此外，促使德意盟国之间产生矛盾并引起意大利方面不信任的另一重要原因就是德国关于欧洲“新秩序”的构想。[（26）]该构想围绕罗马尼亚、塞尔维亚、斯洛文尼亚、多瑙河盆地等巴尔干半岛地区的利益、归宿问题，双方展开了会谈和激烈的争论。会谈的消极结果引起的失望，加速了意大利法西斯政府的垮台。
    意大利、德国为了共同利益，结成了同盟，但是同盟是建立在不真诚、不信任、不完全一致的基础之上的。“有关对波兰的意图，他（里宾特洛甫）的谎言太多”[（27）]，“我（齐亚诺）谈我的想法，毫不犹豫地，话不中听，但很坦率，他（里宾特洛甫）仍无动于衷，我开始意识到我们在德国人心目中的地位是多么渺小”[（28）]，它们并非是在平等基础上的结盟，在德国人眼里意大利是必须服从自己、跟随自己的附庸。对德国，意大利至少齐亚诺不是太柔顺的，“每当我站在似乎与领袖（墨索里尼）相对立的立场，那也是为了维护领袖，抵御外来进攻的主张，这一直是我愤恨难消的真正内在原因……自从萨尔茨堡那些日子以来，我对德国人就产生了这种愤恨，并一再表明过”[（29）]。
    产生这些矛盾分歧的重要原因似乎是意大利没有做好战争的充分准备，其实这只是表面现象而已，即使希特勒满足意大利的要求，向意大利提供清单所列的全部物资，意大利也不会参战，因为他们根本不可能在战争前途未卜的情况下，盲目地以条约为义务去追随柏林方面，特别是齐亚诺的力量不可忽视，因为“柏林对付意大利的政策不过是阴谋、谎言和欺骗的大杂烩。他们从来不把我们当伙伴，而总是把我们当奴才。他们每次采取行动从不通知我们，甚至连各种最基本的决定也是在付诸行动之后才通知我们”[（30）]。这种虚伪的欺骗的态度，加之对现实的明显的误解，以及由之而产生的法西斯矛盾对德意法西斯联盟起了一种无声的腐蚀作用，使法西斯独裁者势单力薄，加速走向灭亡。
    二、同一旗帜下的“单干户”：德日矛盾
    轴心国内部矛盾的另一个主要方面就是德日之间的矛盾。在德意日三国关系中，如果说，德意关系属于主宰与附庸的关系，那么德日之间的关系则是东西两个法西斯平起平坐的关系。尽管后来他们出于各自的目的，建立了轴心，组成了法西斯反共同盟，但实际上，德日两国各行其事，成了同一旗帜下的两个“单干户”，在信誓旦旦的“轴心”和同盟的反共旗帜下，德日两国都曾把它们之间的矛盾淋漓尽致地呈现在全世界面前。
    首先，在中国问题上，德国曾在很长一段时间里，对日本所炮制的伪满洲国不予承认，而且不支持日本的侵华行动。19世纪以来，德日在中国都有着各自的势力范围。日本惯于利用欧洲国家无暇东顾的机会在太平洋地区进行扩张，进而想独霸中国。历来德国总是跟英法一起反对日本的侵华政策。从1931年到1938年2月的长达六年半的时间里面，德国没有承认日本法西斯控制的伪满洲国，而且对日本在华的进一步的扩张战争，表现出极度的冷淡。日本发动“九·一八”事变后，德国派出了海因里希·施内参加的国际联盟调查团，在国联内部，与英法等西方国家共同谴责日本所炮制的“满洲国”为非法（尽管这种谴责无济于事，但这是德国对日外交政策的重要体现）。希特勒上台后，继续执行前政府的对华政策（援蒋反共），继续向中国派遣军事顾问团。冯·塞克特元帅就曾于1933年、1934～1935年两次访问中国。1934年8月23日两国缔结了德中贸易协定，1936年4月8日，在德国国防军实力人物、纳粹党员冯·莱西诺的努力之下，两国又缔结了德中借款协定，[（31）]德国以1亿帝国马克的巨额贷款帮助国民党政府建立军事工业，另一方面，德国则通过向中国供应兵器、铸铁和炼钢设备，从中国换取它重整军备所急需的钨锑等贵重金属以及其它战略物资。[（32）]而这时日本正在从中国东北和上海等地准备大举入侵华北中原地区，危及南京国民党政府的统治，可见在这期间，德日的关系不是太和谐的，最起码在中国问题上是这样。
    后来，德日为了各自的对外侵略，需要得到对方暂时的支持，于1936年11月签订了《反共产国际协定》，紧接着1937年“七·七”芦沟桥事变爆发，日本开始了全面的侵华战争。这时德国顶住了日本的压力，没有停止对华供应武器和撤回军事代表团，从而在德日之间引起了摩擦。1937年7月20日，德国以外交次官马肯森的名义向德国驻华及驻英法意日苏等10个驻外使馆，发出了通知，宣布德国对日中两国的战争将严守中立。[（33）]7月28日德外交次官威塞卡在给德驻日大使的电报中，指责日本的侵华严重违背了《反共产国际协定》的主旨，以不能让苏联的顾问团取代德国“顾问”蒋介石政府为理由，拒绝了日本的要求（即德国停止对华出口武器、撤回军事顾问团）。[（34）]德国驻华大使陶德曼指出：“…我们都必须保护我们在中国的仅次于英美和日本的重大经济利益”[（35）]。德国驻日武官奥特就曾抱怨日本在华北的行动严重影响了德日经济关系。尽管1938年2月德国改变了对华政策，但两国在华利益上仍然存在着矛盾。1940年1月日本不通知德国便同伪满洲国缔结了一项独家经营销售满洲大豆的协定，意在极力限制德国从满洲进口大豆、钨锑等战略原料和物资。[（36）]德国人非常气愤，向日本递交了备忘录，认为日本人恩将仇报，要求日本积极协助德国从东亚太平洋地区获得更多的军事战略物资供应。日本还通过外交途径多次试探德国打败法国后对日本独吞东南亚的大东亚共荣圈的侵略计划的态度。为了要挟日本人配合德国在欧洲的战争，奥特建议德国政府不要立刻表态把印度支那交给日本。[（37）]
    欧洲战争爆发前，在德日谈判建立军事同盟的过程中，在以谁为敌的问题上双方争论不休。它们都从自己的利益出发，不愿为对方承担义务，这样谈判从一开始就存在着矛盾。在1938年初到1939年8月为止的一年零八个月的谈判中，围绕以苏联为目标，还是以英法为目标的问题，反复较量，最终以谈判的破裂而告终。
    德国在欧洲争夺生存空间必然首先与在欧洲大陆占据霸权地位的英法发生冲突，因此这时德国主张建立一个共同对付西方国家的“一般性的军事同盟，而不是以苏联为唯一目标的同盟”[（38）]。日本在东方的扩张虽然与英法产生了矛盾冲突，但是在其与西方列强的外交接触中，知道西方国家希望日本进攻苏联这一绥靖政策，因此只要日本想方设法让西方相信，日本在东亚的目的最终是为了进攻苏联，哪怕是对英法的利益有所损害，它们也是不会采取任何针对性的军事行动的。因此日本利用英法美三国在很大程度上把自己的远东政策建立在组织日苏战争这一点上，在加紧“南进”的同时鼓噪“北上”，这样日本的利益暂时还不需要、也没有必要建立一个针对西方各国的军事同盟，只要加紧反共加强“防共协定”就行了。[（39）]因此谈判中双方始终不能达成共识。1939年5月3～17日德国再一次由外交部条约局局长加乌斯向日方提出了谈判的新方案，日本连续多次举行五相会议进行辩论后，5月20日有由外相向大岛训令：“日本是在不包括苏联在内欧洲战争爆发的情况下进入战争状态，必须根据当时的情况自主地加以决定。”[（40）]日本方面的迟疑态度，使得急于发动欧洲战争的德国在5月22日单独与意大利签署了所谓“钢铁同盟”条约。而德日之间的谈判却毫无进展。尽管德国利用日本政府与陆军之间的矛盾，施展了许多阴谋诡计，最终还是因为日本政府同时采取同样的两面手段而使谈判中断。日本内阁一方面表示新的让步，表示愿意在对自己有利的时候参加对英法作战；但与此同时又向英国大使克莱琪提出建议，建立一个能巩固日本在华利益的协定。为与之相对抗，板垣和德国大使协商准备用辞职来压迫内阁，但是对日本失去信心的德国不顾日本军队正在哈勒欣河和苏军激烈交锋，没有和日本作丝毫协商的情况下，于8月23日与苏联缔结了“德苏互不侵犯条约”，日本外相有田当即对德国的这种背叛提出严厉抗议，就连亲德的大岛浩也感到惊讶和愤慨，平昭内阁因此而垮台，谈判中途搁浅。
    经过一年多的观望，缔结了三国同盟后，德日之间仍然是互相挖墙拆台的尔虞我诈的关系。条约签定后，日德两国“各自追求着自己的目标，很少关心其盟国在做什么，以及自己的行动对盟国的利益影响如何？”[（41）]在同盟条约签字的前一天，德国驻苏联代理大使冯·迪佩尔斯凯希向莫洛托夫解释说：这个条约不是针对苏联的，而是针对美国的。[（42）]然而德国的秘密行动与其公开说法是极不一致的，德日之间的尔虞我诈的关系淋漓尽致。我们知道，日本统治者坚持条约主要针对苏联，曾是使谈判拖延了两年多的一大障碍，后来只是由于苏德互不侵犯条约、德国初期的胜利、以及由于日本加紧南进加剧了和英美之间的矛盾，为继续南进，避免两线作战暂时放弃攻苏的打算才被迫与德国达成同盟协议的。然而当日本与苏联早已于1941年4月13日订立了中立条约，并正与德国一起抚慰苏联以便实现自己的南进计划的同时，德国不仅事先不和日本协商，而且是在对日绝密的情况下制定了攻苏计划，因此1941年6月22日德国发动侵苏战争，尽管事先得到了大岛浩的情报，仍使日本朝野大为震惊，日本人认为这是德国人的又一次背叛。
    与此几乎同时，日本也进一步加紧早已背着德国暗中进行的日美谈判。德国向来就担心日本在与美国达成谅解后取得美国的支持，所以里宾特洛甫在日美谈判开始后斥责日本破坏对德国的信义，并要求日本将谈判的进展情况及时通知德国，并和德国协商，但日本始终对德国保密谈判的进展情况。当德国第二次背叛后，日本首相近卫在8月27日向罗斯福表示，倘若美国按照日本所希望的方式解决远东问题，日本会毫不犹豫地放弃三国条约。[（43）]但是日美间的帝国主义矛盾是不可调和的，牺牲中国反共反苏的远东慕尼黑阴谋在中国人民和世界舆论的强烈谴责和抗议之下破产了。当日美谈判已没有任何希望之后，日本便于1941年12月8日像当初德国背叛日本袭击苏联那样预先不协商并且也是在对对方严守秘密的情况之下偷袭了珍珠港，这一行动同样使德国人大为震惊。“在这种情况下，希特勒不得不尽量设法应付1941年12月8日日本制造的局面，正如日本不得不迁就德国人1941年6月22日制造的局面一样”（德国驻东京大使馆武官克雷奇默所言）[（44）]，违背了自己的战略原则，对美国宣战。这是希特勒所未曾也不想预料的。
    不仅仅德日两国在双方结盟的旗帜下，背着对方与第三国签订秘密条约，进行各种秘密行动，各自单干，而且在整个战争期间，两国从未有过相互配合的行动。签约时双方曾保证互相支持共同行动，并为此规定了在柏林、东京两地各设一个旨在交换军事、经济和一般情报的委员会来保证双方协同作战共同行动，但是所谓共同行动，只不过是让对方从属于自己的一个美名罢了。德国致力于欧洲，日本致力于亚洲太平洋地区，它们的目标并不一致，因此，在柏林、东京的“三国委员会”形同虚设。“据克雷奇默声称，在东京只举行过两次会议：一次是在1943年墨索里尼倒台前夕；另一次是在1944年，在这两个场合日本对他们的侵略者同行们做了一次对太平洋攻势的纯粹宣传性的叙述”[（45）]。实际上两国在战争期间根本就没有任何的军事配合行动。
    德国和日本虽然出于他们的共同处境结成同盟，但是由于它们的切身利益的不同和由此而产生的战略目标的歧异，使法西斯德日之间不可避免地存在着一系列的矛盾。日本帝国主义为本身的利益所驱使想建立一个包括中国、南洋在内的大东亚共荣圈，因此，它走的是先占中国、后下南洋，再吞并东亚从而称霸世界的路线；而德国走的却是先攻英法，后打苏联，再谋求称霸欧洲和世界的侵略路线。日本和德国结盟是“北守南进”国策的表现，德国虽仇视社会主义苏联，但是在解决英法、实力增强于苏联之前不会进攻苏联，德国打败法国后一面包围攻打英国，一面进行攻苏的准备，而此时日本则需要北交苏联，南攻印支，日本德国虽然都有共同对付苏联的要求，但是两者之间一前一后有个时间差，所以配合起来不和谐。德日法西斯国家毕竟是同一旗帜下的两个“单干户”，他们之间矛盾重重，表现在军事上，从来就不曾相互配合过，其轴心亦是松散的，因此其失败也是可想而知的，它们迟早要被世界反法西斯人民所打败。
    德意日法西斯之间的矛盾，是他们争霸世界的产物，属于帝国主义霸权主义之间的矛盾，这是其根本所在。德意日三国分别想建立以欧洲、地中海、太平洋为中心的自己的世界性帝国，极度的野心必然会导致他们之间在海外共同“关心”的殖民地、外交政策、军事等方面的矛盾冲突，战略相左，意见不一，其矛盾终究不可缓和。
    笔者认为，德意日三国存在矛盾的根本原因，在于三国的结盟是建立在三国关系不平等和利己主义基础上的。德国意大利从来就不把对方放在眼里，都认为对方只不过是自己实现世界霸权的一种可利用的工具而已。1936年10月25日德意签订协议，他们仍是伙伴关系，但是到了1939年5月22日德意签署了钢铁同盟条约之后，意大利开始沦为德国的附庸，唯德命是从，在与德国发生冲突时，不敢开罪于德国，违心地顺从德国，这些都是由于当时意大利的经济软弱所造成的。意大利外长齐亚诺曾多次劝说墨索里尼不要过分地依赖德国，在与德国发生政治、军事、经济等方面的冲突时，都极力维护意大利的利益，以致于纳粹宣传部长戈培尔认为他是墨索里尼身边的一朵“毒蘑菇”。1939年8月当齐亚诺与里宾特洛甫会见商讨开战问题时，他认为“德国与我们互不信任”。[（46）]而德日两国更是在“反布尔什维主义”的旗帜下，为了自己的切身利益，为了自己的扩张侵略计划，各行其事，“投之以桃，报之以李”。他们之间虽有条约约束，但在关键时刻，他们会易如反掌地置条约于不顾，随意撕毁或违背与对方签订的条约，在对对方绝对保密的情况下与第三国订立或采取对自己先前的盟友不利的条约和大规模的军事行动。 如前所述，在1941年4月13日日本与苏联订立了中立条约之后，在日本正梦想着实现自己的南进计划的同时，德国也在对日本绝密的情况下确定了攻苏计划。当1941年6月22日德苏战争爆发后，日本统治集团非常惊讶和愤怒，与此同时加紧进行令德国人害怕的日美谈判。当1941年冬天德国人深陷莫斯科郊外正需要日本人围魏救赵时，日本人则同样在不协商而绝密的情况下袭击了太平洋的珍珠港而令德国人大为震惊。他们之间从未互相配合，因此我们说法西斯国家的联合是相对的，而它们之间的矛盾才是绝对的、不可调和的。
    注释：
    （1）（2）（4）（5）（10）（14）（15）（24）（25）（26）埃托雷·安基耶里“关于二战时期德意关系”（资料），《世界史研究动态》1986年第10期，张正中摘译自《法西斯主义--民族社会主义》第六卷，意德历史学家会议论文集，不伦瑞克，1965年版。
    （3）（11）《法西斯主义史》第三卷，第145、152页，1973年罗马版。
    （6）《意大利外交文献》第九集第三卷，第21页：《1940.1.5.墨索里尼致希特勒的信》，第415页：《1940.3.8.希特勒给墨索里尼的回信》，1959年罗马版。
    （7）（8）（9）（23）《意大利外交文献》第九集第三卷，第417、280-281页：《1940.3.8.希特勒给墨索里尼的回信》、《1940.2.17.戈林与意大利驻柏林空军武官的谈话》。
    （12）（16）同上，《文献》第189、94页：《1940.1.15.戈林与马季斯特拉蒂的谈话笔记》。
    （13）（27）（28）（29）（30）（46）《齐亚诺日记》第227、164、274、636页，商务印书馆1983年版。
    （17）（18）（19）（20）（21）同上，《文献》第20-22页：《1940.1.5.墨索里尼致希特勒的信》。
    [22]同上，《文献》第121-123页：《1940.1.16.英驻罗马大使给齐亚诺的照会》。
    （31）（32）（33）三宅正树《日德意三国同盟研究》，第61、68页。
    （34）日本国际政治学会太平洋战争原因研究部《走向太平洋战争的道路（开战外交史）》第五卷，第57页。
    （35）《德国外交政策文件》第四集第一卷，第776页，英国皇家文书局1949年版。
    （36）（37）刘士田《二战时期德意日法西斯的矛盾》，《史学月刊》1994年第1期。
    （38）（39）（43）《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判决书》，第191、193、416页，五十年代出版社1953年版。
    （40）鹿岛研究所《日本外交史》第21卷，第207页。
    （41）（44）（45）琼斯《国际事务概览：1942-1946年的远东》，第149、90、150页，上海译文出版社1980年版。
    （42）义井博《日德意三国与日美关系》，第23-24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