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新时期的起点应是十一届三中全会
    同上面列举的历史过程相类似，党对现在所处的历史新时期的起点，也曾作出过不同判断。1977年8月党的十一大政治报告第一次指出：粉碎“四人帮”，标志着“文化大革命”的结束，“第一次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胜利结束，使我国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进入新的发展时期。”（注：1977年8月23日《人民日报》。）不过，当时提出的新时期的总任务是：“坚持无产阶级专政下的继续革命，深入开展阶级斗争、生产斗争和科学实验三大革命运动，在本世纪内把我国建设成为农业、工业、国防和科学技术现代化的伟大的社会主义强国。”（注：华国锋：《团结起来，为建设社会主义的现代化强国而奋斗》--1978年2月26日在第五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上的政府工作报告，1978年3月7日《人民日报》。）也就是说，仍旧和“文化大革命”以前一样，以阶级斗争为纲来搞建设。结果，这种坚持旧实践的指导方针使党和国家的工作出现了两年之久的徘徊局面，真正意义的新时期并未像人们希望的那样随着“文化大革命”的结束而到来。直到1978年底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党中央作出了把工作重点转移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上来的战略决策，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才成为党和国家的主要任务，历史的新时期才真正到来。
    对于这个党在社会主义时期具有决定意义的转变，为促其实现起了关键性作用的邓小平在全会结束不久就明确指出：“这是我国历史上的一个伟大的转折。虽然过去我们已经进行了多年的社会主义建设，但是我们仍然有足够的理由说，这是一个新的历史发展阶段的开端。”（注：《邓小平文选》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159页。）不过，当时就全党来讲，对于十一届三中全会的转折意义认识得还并不十分清楚，或者说还不够充分。一方面，人们已开始认识到这次会议是党在建国后的一个重要转折，开始自觉抛弃以阶级斗争为纲的“左”倾指导思想，集中精力于经济建设；一方面，粉碎“四人帮”，结束“文革”，仍被当成进入历史新时期的标志。也就是说，看到了十一届三中全会是个重要转折，但尚未意识到它同时还是新时期的开端。此后，随着拨乱反正的完成和改革开放的逐步开展，十一届三中全会的历史意义更加充分地显示出来，人们的认识也有了进展。
    1981年十一届六中全会通过的《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以下简称《历史决议》）中说：“一九七六年十月粉碎江青反革命集团的胜利，从危难中挽救了党，挽救了革命，使我们的国家进入了新的历史发展时期。”同时又指出：“一九七八年十二月召开的十一届三中全会，是建国以来我党历史上具有深远意义的伟大转折。全会结束了一九七六年十月以来党的工作在徘徊中前进的局面，开始全面地认真地纠正‘文化大革命’中及其以前的‘左’倾错误。”值得注意的是，历史决议明确指出从粉碎“四人帮”到十一届三中全会的历史转折前存在着两年“在徘徊中前进”的局面。这实际已经说明，粉碎“四人帮”并没有使党和国家直接进入到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新时期。
    邓小平曾多次发表谈话指出：“中国现在发生的变化主要是从一九七八年底开始的”。“粉碎‘四人帮’以后还有两年徘徊，因为当时中央主要领导人搞‘两个凡是’，继续肯定‘文化大革命’。以十一届三中全会为标志，才真正发生变化”（注：《邓小平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81页。）。“界限的划分是我们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这次会议确定了一系列新的方针和政策”（注：同上书，第157页。）。“这些方针政策，归根到底就是恢复和坚持毛泽东同志提出的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根据这条思想路线来探索中国怎样建设社会主义。我们现在干的事业是全新的事业。”（注：同上书，第254页。）这些论述既回答了以十一届三中全会作为界限划分的原因，是确定了“新的方针政策”，干的是“全新的事业”，又明确指出了从“文革”结束到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前存在一个“两年徘徊”。
    经过实践和思考，邓小平的上述判断逐渐为全党所接受。1987年党的十三大和1992年党的十四大都认为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是历史新时期的起点。1998年在纪念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二十周年的大会上江泽民同志讲得更充分、更明确，他说：“十一届三中全会，是建国以来我党历史上具有深远意义的伟大转折。党在思想、政治、组织等领域的全面拨乱反正，是从这次全会开始的。伟大的社会主义改革开放，是由这次全会揭开序幕的。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新道路，是以这次全会为起点开辟的。当代中国的马克思主义--邓小平理论，是在这次全会前后开始逐步形成和发展起来的。十一届三中全会是一个光辉的标志，它表明中国从此进入了社会主义事业发展的新时期。”（注：《十五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上），人民出版社2000年版，第673页。）江泽民代表中共中央所作的这一论断，表明了党内大多数同志已就这一问题形成了共识。
    在这个过程中，党史界的研究工作也为全党更充分地认识十一届三中全会的历史意义，准确定位历史新时期的起点起到了不可忽视的作用。1991年以前，党史界在写社会主义时期的党史时，一般都按照《历史决议》的划分，把1976年10月粉碎“四人帮”以后的历史，统称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时期”，即把“在徘徊中前进”的两年也写进“新时期”。1991年出版的胡绳主编的《中国共产党的七十年》，就采用了这种写法。但该书的结束语中又把新中国成立以后四十二年间党的历史，以十一届三中全会为界划分为前后两个时期，并称这次会议是“划时期的坐标”（注：胡绳：《中国共产党的七十年》，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649页。）。这表明党史界对于新时期的起点问题已经有了新的看法。在党的十四大明确提出十一届三中全会“开辟了社会主义事业发展的新时期”后，胡绳又继续阐发了《中国共产党的七十年》结束语中的观点，1994年他在一次讲话中提出：把“徘徊中前进”纳入“新时期”的写法“可能有问题”，并认为以十一届三中全会作为划分时期的标志，“与《历史决议》的精神是相符的”，粉碎“四人帮”当然具有重大的历史意义，但此后直到1978年12月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前，“党和国家的工作一直处于在徘徊中前进的局面，也是不争的事实”，因此，“既然以十一届三中全会为界限，那么两年徘徊应当放在前一时期。当然这两年不是‘文化大革命’，‘文化大革命’已经结束了”（注：胡绳：《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的历史意义》，《中共党史研究》1995年第2期。）。胡绳的这一观点既解释了为什么要以十一届三中全会为界限的原因，又回答了此前曾有人提出的对于两年徘徊究竟应如何定位的疑问，为党史界正确划分社会主义时期党史的历史分期作出了重要贡献。
    上述过程再次说明了人们对于历史分期问题的认识规律：在实践中提出，随着实践的展开而深化，并逐渐趋于正确、完善。这中间不断修正甚至改变原来的看法，是不可避免的，也是完全正常的。在多数人形成共识后仍继续存在不同看法也还是正常的，难免的。因为人们对于实践的参与程度和理解程度不会一样，认识自然不同。在确定了历史分期的依据，了解了认识事物的规律，又回顾了上述认识过程之后，我们至少可以明确以下几点：
    第一，1978年底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的确是历史新时期的起点，也是划分新中国成立以来前后两个大的历史时期的界限。经过二十多年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实践，这一点已经可以肯定了。
    第二，从《历史决议》到党的十四大以后党中央的重要文件，对历史新时期起点的判断有一个变化过程。这个变化是完全正常的，反映了党的认识随着实践的前进不断发展，逐步走向完善的过程。
    第三，《历史决议》是党在这个认识完善过程中的一个重要阶段。因为它在高度评价粉碎“四人帮”历史作用的同时，又特别对十一届三中全会的历史功绩和重要意义作了准确说明。
    第四，确定十一届三中全会为历史新时期的起点，并不等于低估粉碎“四人帮”、结束“文革”的意义。粉碎“四人帮”的确使党和国家进入了一个新的发展时期。但这里的“新”的涵义，只是结束了十年“文革”，是相对于“文革”动乱来讲的，和我们今天所讲的新时期的涵义并不一样。因为当时历史并没如人们期望的那样出现转折性的变化，而是又出现了两年徘徊。从后来的历史发展看，这个阶段只是从“文革”动乱到历史新时期的一个过渡，既不同于“文革”，更不是我们今天所讲的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时期。所以，把这个以“徘徊中前进”为特征的过渡，单独作为建国后历史发展的一个阶段，是比较恰当的。
    从历史的发展和实践来看，以上几点看法应该是能够站得住脚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