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务院与军方为了协调它们之间的矛盾多次召开会议，最终取得了一致的看法。首先，美国不必要也没有可能用武力统一朝鲜，战争的目标只能是“击退侵略和达到一种稳定的局面”；其次，美军要争取和守住的防线“应当是三八线以北，并且应当是在战术上可资防守的，又是实际上可以得到的”。[7]（P,389）3月19 日国务院与军方的联席会议接受了参谋长联席会议关于有限度越过三八线、攻占并扼守三八线以北从临津江至元山一线的建议。[3]（1951,P,246-247）至此美国基本确定了作战目标，即有限度地越过三八线，取得有利的军事地位并迫使中朝方面停战。
    华盛顿的决定再次遭到麦克阿瑟的强烈反对。3月20日， 参谋长联席会议通知麦克阿瑟，总统即将发表政策性声明。麦克阿瑟的答复是他坚决反对放弃武力统一政策，并要求允许扩大军事行动的范围。不仅如此，正当杜鲁门声明的草案在盟国间和东京总部传阅时，麦克阿瑟于24日发表声明称，军事失败是因为他受到联合国的约束，如果允许将战争扩大到朝鲜以外地区，中国“就注定有立即发生军事崩溃的危险”。[25]（P,3541-3542）他在3月20 日给众议院领袖马丁的一封信中谴责美国领导人说：“他们难以认识到我们在这里是用武器为欧洲作战，而外交家们则仍在那里进行舌战”，“如果我们在亚洲输给了共产主义，那么欧洲的陷落就不可避免了”。[25]（P,3543-3544）3月25 日这封信被公之于众。
    麦克阿瑟的言论引起强烈的反响。3月28日，中国方面发表声明， 谴责美国的目的是使战争“持久化和扩大化”。[2]（P,412）美国的盟国们更是高度紧张，它们纷纷要求说清楚，到底谁决定和代表美国的政策。显然，麦克阿瑟的言行已经严重冲击了美国政府的决策，杜鲁门认为，麦克阿瑟的言行已经“足以构成对现行政策的挑战”，并有可能颠覆美国的全球战略。[4]（P,532-533）4月9日杜鲁门签署了解除麦克阿瑟的一切职务的命令。
    麦克阿瑟被解除职务并不等于美国内争论的结束，因为他代表国会中一批人的意见和立场。结果是杜鲁门政府撤掉麦克阿瑟以后，还必须应付国会中共和党人的攻击。不过杜鲁门政府的军政要员也不是平庸之辈，他们相继出席从5月3日到6月27 日举行的参院外交和军事委员会的联合听证会，成功地捍卫了政府的地位和政策，也为“战争局部化”方针争取到必要的共识。
    从解除麦克阿瑟的职务到国会听证会结束，杜鲁门政府渡过了一场政治危机。它在国内政争中的胜利为其政策转变奠定了政治基础。
    谋求停战谈判是“战争局部化”的必然结果。至第五次战役结束时，联合国军在三八线以北部分地区终于控制了一条防线，与中朝军队形成僵持。美国政府开始寻找与中朝方面谈判的途径，4 月间开始考虑通过与苏联接触实现停战。5月31日和6月5日， 凯南先后两次与马立克会谈，并取得进展。[3]（1951,P,483-486、501-511）
    6月23日，马立克在联合国新闻部举行的广播节目中发表演说称， 苏联认为“朝鲜的武装冲突……也是能够解决的，”“第一个步骤是交战双方应该谈判停火与休战，而双方把军队撤离三八线”。[2]（P,511）在确认马立克的演讲代表苏联政府的立场后，国务院与军方于6月28 日召开联席会议。与会者认为，直接与中国政府接触会导致政府之间的谈判，那是不可取的，最好的办法是主动与中朝军队的战场指挥官建立直接接触。当天下午，参谋长联席会议向李奇微发出指令，要求他发表一项邀请中朝方面举行停战谈判的公开声明。30日李奇微在战区发表广播声明，美国终于迈出了停战的第一步。
    （二）中国的“停战谈判”决策
    如果说美国的“战争局部化”方针是逐步明确起来的，中国则完全不同，争取“战争局部化”是决策层自始至终考虑和争取的目标，它直接影响到中国是否出兵的决策，出兵后的作战方针以及确定最终解决朝鲜问题的方式。周恩来10月3日同潘尼迦会谈时， 明确提出了“使朝鲜事件地方化”的概念，即朝鲜立即停战，外国军队应该撤退，当时首要的条件是美军不得越过三八线。[12]（P,67-68）从后来的发展看，这可以被认为是中国解决朝鲜问题的宏观目标，它是相当明确的，正如周恩来后来不久所说的，中国出兵就是使战争“局部化”，即不仅将战争限制在朝鲜半岛，而且不能蔓延到三八线以北。[12]（P,92）
    由于美国一开始就将对朝鲜的军事干涉扩大到台湾海峡，致使中国领导人不可能将维护本土的安全寄予美国没有扩大战争的意图之上。美国实行武力统一朝鲜的政策和美军越过三八线则使中国领导人认为，只有选择在朝鲜打败或打退美国的干涉，才能从根本上保证本土的安全。[18]（P,6-7）
    当然，出兵朝鲜同样面临美国将战争扩大到中国本土的风险。毛泽东从决心出兵的时刻便在考虑这个问题，准备“美国宣布和中国进入战争状态，就要准备美国至少可能使用其空军轰炸中国许多大城市及工业基地，使用其海军攻击沿海地带”。[13]（P,106） 做最坏的准备也是中国决策层决定出兵后的共识。[26]不过这毕竟是准备，中国领导人实际上在尽一切努力避免这种前景，或者尽可能地减少受损害程度。他们采取了预防性的外交活动，以中国人民志愿军的名义出兵，也是避免使美国向中国宣战的措施。[27]争取苏联的帮助是最重要的行动。
    在10月3日转达给斯大林的谈话中， 毛泽东详细陈明中国决策层内对出兵的顾虑，他们担忧的主要问题就是“引起美国与中国的公开冲突”。[5]（P,380-381）斯大林的答复慷慨激昂，他主动提到中苏同盟条约，表示如美国扩大战争（目前可能性并不大），苏联将与中国并肩作战。[5]（P,386-387）斯大林的承诺对中国决定出兵无疑起了重要的推动作用。周恩来10月12日从莫斯科发回苏联暂时不能向志愿军提供空中掩护的信息后；毛泽东用以说服他的战友可以出兵的重要理由之一是，苏联虽然不能立刻派空军进入朝鲜，但它已经承诺保护中国本土免受美国海空军的攻击。[28]在10月13日给周恩来的电报中，毛泽东强调了苏联空军保护中国本土的重要性。[18]（P,6-7）两天后毛泽东再次电告周恩来，表示了同样的关注。[18]（P,10）在争取苏联帮助的同时，中国也在加强全国性的防空准备。[12]（P,84-85）
    志愿军的作战方针也是与“战争局部化”密切相关的。毛泽东最初设想，中国出兵后将有两种可能的后果，即：一，在朝鲜境内歼灭和驱逐美军；二，中美进入战争状态。在中美进入战争状态也有两种情况，其一是志愿军在朝鲜歼灭美军主力情况下美国对中国宣战；其二是志愿军与美军在朝鲜形成僵持情况下中美进入战争状态。他认为最后一种情况最不利。[13]（P,106-108）战争的进程表明，毛泽东设想的情况均未出现，志愿军既未能将美军赶出朝鲜半岛，美国也未对中国宣战，而是双方在朝鲜僵持。这种情况的出现主要与苏联的作用有关，苏联保卫中国本土的承诺使美国不敢贸然将战争扩大到中国，苏联不在朝鲜提供空中掩护也使志愿军无法在朝鲜大量歼灭美军。
    在确定无法在朝鲜得到苏联的空中掩护后，中国领导人最初制定的作战方针是相当谨慎的，即争取在平壤以北建立二至三道防线，如遇攻击则先同南朝鲜军队作战，在得到苏联装备和苏联空军掩护后再发动进攻，歼灭一部敌军有生力量以迫使美国接受停战，放弃武力统一朝鲜的政策。这种作战方针是建立在使美国“知难而退”的战略目标之上的。[18]（P,7-8）很有可能的是，直到第一次战役发起的时候，中国领导人甚至都没有将美军退到三八线以南作为停战的绝对条件，当时主要的考虑仍然是击退美军的进攻。所以毛泽东在10月23日的电报中提出，在大量歼灭敌军后，即使美军控制包括平壤、元山在内的城市，也有“迫使美国和我进行外交谈判之可能”。[13]（P,140-141）在部署第二次战役时则提出，“将战线推进至平壤、元山间铁路线区域，我军就在根本上胜利了”。[13]（P,19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