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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变器”的“山穷水尽疑无路”必然引来“变政”（改变政治体制）的“柳暗花明又一村”。这其中的内在联系在于“上层建筑”必须适合“生产关系”发展的规律：洋务事业作为先进的生产力具有不可遏止的发展趋势，而当“官办”与“官督商办”的洋务运动既告失败之后，洋务事业除了深入扩延为“民办”外别无出路。然而，“民办”的洋务一旦被认可，其个别资本的所有权、自主权、使用权、谋利权都必须得到承认；生产关系的这种演进不可避免地要求改变以往那种“普天之下，莫非王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的政治格局。从直接的导因看，“变政”的必要性还出自中国人对甲午之战的深入沉思：为什么同样使用现代军舰与西洋兵器，堂堂的中华大国却不敌“蕞尔三岛”的日本？答案是洞若观火的，日本推行了西方资产阶级政体而中国固守着传统的“君主专制”；因此，“设有战斗之事，彼其民为公产公利自为斗也，而中国则奴为其主斗耳。夫驱虏以斗贵人，固何往而不败。”（注：《严复集》，第1册，中华书局，1986年版，第36页。 ）这类反思使中国人“真象睡梦中着了一个霹雳”，进而认识到故国的沉疴即在于政治专制。于是，康有为、梁启超、严复等人将“师夷”的目标转向“变政”，掀起了移植西方“君主立宪制”的维新变法运动。维新派深感洋务运动的“中体西用”论乃阻碍“变政”的思想论敌，于是另辟蹊径，择“群体变用”论作为改革“政统”的价值理性。“群体变用”论的理论底基是严复“天演论”（进化论）的“群进论”：“盖人之由散人群，原为安利，共始正与禽兽下生等耳。……既以群为安利，则天演之事，将使能群者存，不群者灭；善群者存，不善群者灭。”（注：严复：《天演论·导言十三制）按语，科学出版社，1971年版，第45页。）奠基于严复的思脉，康有为将人的“能群”本质与孔子的“仁”相融互摄，推衍出“以群为体，以变为用”的托古改制哲理。他说：“推己及人，乃孔子立教之本；与民同之，自主平等，乃孔子立治之本。”（注：康有为：《中庸注》。）“人人皆天生，故不曰国民而曰天民；人人既是天生，则直隶于天，人人皆独立而平等。”（注：康有为：《孟子微》，卷一。）这样，康氏以博爱、兼爱释“仁”，以人的独立平等说“群”，实质上是用儒学的语词突破了儒学的“文法”。这其中的逻辑是：“仁”必“爱”，“爱”必“通”，“通”则“群”；于是“人道”即是“仁道”，“仁道”即是“群道”。“以群为体”归落到政治上“以变为用”，便是要求用“君民共治”的“群治”取代君主自裁的“独治”，这正如梁启超所指出的：“善治国者，知君与民同为一群之中之一人，因此知夫一群之中所以然之理，所常行之事，使其群合而不离，萃而不涣，夫是之谓群术。”（注：梁启超：《饮冰室合集·文集之二》，第4页。） 概而言之，中国近代化运动由“变器”发展到“变政”，表征着传统文化因无力抵挡外域文化的挑战而被迫由外层（器物层）收缩到中层（制度层），甚至连制度层也已岌岌可危。它同时证明了汤因比所谓的“文化冲突演进规律”：“在一种文化冲突中，一旦在被冲击的社会防卫中打开了一个最小的缺口，一个事件就会不屈不饶地继续引发另一个事件。”（注：汤因比：《文明经爱着考验》，浙江人民出版社，1988年版， 第280页。）事实确实如此，“变器”需要引进先进技术和新式管理，创建近代企业也需要输入近代科学知识；而这一切又只能以培养本土的新式人材为支撑。新式人材的哺育只能来自新学堂，新学堂的兴办又会引发新思想的传播，而新思想的深入则会使人们对阻挠新事物的旧典章制度产生不满，于是必然导致国人的“变政”要求。在这个意义上，“变政”是“变器”的合逻辑承续，具有不可阻挡的历史规律性。然而，以慈禧太后为代表的满清当权派为私利所蔽不能认清历史规律，用专制暴力扼杀了“戊戌变法”。这样，对于不可遏止的“变政”潮流而言，自上而下的渐进性改制既已绝望，自下而上的革命性“骤变”便是唯一可取的手段。最终，随着武昌武义一声炮响，千年帝制终于被共和政体取而代之。值得注意的是，领导辛亥革命的孙中山在价值观上与维新变法志士有着异曲同工之妙。孙中山的历史观是与“群进论”同类的“人类互助进化论”：“物种以竞争为原则，人类则以互助为原则。社会国家者，互助之体也；道德仁义者，互助之用也。”孙氏的理想目标同样禀有揉合古今的特色：“人类进化之目的为何？即孔子所谓‘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耶稣所谓‘尔旨得成，在地若天’，此人类所希望，化现在之痛苦世界而为极乐之天堂是也。”（注：《孙中山选集》，第156～157页。）在孙氏看来，这种以博爱精神为基准的“人类互助进化论”落实到民族主义，就是“用固有的道德和平作基础，当统一世界，成一个大同之治。”（注：《孙中山选集》， 第691页。）落实到民主主义，就是“求真平等基础上的人民主权”；落实到民生主义，就是平均地权，节制资本以实现全民均富。由此可见，戊戌变法与辛亥革命有着一脉相承的知解理性，在“变政”的意义上，后者无非是前者的发展式完成。 然而，辛亥革命后的中国并未因“变政”的成功而使“救亡”的任务迎刃而解。相反，接踵而至的军阀混战，仍然使国家形势危如累卵。这说明了：虽然中国的旧文化模式已从中层（制度层）收缩到内层（文化价值认同系统层），但内层的质变是最困难的，它涉及到几千年的历史宿帐：当初在传统文化的定型期，统治阶级的知识分子为贯彻“屈民以伸君”的主流价值，规定了“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劳心者治人，劳力者治于人”的基本信条。千百年来，普通民众正是作为主流文化的这种否定面来接受主流文化的。因此，尽管近代中国用共和政体代替了封建专制，但百姓们依然遵循着自身不配“喻于义”，只配“治于人”的旧行为规范行事，从而使共和政体因缺乏民众参与基础而沦为军阀政客们争权夺利的工具。这种状况使中国先进的知识分子认识到：“群体变用”的文化价值观依然不能解决中国的现实问题；因为近代中国的“群体”是由旧文化价值系统陶养出来的群氓组合，其中的个人不是现代文化意义上的“人”，他们既不要求应有的人权，又不具备社会责任意识；因此，指望由这类个人组成的“群体”来实现民族近代化的“变用”，无异于痴人说梦。据此，中国先进的知识分子进而认为：欲真正救我中华，仅采用传统的“变易”思路对物质文化、制度文化进行改良或革命是远远不够的；最根本的方法应该是，引入塑造西方“人魂”的个性主义价值认同系统，通过启蒙而改变中国的“教统”（旧文化价值认同系统）；只有把中国人造就为现代文化意义上的人，才能最终完成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转型的历史使命。于是，中国人“师夷”的目光又转向西方的文化价值认同系统，而西方的“个性主义”也就因中国“启蒙”与“救亡”的双重需要而在“五四”新文化运动中乘时飞腾了。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