取得第一、二次战役的胜利后，中国领导人显然考虑过停战问题，并明确提出沿三八线停战的设想。在12月3日与金日成会谈时， 中国领导人提出战争有可能迅速解决，美国有可能要求停战。中国的停战条件是美军必须同意撤出朝鲜，首先撤至三八线以南。[24]（P,142） 这次谈话的内容被告之彭德怀，可以认为它相当于一项重要的原则。从当时苏联方面要求志愿军“趁热打铁”，打过三八线后再考虑停战问题的情况看，中国领导人有可能就停战问题征求过苏联方面的意见。[24]（P,140）
    12月中旬中国领导人制定了关于朝鲜停战的五项条件，其中第一条就是“外国军队撤出朝鲜”。12月22日，周恩来针对联合国的停战决议发表声明说，谈判的基础是“一切外国军队撤出朝鲜”。[24]（P,141） 显然，中国领导人这时已经倾向于提高战争目标。如前所述，第三次战役以后，中国决策层对战争前景的估计越来越乐观。1月14 日毛泽东在给彭德怀的电报中阐述了他对战局的估计，认为今后有两种可能性，一是美军“略作抵抗，即退出南朝鲜”；其二是在大邱、釜山抵抗到无法坚持下去“方才退出朝鲜”。总之是美军早晚要退出朝鲜。他因此提出春季作战目标就是“解放全朝鲜”，并转告斯大林。[24]（P,152-153）
    志愿军领导层这时也同样提出，将“一气呵成，全歼敌人，全部解放朝鲜”作为“奋斗目标”。[22]（P,186）不过与毛泽东不同的是， 彭德怀并不认为经过未来一、二次战役就可以实现这个目标，而且志愿军相当严重地缺乏兵员、弹药和粮食。[24]（P,153） 所以在美军发动进攻后不久，他再次建议提出限期停战并使志愿军向后撤退15-30公里。从彭德怀的分析中，可以清楚地感受到当时军事决策遭受到政治考虑的严重束缚。[21]（P,469）毛泽东否决了彭德怀的建议。 斯大林也在火上浇油，声称“从国际观点看”不应放弃汉城和仁川，继续沉重打击敌人是“完全合适的”。[21]（P,469）彭德怀不得不执行命令， 但是他坚决执行“停止敌人前进，稳步打开战局，……仍作长期打算的方针”，同时提醒毛泽东，如进攻不顺利仍有可能后撤。毛泽东又一次批准了彭德怀的作战方针。[21]（P,471-473）
    2月中旬志愿军全线转入防御，彭德怀认为已有必要回北京， 就战略方针取得共识。21日彭德怀在北京与毛泽东的会谈对于志愿军作战方针的调整具有决定性的意义。毛泽东在听取了彭德怀的汇报后，开始改变“速胜”的观点，提出“能速胜则速胜，不能速胜则缓胜，不要急于求成”。[21]（P,480）3月1日，毛泽东将中国决策层的决定电告斯大林，指出“必须准备长期作战，以几年的时间，消耗美国几十万人，使其知难而退，才能解决朝鲜问题”。根据当前战场形势，“敌人有重新进出三八线南北地区的可能”，并将“再占汉城，再过三八线，当不免有一番波动，必须预作准备”。[12]（P,162-165）斯大林显然同意中国领导人的决定，并表示将进一步提供军事援助。3月15 日周恩来将中国的决定和斯大林的回复转告金日成。至此中国完成了与盟国的政策协调。3月14日中朝军队放弃汉城，4月初退至三八线地区进行防御。
    4月22日中朝军队发起第五次战役。 此次战役是在判断美军有可能在中朝军队侧后登陆的情况下，未经充分准备而提前发动的。战役方针是在三八线和三七线之间大量杀伤当面敌军，打破敌军登陆作战计划，夺取战场的主动权。至战役结束时，双方在三八线地区形成了相对稳定的战线，战争呈相持状态。此后志愿军的作战方针从以进攻为主的运动战转为积极防御。在这种军事背景下，中国领导人开始认真考虑停战谈判。
    从当时的军事态势看，志愿军打到三八线已经超出了出兵时预想的结果，基本上实现了出兵决策时使“战争局部化”的战略构想。与此同时志愿军在军事上的弱点，如无空军掩护，部队机动能力不足，战线拉长后后勤供应极其困难等等，一时难以克服，还要时刻准备应付美海空军对中国本土的攻击。美军在前两次战役遭到沉重打击后，迅速改变战术，志愿军已经不可能像前两次战役那样，在运动战中大量歼灭敌有生力量。总而言之，在不可能在短时期内打破军事僵持局面时，争取停战和政治解决不失为一种有利的选择。上述种种很可能是中国决策层内能够迅速就停战谈判达成共识的重要原因。
    6月初，苏联方面向中国通报了凯南与马立克会谈的情况。 此时金日成到达北京与毛泽东会谈，他们决定准备与美国方面谈判，争取以三八线为界停战。中国决策层经过讨论也认为，在三八线附近“边打边谈，争取谈判解决问题”是可以接受的。[29]6月13日， 毛泽东向斯大林通报中国在停战问题上的立场，即以三八线为界停战，关于中国在联合国中的席位和台湾问题可以不在停战谈判中解决。[5]（P,463-464）斯大林回电表示“现在停战是好事”。[5]（P,461-462）在决策层内达成共识和完成与盟国的协调以后，毛泽东终于确定了“充分准备持久作战和争取和谈，达到结束战争”的方针。[21]（P,506） 在李奇微发表建议停战谈判的声明后，彭德怀和金日成于7月1日联名答复李奇微，同意举行停战谈判。“停战谈判”决策终于付诸实施。
    以上分析表明，军事僵持局面的形成是双方举行“停战谈判”的直接原因。不过双方的“停战谈判”决策从根本上说是“战争局部化”的战略指导的产物，而这种战略指导的形成是基于中美双方对各自战略利益的确认和对力量对比的估计。美国认识到，它的战略利益和当时双方的力量对比决定了不能将战争扩大到中国，因此不能不放弃武力统一朝鲜的政策；中国则将防止本土安全受到直接军事威胁视为生死攸关的利益，因此既要保护本土不受到攻击，也不能允许自己边境地区存在敌对的军事力量，更不能允许其在那里进行战争。基于同样的理由和对力量对比的估计，中国采取的军事行动也必定是有限的和局部的。中美战略指导中包含的冲突决定了双方不可避免地要在战争中进行实力较量，而双方“停战谈判”的决策同样也是它们战略指导的合乎逻辑的产物。从这个意义上说，研究局部战争中的战略指导思想，包括参战者对其战略利益的认定、对力量对比的估计和战争目标的确定，对于认识或预见一场局部战争的规模、一般进程和结局等等，具有不可忽视的重要价值。
    [收稿日期]2000-09-2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