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战当中，戴高乐将军领导的自由法国一直是同盟国最坚定的盟友之一。它为复兴法国、为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胜利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但是，美国政府特别是罗斯福总统却以维护民族自决原则为由，长期拒不承认戴高乐政权的合法性，致使双方关系一直处于一种“敌对的盟友”状态。本文拟就这一问题作初步探讨，以揭示美国对外政策的实质。
    一、民族自决原则：罗斯福和戴高乐在法国政权问题上的斗争核心
    民族自决原则是1941年8月罗斯福和丘吉尔在著名的《大西洋宪章》中提出的，1942年1月在美、英、苏、中等26国共同签署的《联合国家宣言》中又予以重申。它宣称：“尊重各民族自由选择其所赖以生存的政府形式的权利。各民族中的主权和自治权有横遭剥夺者，两国俱欲设法予以恢复。”[①a]针对当时溃败分裂的法国，罗斯福总统认为：法国的主权取决于法国人民，只有摆脱了奴役的法国人民才有权自由选择适合于他们的政府形式和国家领导人，任何国家均不得将任何政府、无论是临时的还是永久的，强加于他们头上。而戴高乐则从领导自由法国的第一天起，就希望盟国承认他是法国和法国人民的合法代表，进而又要求承认他所领导的政权是事实上的法国政府，承认他是政府的领导人。罗、戴二人观念上的这一重大分歧是引发双方在法国政权问题上的摩擦和斗争的根源。
    1.在自由法国与美国交往之初，民族自决原则就成为制约双方关系的一道无形藩篱。究其原因，首先是由于戴高乐政权赖以建立的“内在合法性”与罗斯福所倡导的原则大相径庭。1940年6月贝当政府（后迁至维希，故又称维希政府）宣布停战投降后，法国的前途和法兰西民族的长远利益受到严重威胁，急需有人站出来领导人民继续抗战。但是，在法国内外，没有一个有名望的政治领袖或军界要人挺身而出，“挑起重建流亡政府的责任”或“担任愿意抵抗的法国人民的代表。”[①b]戴高乐将军和他领导的自由法国就是在这种危急关头应运而生的。此后，由于国内形势的发展变化，他不得不建立具有中央政权性质的法国民族委员会（1941年9月）来领导全国的抗战。戴高乐政权产生的这种严峻的战争环境决定了它不可能具有来自人民的直接授权。但是，戴高乐却坚定地认为民族委员会就是法国的合法政权。他说：“成千上万法国公民和数百万法兰西国民真心实意地拥护自由法国，再加上法国本土大多数法国人对我们深表同情，这就是一个永久性的选举团，证明我们的权利机构是合法的。”[②b]戴高乐把自己看成是法国的代言人，国家权利的行使人，所依据的就是这种“内在合法性”。从理论上讲，这种“内在合法性”是无可厚非的，但是它与以直接选举为宗旨的民族自决原则无疑还相距甚远。所以，要想以此来取得美国的承认显然不是那么容易的。
    其次，美国对戴高乐的权威性和代表性怀有疑虑。自由法国诞生之初，戴高乐既没有什么声望，又缺少具有充分代表性的杰出人物支持，所以极端守法的法国人在开始时大都追随于在表面上仍居于合法地位的贝当元帅身后，把这位昔日的“凡尔登英雄”当成了法国的救星，响应戴高乐的人则很少。美国驻维希和英国的外交官发回国内的报告、旅居美国的法国侨民和难民对戴高乐的极力反对都证明了这一点。因此，当自由法国向维希的合法性提出挑战时，美国政府根本无意于认真看待戴高乐及其追随者的主张，甚至还把它看成了一个不值得信任的冒险家。事实上，罗斯福根本不相信这个自封的自由法国领袖可以做为法国人民的代表，理由很简单，戴高乐没有来自法国人民的委任。[③b]
    基于以上原因，美国一开始就把与自由法国的合作完全锁定在军事领域，在政治方面则表现得相当谨慎。直到1941年9月国务院才勉强同意让自由法国在华盛顿设立了一个有组织但无固定外交身份的代表团来负责双方的联系。11月11日，美国出于防务需要宣布给自由法国以租借法案援助时，也仅仅把它看作是一个军事单位，而非一个主权国家的政府。1942年5月，美国副国务卿萨姆纳·韦尔斯在会见自由法国驻美代表时表示，美国不能把在伦敦的法国民族委员会当作一个流亡政府来承认，因为“它不是选举产生的”，只有少数法国人承认它的权威，而另外大多数人则拒不接受，这两种情况都表明“强制取代了合法性”。7月9日，美国出于军事需要宣布承认民族委员会是“法国反抗轴心国家的旗帜”，在该文件中首次向法国公开表明了将来由法国人民自由选举政府的观点。所以，当戴高乐不久后提出让民族委员会在《联合国家宣言》上签字，这将使之具有法国临时政府的地位时，自然就遭到美国拒绝。赫尔国务卿怀疑戴高乐“正在努力取得一个政治地位，那将使他成为法国未来的统治者。”[④b]如果美国答应这一要求，那就无异于放弃民族自决原则，承认了戴高乐政权的合法性。
    2.随着自由法国的发展壮大，戴高乐政权在国内外获得了日益广泛的拥护和支持，但是罗斯福仍不改初衷。当维希通敌卖国的真面目日渐暴露时，越来越多的法国人从贝当一边开始倒向戴高乐一边，把戴高乐看作是法国复兴的象征和希望，各党派（包括法共）和团体也都愿意把它当作象征和领袖。美国的公众舆论也强烈谴责政府对维希的绥靖政策，要求承认戴高乐是民主法国的真正代表。1942年10月，美国记者沃特·李普曼在伦敦与战斗法国领导人会谈后断言：“戴高乐和法国民族委员会是法国的真正领导……正如当年的乔治·华盛顿一样。”并指出：“关于戴高乐，重要的问题并非他是不是全体法国人的一致选择，而是他是不是那些要与敌人战斗的法国人的实际的、有效的指挥官”[①c]。美国领导人却认为：法国人对戴高乐所表现出的同情并不表明他们将要选择戴高乐作未来法国政府的首脑，他们只是切望同英美两国合作，继续对德作战。基于这一认识，盟军在北非登陆后，美国先是同达尔朗为首的维希当局合作，继而又把北非的军政大权交给了顽固坚持维希合法性的吉罗将军，并从经济、军事、外交等方面给以大力支持，而戴高乐则被排斥在外。美国的一意孤行遭到国际舆论的猛烈抨击，法国国内各主要抵抗运动组织和政党联合致函盟国政府，指出戴高乐将军是法国抵抗运动的无可争议的领袖，要求由戴高乐接管北非，反对达尔朗和吉罗在北非的统治。法国参议院议长詹伦内、众议院议长赫里欧、著名政治家莱昂·勃鲁姆、乔治·孟戴尔等许多有代表性的人物也都写信支持戴高乐，乃至要求组成一个以戴高乐为首的法国临时政府，并表示自己愿意加入这样的政府。但罗斯福却置若罔闻，他武断地认为这是戴高乐手下的官员炮制的，只代表无足轻重的少数派意见。1943年1月在卡萨布兰卡会议上，戴高乐向罗斯福表白说，如果不是拥有合法的权利，他起码在道义上代表法国人民，贞德领导法国人民反抗敌人之时，也绝没有比他更多地接受过任何来自于人民的正式授权。[②c]但是这一生动的比喻不仅没有说服罗斯福，反而增添了他更多的敌意。特别是戴高乐在会议上的桀骜不驯及其随后与吉罗进行的权利斗争更使罗斯福恼怒异常。1943年5月8日他致函丘吉尔说：“法国人民真正拥护的是自由法国。如果他们和盟国一样了解到戴高乐已由抵抗运动的领袖变成了一个经常玩弄阴谋的政客，那么他们肯定会继续拥护抵抗运动，但不会再拥护戴高乐本人。”[③c]不过，事情并没有按照罗斯福的预想发展。5月中旬，由法国地下政党和抵抗组织联合成立的全国抵抗运动委员会以及由抵抗运动的一切军事组织组成的法国内地军都公开接受了戴高乐和民族委员会的领导。同时，法属北非在经过一番争取后也接受了民族委员会的政治主张迅速倒向战斗法国，这一形势最终导致了1943年6月3日法国民族解放委员会（以下简称民解委）在阿尔及尔的成立和不久后吉罗的倒台。法国的海外领地（除印度支那外）在民解委的旗帜下实现了统一，民众和军队都表示对戴高乐的热烈拥护，从而迫使盟国改变了对戴高乐一贯采取的怀疑和不信任态度，在8月下旬先后承认了民解委。但是，美国政府却以无法确定法国本土人民的意愿为由作了最大保留，仅仅承认民解委对法国海外领地拥有管辖权，而且声明“这并不构成美国承认某个法国政府或法兰西帝国政府”。因为“法国人民将在适当的时候，以自由而不受约束的方式选择自己的政府和领导人。”[④c]
    3.诺曼底登陆前夕，罗斯福和戴高乐在法国政权问题上的斗争愈演愈烈。为了迎接法国解放，民解委早在1943年9月就向盟国提出了将来在法国登陆时双方在军事、民政等方面的详细合作计划，由于该计划把民解委置于法国领导者的地位，美国大为不满，始终未予答复。10月5日，罗斯福不顾陆军部的警告，批准了国务院提交给他的计划草案。该文件打着维护法国人民自决权利的旗号，把未来法国解放地区的最高权利包括民政管理权完全授予盟军最高司令官，甚至法国的选举也将在盟军司令部的监督下进行。这就堂而皇之地否认了民解委对法国本土的领导权，否认了民解委存在的意义。不过民解委的政权建设并未因此而受到影响。从1944年1月开始，民解委先后颁布了一系列对法国未来解放地区实施行政管理的法令，特别是4月21日颁布的关于法国解放后组织国家政权的法令引起了国际舆论界的普遍关注。各国据纸据此肯定戴高乐和他的委员会是自认为的法国政府，并认为无须盟国承认它就可以在法国立足。这使罗斯福更加怀疑戴高乐和民解委将公然不顾民族自决原则把自己强加于法国。他在记者招待会上辛辣地说：“没有一个人，甚至连法兰西民族解放委员会也不能知道法兰西人民的真正要求。在美国看来，整个问题依然存在。”[①d]尽管登陆之前盟军司令部得到的所有情报都令人确信，各个抵抗团体都愿意承认戴高乐和他的委员会为唯一权威组织，但罗斯福仍指示艾森豪威尔派美英代表到法国公民中去，寻求法国人民真正拥戴的领袖。1944年6月2日，他在一封信中告诫艾森豪威尔，大多数法国人赞赏作为一种象征的戴高乐及其在1940年的所作所为，但他们还没有拿定主意是否让戴高乐及其委员会做自己国家的统治者。为了防止戴高乐因提前掌权而左右选举，为了确保4000万法国人民不致被迫接受外部势力强加给他们的政府，他不能承认民解委为法国临时政府。[②d]事实上，盟国已经为在法国建立军政府培训好了民政官员，印制了军用法郎，并决定抛开民解委独立行动了。6月6日，在一切原则问题尚未达成共识的情况下，盟军就开始在诺曼底登陆了。戴高乐怒火万丈，撤回了原定配合盟军登陆的200名法国行政联络官，并拒绝同艾森豪威尔将军一起向法国人民发表广播讲话以示抗议。艾森豪威尔在讲话中要求法国人民执行他的命令，等法国全境解放后，再由法国人自己选举他们的代表和政府，对戴高乐和民解委只字未提。面对盟国政府的蛮横态度，戴高乐毫不妥协，他要求法国人必须严格执行法国政府及其所任命的官员的命令，并且把盟军发行的军用法郎称为伪钞，要求法国人拒绝使用。至此，罗斯福和戴高乐之间的矛盾完全公开化，双方在法国政权问题上的斗争也达到了白热化程度。
    4.诺曼底登陆后，面对法国人民对戴高乐政权的一致拥护，美国政府不得不在承认问题上一步步地作出退让。尽管法国刚刚解放地区的群众对戴高乐的热烈欢迎以及戴高乐对美国的访问并未完全改变罗斯福的看法，尽管罗斯福预言戴高乐将会在随着解放而复活的法国政党政治中垮台，但是为了使盟军得到法国抵抗力量的帮助，并在“铁砧”行动中使用法国军队，同时迫于美国新闻界和公众舆论要求承认戴高乐政权的强大压力，美国不得不在7月11日发表声明承认民解委有资格行使法国的政权，承认它是发行货币的权力机关。8月26日，戴高乐入驻巴黎，受到大约200万民众空前热烈的欢迎，人民用自己的热情和欢呼表明了他们要把领导国家的权利交给谁。于是，艾森豪威尔将军在8月28日受命宣布将已解放的法国领土上的民政管理权交给了民解委。随后，盟国也普遍地接受了由法国抵抗运动委员会和戴高乐任命的接管行政事务的官员。罗斯福建立“盟国军政府”的计划最终落空了。9月9日，戴高乐在巴黎重新改组成立了全国统一政府，共产党、社会党和从基督教抵抗运动中产生出来的第三大党“人民共和运动”都参加了新政府，其中包括詹伦内议长、全国抵抗运动委员会主席皮杜尔等许多享有崇高威望的人，从而使新政府的代表性大大提高。在这种情况下，英、苏、加拿大等盟国都要求承认法国临时政府，美国驻民解委代表塞尔顿·卡弗里也力劝政府重新考虑对戴高乐政府的合法承认。9月17日，赫尔在给总统的一份报告中指出：戴高乐是得民心的，为人民所接受的，一旦进行了选举，他们就将抛弃“临时”这个词，美国如果犹豫不决，就将失掉民心。[①e]但是罗斯福仍固执己见地说：“临时政府没有人民的直接授权，最好让事情保持沉默。”[②e]不过法国人民的态度愈来愈使罗斯福所坚持的原则苍白无力。从9月14日开始，戴高乐在近两个月的时间里巡视了全国大部分地区，受到1000万法国人民的热情欢迎，举国上下空前团结，这一盛况足以向盟国表明：法国临时政府的使命在人民进行自由选举之前已经由解放了的人民的一致拥护所批准，整个法国已处在一个毫无争议的政府领导之下。鉴于总统选举日临近，罗斯福担心继续拒绝承认法国临时政府对自己带来不利；同时，他得到大量情报说：共产党可能会利用这种局面发动政变推翻戴高乐。于是，美国不得不改变坚持数年之久的立场，在10月23日同英、苏、加拿大一起最终承认法国临时政府。其他盟国相继从之。
    二、民族自决原则的两面性
    英美提出民族自决原则的初衷本是为了回击轴心国的侵略扩张所引起的世界政局的严重动荡，向世人昭明他们重建世界和平的理想同法西斯的野心之间的重大差别，这对于唤起世界各国人民特别是被轴心国占领和奴役国家的人民积极投入反法西斯战争无疑发挥了重要作用，因此，自然有其合理与进步的一面。但是，尊重民族自决原则是一回事，实行它又是另一回事。就美国对戴高乐政权的态度而言，当后者尚未获得法国人民的广泛拥护之时，美国坚持这一原则是可以理解的，也是无可厚非的；但是，当自由法国日渐壮大，戴高乐在法国政治生活中已居于主导地位，特别是民解委建立之后，在法国的政治形势完全明朗的情况下，美国仍旧固执己见，拒不承认戴高乐政权的合法性，其用意令人生疑。事实上，戴高乐在建立民族委员会和民解委时，就一直公开声明这只是一个临时性政权，一旦法国人民完全恢复了自由，就将通过选举产生新的共和国政府，这在本质上与民族自决原则并无抵触，但罗斯福始终充耳不闻。美国史学家内森·米勒指出：“罗斯福总统和丘吉尔首相都懂得，政治手腕的高峰是打着遵守不可改变的原则的幌子来掩盖政策的变化。”[③e]那么，美国打着维护法国人民自决权的幌子长期拒不承认戴高乐政权的真实目的何在呢？
    1.罗斯福企图利用法国的分裂状态来建立一个在战后屈从于美国全球战略的法国政府。法国溃败后，罗斯福把它看成是一个无人领导、无力偿债、被瓜分的战败国，他计划在战后建立一个由美、英、苏、中四大国领导的联合国来解决全世界的问题，法国在他所描绘的巨幅画卷中只占有无足轻重的地位。法国虽然可以参加盟国来处理一系列事情，但只能以从属地位参加。为了实现这一战略意图，罗斯福一直试图把法国问题置于自己的管辖之下，以便操纵法国的政治命运。他在与自由法国代表、英美军政要员的谈话中多次流露出：美国对未来法国政府的建立有支配权，其领导人要由他（或和丘吉尔）选择决定，谁不和他照章办事就撤换谁。而戴高乐一开始就以国家主权和独立的捍卫者出现，以恢复法国的大国地位为己任，他绝不能容忍法国沦落为二流国家，所以他对罗斯福干涉法国内政、损害法国利益的任何行为都严加防范，结果，引起美国领导人极大的嫉恨和敌意。美国政府把戴高乐视为坚定的“反美主义”者，并认为他随时会背叛英美。所以，罗斯福向美国军方领导人下达了最严厉的指示，要他们避免支持戴高乐，只同法国地方当局打交道，同时他还极力阻挠其他盟国对戴高乐政权的承认。丘吉尔也一直试图控制戴高乐和自由法国，故对罗斯福的自决权原则心领神会，大力支持。罗斯福不仅打击压制戴高乐，而且还公然扶持那些没有什么政治才能但却顺从美国意图的法国领导人（如魏刚、吉罗等），图谋取代戴高乐。诺曼底登陆后，罗斯福迟迟不肯承认法国临时政府，乃是因为他幻想在巴黎会出现一个压低或取代戴高乐的政权，甚至把希望寄托在卖国贼赖伐尔身上。罗斯福对戴高乐的要求步步升级，美国对戴高乐的政治支持总是落后于军事支持，自由法国对美国每次外交上的胜利都要拖延时间和花费许多精力，个中奥妙，正在于此。可见，这完全是对法国内政的赤裸裸的干涉，绝非维护什么民族自决原则。
    2.美国企图借法国衰弱之机来废除法兰西帝国，夺取其某些海外领地和殖民地。参战伊始，美国就把摧毁欧洲老牌的殖民帝国作为战争目标之一，企图为本国的垄断经济打开长期被宗主国垄断的海外市场，并在战后为美国取得维护世界霸权和自身安全所需的海空基地。虽然美国曾多次向维希政府和自由法国代表信誓旦旦地表示：美国的政策是恢复法国和法兰西帝国的独立与完整，但罗斯福压根就不打算兑现这一诺言。他计划通过国际托管的方式把法属摩洛哥、印度支那和达咯尔据为美国所有，这与戴高乐的观念又发生了严重冲突。戴高尔认为如果法国丢失了它在亚非的属地，就会给法国人民造成一种战败者的心理，所以他把保全法兰西帝国的完整作为自己的使命之一，同时他对美国以经济扩张代替领土扩张的新殖民主义政策洞若观火，为了维护法国的长远利益，对美国染指法国殖民地的任何意图和行为都严加抵制，戴高乐的这一立场无疑成为美国推行新殖民主义的严重障碍，从而使得罗斯福更不愿意与他打交道。为此，罗斯福一直希望找到一个比戴高乐更顺从的法国领导人。这就成为美国长期拒不承认戴高乐政权的又一重要原因。
    由此可见，美国对戴高乐政权的政策始终是为其战略需要和国家利益服务的，不可避免地带有强烈的霸权主义色彩。这不仅在战时破坏了盟国之间的友好合作，而且为五六十年代戴高乐重新执政时期美法之间的纷争埋下了不和的种子。
    注释：
    ①a《国际条约集》（1934～1944），世界知识出版社1961年版，第337页。
    ①bFunk,Arthur L.Charles De Gaulle:The Crucial Years.1943～1944,Norman.Okla.1959.P10
    ②b[法]拉乌尔·阿格隆：《戴高乐和罗斯福》，世界知识出版社1989年版，第32页。
    ③bLanger,William L.Our Vichy Gamble.Archon Books.New York,1965.P257～258
    ④bHull,Cordell.The Memories of Cordell Hull.Macmillan Co.NewYork 1948 Vol.3 P453
    ①cLanger,Willian L.Our Vichy Gamble.Archon Books.New York,1965.P198
    ②cFunk,Arthur L.Charles De Gaulle:The Crucial rears.1943～1944,Norman.Okla.1959.P3
    ③cChurchill & Roosvelt:The Complete Corespondence.Editor with Commentary by Warren F.Kimball Princeton Vniversity Press.Princeton New Jersey 1984.Vol.2.P209
    ④c《戴高乐和罗斯福》，第239页。
    ①d戴高乐：《战争回忆录》第二卷（上），世界知识出版社1981年版，第229页。
    ②d[英]伦纳德·莫斯利：《马歇尔传》，东方出版社1985年版，第301页。
    ①e[法]尼林·E·冈：《美国档案机密》，群众出版社1986年版，第421页。
    ②eRoosevelt.Elliott.ed.The Roosevelt letters:Being the Personal Correspondence of Franklin Delano Roosevelt.Vol.3（1928-1945）P513.George G Harrap E.CO.LTD.London 1952
    ③e[美]内森·米勒：《罗斯福正传》，新华出版社1985年版，第456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