，对我们正确地理解“个性主义”与“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历史因缘，并以此服务于我们今天重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价值认同系统，具有重要的意义。
    一、个性主义在近代中国勃兴的历史根据
    自1840年的鸦片战争揭开了“天朝”神秘面纱背后的病象之后，近代中国就面临着“数千年来未有之变局”--百代同道的传统文化价值认同系统陷于存亡绝续的时代性困境。众所周知，数千年来早已内化为民族心理的华夏主流文化确认：儒家之道--纪纲礼义诸原则--是据有天下的唯一合法依据。因此尽管在历史上，汉民族也曾数度亡国于周边民族，但在文化上却始终是“以夏变夷”，保持着“天不变，道也不变”的价值认同格局，以致政治价值的原则被设定为：“能行中国之道，则中国之主也”。（注：《郝文忠公全集·与宋两准制置史书》。）而此番凭借优势的物质力量与精神力量而来的“西夷”，却欲以西人之道主中国之事，从而引发了中华千古道统的存亡绝续问题。事实上，这“变局”的真正质底在于“时代脱序”的窘境：即指在共时态中，中国与西方处于封建主义与资本主义两个历史阶段，因而中国比西方落后一个时代序列；而落后的东西必然要被先进的东西所战胜，所以传统文化面临着“无可奈何花落去”的尴尬局面。
    中华民族回应这一文化挑战的方式，首先是使用数千年来屡试不爽的“变易”思理。在故国学理中，“变易”的观念始终是一个起衰振弱的重大命题。《周易》所谓：“穷则变，变则通，通则久”一直是沟通“人道”与“天道”的应变之规，由它进一步催生出“时与法移”、“不期修古”、“不法常可”的变革理据。这样，当外部环境变生不测，或者当内部社会发生危机时，凡是心有所为的政治家们就会不期而遇地根据“变易”思路进行政策调整，实行制度上大规模的革故鼎新，以期使社会结构趋于新的平衡，内外危机化解于无形之中。在“变易”思想的指导下，近代中国的变革沿着“变器”→“变政”→“变教”的路向逐层演进。这是一个合规律的过程。因为任何一种文化模式从大结构上看都是由三个层次构成的同心圆：最外层是器物层，包括人们创造的各种物质与精神产品；中间层是制度层，积淀着人际关系及规范化的社会制度；最内层是文化价值认同系统及其指导下的行为方式。这三个层次相互渗透，相互影响；而价值认同系统是整个文化模式的核心，它以“文化基因”的形式存在于文化模式中并决定历史沿着既定的价值认同方向作永久性的惯性运行。中国人首先从华夏文化模式的最外层认识到自己“技不如人”，认为只有在“器物”层面虚心向西方学习，最终才能达到“师夷长技以制夷”的目的。这种“变器”的要求发轫于鸦片战争之后的魏源、林则徐等人，渐至洋务运动成为相当一部分士大夫的共识。曾国藩、李鸿章、郭嵩焘、张之洞等一班人，“很觉得外国的船坚炮利，确是我们所不及，……觉得有舍己从人的必要。”（注：梁启超：《五十年中国进化概论》，岳麓书社，1985年版，第7页。 ）在他们的推动下，一个以造船制械，引入工艺，以至介绍西学、开办新式学堂为主要内容的洋务运动应运而生。从“器物”层面入手来进行革新自强，这是中国人按照“损害”最小，获利最大的原则（汤因比语）学习西方的结果。因为器物层面的价值密度最小，文化抗阻能力最弱，对文化核心价值的破坏力和影响力也最差。因此，这正契合了洋务派“中体西用”论的心曲。所谓“中体西用”论，是洋务派指导“变器”的根本文化观。“中体”指正统儒学所倡导的以“三纲五伦”为精髓的封建“教统”。洋务派认为，这是立国之本，系结着国家命脉，因而是不容更改的根本之“体”。“西用”指西方近代的物质技术，属“器物”之用的范畴，洋务派认为可以用它来“应世事”，达到强本固体的目的，因而“西用”是可变的。由此可见，洋务派“变器”的实质是试图在不改变传统价值的前提下，借引进西方近代的先进工艺来维护封建统治。而这却决定了洋务运动无可规避的失败必然性。因为“中体西用”论的质底是一种在现代文化冲击下固守传统价值的企图，因而它禀有以陈旧的纲常不变来应物质文明万变的保守习性。这具体表现为（1 ）思维结构中的非理性。“中体西用”论执迷于情感性的“中国文化中心主义”，盲目地否定对中西文化在时代意义下进行历史、逻辑的全方位剖析与对勘，因此，它既不能洞察近代问题的底奥，更找不到华夏文明的现代出路。（2）方法论上的非科学性。“中体西用”论乖离文化的有机性原理，依据主观需求对文化的“体用”任意分割与捏合。因而它不具备实践动作的现实性，只能存在于游玄虚构者的一厢情愿中。（3）本质上的反现代性。“中体西用”论未能号准时代的脉博，因此不能立足于“发展层次”来赶超时代。相反，它局囿于“求存层次”来防卫性地应付挑战。因此，这种低层次的爱国情结往往妨滞传统文化向现代转型的眼光，不能从根本上完成炎黄文明的奋发自救。果然，甲午战争一声炮响，宣告了洋务运动的折戟沉沙。然而，应该公正地说，尽管洋务运动以身败名裂而告终，但它毕竟迈出了中国近代化的第一步。其最重要的历史功绩莫过于提出了爱国主义的近代形式：爱国主义已不是传统意义上的“尊夏攘夷主义”，其行为方式也不再是以“忠君”为前提的“文死谏，武死战”；而是对中华民族能否立于世界民族之林的深切关怀，是对救国良策的艰苦探寻。这样，中国近代的“变革”与“师夷”成为爱国主义的重要内涵，而爱国主义沿着“爱国”--“改革”--“师夷”--“走向世界”的路向，最终找到了民族复兴的正确道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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