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两个口号之争的反思
    五六十年代论史关系的讨论，突出表现在两个口号之争。
    1958年史学界出现一个“以论带史”的口号。其本意是针对“唯史料论”，是要批判史料挂帅和繁琐考证，强调重视马克思主义、毛泽东思想，运用唯物史观。究其初衷也并非无的放矢，因为，近代德国朗克学派的史料高于一切的观点，经傅斯年在中国传播，倡导“史料即史学”，宣扬“近代的历史学只是史料学”①，在旧中国史学界影响很大，以致建国后还有人奉为信条。对这种观点进行科学批评，不能说没有一点必要。但是，“以论带史”口号风行的结果，出现严重弊端。有些人把马克思主义理论当作随意张贴的标签，史料成为现成理论的注脚，甚至以引用经典著作相崇尚，似乎马列文句引用愈多，理论性就愈强，理论水平就愈高，而史料行同于资产阶级思想，研究历史的人讳言史料，史料学课程被取缔，历史系学生不看史料书。“以论带史”实际上变成了“以论代史”。
    六十年代初，为了纠正上述现象，又有人提出“论从史出”的口号。其意思是说，研究历史应当从史料出发，从史料中得出观点，引出结论，而不是用一般理论代替研究结论。当时就有人指出，这个口号对纠正“以论代史”现象是有益的，但作为治史方针也不恰当，主要弊病是容易使人忽略、轻视马克思主义科学理论的作用。至今，仍有人全面肯定这个口号②。
    实际情况表明，后一个口号并没有达到纠正错误的目的，而“以论代史”倾向到了“文革”期间更加恶性发展，以致出现以语录代史的极端情况，使历史科学蒙受巨大的损害。两个口号的动机与效果严重背离，其原因除了“左”倾思潮泛滥这个大气候之外，还和这两个口号本身没有科学解决论史关系问题是分不开的。
    前一个口号，把论与史的关系简单化为带与被带的关系，还有人形象地比喻为军队的统帅与士兵的关系，似乎只要作为统帅的马列主义理论一带，史料便可象唯命是从的士兵一样随之而动，历史研究就可大告成功。后一个口号说的论，显然和前一个口号的论有所不同，前者是指用来统帅史的现成的马克思主义一般理论，后者说的是从史料中得出的关于历史问题的具体结论。严格说，后一个口号没有正视前一个口号提出的论史关系，对历史研究中历史唯物主义一般理论与史料、史实的关系并没有作出正面的说明。这个缺陷是不可能用不言而喻来原谅的。
    这两个口号及其相互之间的盘诘，不仅把不同的论混淆起来，而且也缺乏对研究方法与说明方法中不同的论史关系加以必要的区别。马克思曾经指出：“说明的方法，在形式上当然要与研究的方法相区别。”③研究是从未知到已知的认识过程，必须搜集丰富的材料，在马克思主义一般原理指导下，经过分析和探讨，得出正确结论。而说明方法，是得到研究结论之后，说明、表述其研究成果的方法，把结论纂写成论著的方法。说明方法，可以先说出结论，然后以史料阐明其结论的正确性--如果把这叫做“以论带史”，那是无可非议的；也可以先叙述史实，从史实中概括出结论--如果把这称之为“论从史出”，也无疑是正确的；当然还可以把结论穿插在史实叙述过程中，可以寓论于史、夹叙夹议等等。这些说明方法都见诸于史学论著，而且在一部著作中常常交换使用，使行文变化多端，以显示文章的技巧，作者的妙笔。至于作为指导思想的论，历史唯物主义原理，最根本的是要融化在研究者的世界观、历史观和方法论之中，掌握其精神实质，运用其立场、观点和方法，以指导自己的研究方向、研究途径和研究方法，使自己更好地从史实中得出正确的结论。在说明其研究结论的著作中，要不要把作为指导理论的马列文句摘引在行文中，那是另一回事。如果是在马克思主义原理指导下得到的正确结论，在说明时，即使不引一句马列原文，也不会因此否认其马克思主义性质和水平。毫无疑问，马列文句是可以引用的，引用得恰到好处，也是一种表述技巧。当然不应以引用相尚，不是引用得愈多理论水平就愈高。
    “以论带史”口号无疑是作为研究方法提出来的，所以，尽管它在说明方法上具有可行性，但不能开脱其作为研究方法的弊病。从研究方法来看，把作为指导思想的一般理论代替历史事实研究的具体结论，勾销了对史料、历史事实的分析和探讨这个必不可少的研究过程，显然是不符合历史认识规律的。“论从史出”口号在表述研究成果方法上的适用性，也不能掩盖其作为研究方法的缺陷。它不仅回避了指导理论与史料的关系，而且也不能解释为什么从相同的史料中，有人得出正确的结论，有人却得出错误的结论，也没有指示人们怎样才能从史料中得出科学的结论。可见这个口号也没有完整表达历史认识的客观规律。
    总而言之，反思两个口号之争，使我们感到有必要从历史认识来重新审视论和史的关系，以寻求正确理解这个问题的启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