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尼肯翰遗址
    尼肯翰遗址位于农帕外遗址西南约3公里，泰国冶金考古课题组分别于1986、1990年进行了两次发掘。遗址最深处达5米，可分为两期。第一期，出土物包括陶片、木炭和动物骨骼，还发现了一些铜渣。部分陶片与农帕外二期的磨光红陶相似，说明尼肯翰早期应相当于农帕外二期。碳十四年代为公元前1310-前900。第二期堆积主要是碎岩石、碎矿石和炼铜后留下的矿渣，另外还发现了合范、杯形锭范以及用锭范铸出的铜锭。表明该遗址是另一个重要的炼铜遗址。在墓葬中还发现了铜矛、铜镞、一件铁包的铜镯以及铁环等。说明第二期除了炼铜还炼铁。有三个碳十四数据：公元前900-前400年；公元前800-前380年；公元前700-前500年（20）。
    （4）会延遗址
    会延遗址由南北两个相连的土丘组成，其中南部土丘属第一期，北部土丘属第二期。第一期与塔坎遗址的早期相当，发现墓葬数座，遗物包括蚌镯、带曲线印纹的粗陶等。最有意义的发现是：遗址中发现了大量的石坯、石锤、废石片、石锛毛坯、砺石、未完全成形的石手镯、铜矿渣、坩埚碎片等，说明这里曾经是石器和铜器加工、生产场所。墓葬中的随葬品包括各种类型的陶器、磨制石锛以及装饰品等。陶器与农帕外一期出土的相似，年代在公元前第二千年间。第二期，发现有墓葬和铁器，铁器与北碧府的班东塔碧（Ban Don Ta Phet）遗址出土的相似。铜器冶炼和加工在此期仍然存在，但冶铜技术有所提高。另外，还发现了铁矿渣。年代约在公元前第一千年间（21）。
    另外有农玛腊（Non Mak La）、普诺伊（Phu Noi）、考塞翁（Khao Sai On）、华富里炮兵中心（Lopburi Artillery Center）和佤栋锡图（wat Tung Singto）等遗址，都发现了与冶炼活动有关的遗迹和遗物，年代与农帕外和尼肯翰遗址相当或稍晚（22）。
    三、泰国早期铜矿的开采、冶炼技术及铜器成份分析
    1.采矿
    现有资料显示，泰国早期铜矿的开采主要是地下开采，即在矿体上沿矿脉向下采掘矿石，如普隆和尼肯翰等遗址，都发现了矿井和巷道。但是，目前有关矿井和巷道的发掘资料报道的不多，使我们无从了解当时矿井和巷道的结构及采矿方法。可以肯定的是，在普隆遗址有用石制工具挖的矿井，可能代表了较早的采矿活动。是否采用暴热骤冷（先将矿石表面用火烤热，然后突然泼上冷水，使矿体爆裂，然后再用石器敲打）的技术来开采矿石，目前还不清楚。露天采矿遗址在泰国东北部的黎府发现了三处，但是，其年代尚无法断定（23）。或许由于后期频繁的开采活动，把露天的采矿遗址破坏了。
    2.冶炼
    一般说来，冶炼遗址中都常常会发现吹风管或是在炼炉上发现风口，以将空气送入炼炉助燃。但是，泰国的冶炼遗址中却极少发现吹风管一类的遗物，也无任何明显的固定炼炉的痕迹。相反，普隆、农帕外和尼肯翰遗址中却发现了大量的坩埚。这种坩埚呈“U”形或钵形，有的带流，内壁均有意识地加上一层含石英的内衬层，以防止铜液粘附、增强耐火性能、延长使用寿命。坩埚直径约15-25厘米，深15-20厘米，容量在200-1200CC左右。坩埚上也没有发现风口。所以，贝内特（Anna Bennett）等人认为，泰国早期铜器的冶炼是将铜矿石放在露天的“U”形和钵形陶坩埚里，加上木炭或木头进行冶炼，然后，将炼好的铜液倒入杯形或平底锥形锭范中。而不象其它地区那样用固定的竖炉或转炉进行冶炼。坩埚炼铜在历史上并不多见，目前，仅日本在18世纪有此技术，比泰国的农帕外等遗址晚得多。总之，泰国史前时期的工匠使用了与中国和中东地区完全不同的冶炼方法（24）。对普隆遗址坩埚内壁上附着金属的分析表明，存在三种金属成份：铜、铜-锡和锡，究竟是将铜矿和锡矿混在一起进行冶炼，制出铜锡合金锭，还是铜、锡分别冶炼，目前尚不可知（25）。
    迄今为止，在普隆、农帕外、尼肯翰等遗址中，发现了大量陶质锭范，制作较坩埚精细，器形有杯形和平底锥形等。平底锥形范上半部呈杯形，下半部内收，实心把，器形较高。锭范大的一般内深4厘米，内径4厘米；小的内深2厘米，内径4厘米。这两种锭范仅在农帕外遗址就发现了数千个。但是，遗址中却很少发现铜锭，器范和铜器也很少见。这似乎说明，农帕外和尼肯翰一类遗址主要是生产铜锭，而不铸器。铸造器物的工作主要是在其它遗址完成的。普隆、农帕外和尼肯翰等遗址发现了大量炼渣，而班清、农诺他、塔坎等遗址有坩埚、器范和青铜制品，但却很少发现锭范和矿渣，这从另一个侧面说明了这一点。
    目前在泰国已经发现了十几处早期青铜时代遗存，尤其象农帕外这样大规模的炼铜遗址在东南亚地区还属罕见，表明当时矿冶规模较大，不同遗址间的分工已经出现，贸易与交换也比较发达，有了一套完整的采矿、运矿、冶炼和向外地输送铜制品的生产组织形式、分工协作秩序和贸易网络。
    3.铸器
    目前发现的泰国早期青铜器，主要是用合范铸造的，如农诺他遗址的铜斧、班清遗址的铜矛以及部分手镯等。这些遗址中的部分器物还经过锻打，如班清M76中的铜矛以及编号为1115的手镯。铸范的材料和制法直接影响到铸件的优劣。泰国发现的铸范不但有砂石质的，还有陶质的，说明当时泰国的工匠已经掌握了一定的铸器经验。
    4.成份
    青铜成份的分析对了解青铜铸造工艺具有重要的意义。目前泰国发现的早期青铜器，除农诺他遗址外，大多还处于实验室分析阶段，完整、系统的资料公布的不多。
    农诺他遗址目前共测了28个标本，其中属早期第三段的1件，属中期的26件，时代不明的1件，但是没有一件是可以辨出器形的，除了一部分可能是小件器物上的残片外，其余的可能是铸器过程中溅出的小铜块，并且，所有的标本都被氧化腐蚀了，没有铜芯。所测成份，早期第三段的1件，含锡14.2%；中期的26件中，含锡量最低的一件，为6.6%，最高的为26%，其它的在8-19%之间，只有3件含铁量较高（均3.1%）（26）。班清M76中出土了一件铸造并经锻打的青铜矛，宾夕法尼亚大学实验室的X射线荧光摄谱仪分析结果表明，含锡量为1.3%，为含锡量较低的青铜器。但分析者认为，由于这种分析方法存在着10-20%的误差，所以，这件青铜矛的含锡量应三倍于已测结果。另一件手镯（班清1115），也经过冷锻，含锡量为10%；颈环（班清918），含锡量为22-25%；环（班清584），含锌10%。班清遗址的25件铜器标本中8件含铅在1-1.5%（27）。普隆遗址“下坪”地点出土的一件铜块（可能为铸铜时溅出的），经质子诱导X射线荧光（PIXE）分析：含铜92.3%、锡6.91%、铅0.163%、锑0.037%、铁0.071%，另有砷、锌、银、镍等（28）。
    以上有限的分析表明，无论农诺他遗址，还是班清、普隆遗址发现的青铜器，含锡量都比较高，而其它金属成份的含量都很低。农诺他遗址有明确时代的27件青铜器的成份还表明，不同期段中的青铜器，锡的含量无一定的规律可循，如，被认为属公元前2700年的最早的青铜器，含锡14.2%，而属公元200年的两件含锡量则为19.1%和11.9%。这可能说明当时泰国的工匠还不了解不同合金成份的比例会对青铜器硬度、色泽产生影响，但也可能说明他们已经掌握了这一原理，而根据所铸器物的不同，添加不同比例的锡。由于农诺他遗址不同期段中的标本都难辨器形，而其它遗址也还没有公布对不同器类的系统、完整的分析结果，难以进行统计类比，对此便不能妄加揣测。
    四、泰国早期青铜器的年代问题
    泰国早期青铜器的年代问题，自农诺他和班清遗址发现以来就一直困扰着人们，也是长期以来争论的焦点之一。
    1981年，主持班清遗址发掘的切斯特·戈尔曼博士不幸英年早逝，他的博士研究生乔伊斯·怀特（Joyce C. White）担负起分析和整理班清遗址资料的工作。1986年，怀特根据葬式、地层及陶器的变化，对班清遗址的编年进行了修正（29），1988和1990年，怀特又分别就其修正作了说明（30）。怀特将戈尔曼划分的七期合并成了早、中、晚三期，把原认为出现在公元前3600-前2900年间的青铜矛头，改定为出现在约公元前2000年，前后误差不超过200年。但她又说，由于“数据资料是不确切的，因此尚留有余地作其它的解释”。
    至1979年，农诺他遗址共测出32个碳十四数据和4个热释光数据。从贝亚德提供的数据表中可以看出，自相矛盾的数据很多。以属于早期的15个数据为例（未注明的均为碳十四数据）
    
    从上列数据可以看出，属早期第1段的数据（N-1324），竟然晚到公元1000年前后。即使如贝亚德所说，骨质标本的测年误差较大，应当舍弃，那么第一段的数据最大差距仍达2000余年，同属第3段的数据，最大差距达2300余年；而第2段的一个数据则已晚到公元前后。属中、晚期的早晚颠倒、自相矛盾的数据，亦不胜枚举。面对这些杂乱无章的数据，就连贝亚德本人也不能不承认，依据这36个数据，可以排出四种早、中、晚的年代序列（31）。农诺他的碳测标本，显然受到扰乱或污染，不能作为断代的依据。自然，青铜器的年代也是不可信的。
    近几年，在泰国东北部和中部地区，陆续发现了不少采矿、冶炼和一些出青铜器的聚落遗址，青铜器出现的年代一般被认为应在公元前2000年左右，包括索尔海姆在内的大部分学者也开始接受这种观点。但问题同样存在。与这些被断定在公元前2000年左右的、出土青铜器的遗址同时并存的，还有一些不出青铜器的遗址，象科帕农第（Khok Phanom Di）和科恰伦（Khok Charoen）遗址等。科恰伦遗址位于泰国中部偏北，除居住遗址外，还发现墓葬44座。随葬品包括陶器、石锛、蚌镯、蚌环、石珠和动物遗骸。共有两个热释光断代数据，年代为公元前1500年，出土陶器也与农诺他遗址的很相似，但该遗址未出土任何青铜器（32）。这使我们不能不对农帕外、尼肯翰遗址的年代也产生怀疑。有学者认为，科帕农第和科恰伦遗址代表了当时地理上封闭、文化上滞后的人群，这恐怕是解释不通的。我们认为，就现今泰国发现的青铜器来说，公元前2000年这个年代还是过早了。有迹象表明，泰国目前发现的部分青铜时代遗存，其年代当不会超过公元前1500年。当然这并不意味着我们否认泰国今后将会有属于公元前2000年左右，甚至更早的红铜／青铜器的发现。
    五、华南地区冶金考古现状
    华南，尤其广西和云南地区与中南半岛山水相连，自古即存在着文化上的交流和影响，这是不可否认的事实。云南地区金属储量非常丰富，也曾出现过丰富多彩的青铜文化。但是，与泰国相比，该地区冶金考古，尤其是早期冶金考古遗址的发掘与研究都相对滞后。
    在云南的剑川海门口遗址曾发现了较早的青铜器。海门口遗址位于剑湖之滨、海尾河西岸，发现于1956年，面积约1000平方米，但现在很大一部分已没入水中。除石斧、石锛、半月形穿孔石刀、陶器、骨角器及“干栏”式建筑（224根木柱）和碳化稻谷外，还发现了14件铜器，包括铜斧、铜镰、铜锥、铜镯、铜凿、铜刀、鱼钩以及装饰品等。遗址中还出土了2件用片麻岩制作的石范，其中一件用于制造铜斧，其花纹痕迹与出土的铜斧相同，说明这批铜器是在当地生产的。经北京钢铁学院冶金史编写组所作的化学成份检测，其中鱼钩、装饰品等5件铜器含锡量为1%左右，为红铜器；铜斧、铜镰等9件含锡量在5-10%之间，为含锡量较低的青铜器。由于该遗址未经科学发掘，且被扰乱过，羼入了铁器等后世遗物，其年代一直受到怀疑。1978年，云南省博物馆又对该遗址进行了一次发掘，证实铜器和铁器出在同一遗址的同一地层中（33）。碳十四年代为公元前1150±90年（34）。
    另一处被认为出早期青铜器的地点是昆明市王家墩。在遗址中采集到石斧、砺石、有段石锛、陶片、兽骨和铜渣、铅丸等遗物，还有2件完整的青铜器。其中一件为铜锛，长条形，实心，单面刃，上部两侧有段，似台阶状，有明显铸造痕迹，长21厘米、刃宽6.5厘米。与该遗址出土的有段石锛近似。另一件为铜戈，直援，方内，无胡无穿，援上下两侧各有三角形耳，长32厘米、援宽9.8厘米。王家墩遗址的年代不清楚，但从青铜器器形特征来看，其时代应早于晋宁石寨山青铜器。且青铜器和石器同出，也说明它的时代较早。铜渣和铅块的发现，说明该遗址的青铜器是在当地制作的。
    综上所述，在近30年的时间内，泰国冶金考古走过了一条曲折的道路，但正是在这无休无止的争论当中，泰国考古学的各个方面都取得了长足的进步。这在泰国史前冶金考古方面表现得尤为明显。其中有不少经验可供我们借鉴。目前，华南地区除了剑川海门口和昆明市王家墩两个可能属于青铜时代早期的遗址有简略的报道外，还没有见到对其它早期青铜时代遗址进行科学的、大规模发掘的资料报道，也没有有关采矿、炼铜遗址的报道。研究工作由于缺乏采矿和冶炼的实物资料而无法深入，因此，在华南地区发现和发掘古代的采矿、冶炼遗址，对古代冶铜工艺进行探索，应成为今后华南地区史前考古学研究的一个重要课题。这无疑也将有助于整个东南亚地区史前考古学研究的深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