资产阶级政治民主与经济自由的同步协调发展，是一般资本主义社会的运动发展规律。1945年前德国资本主义社会的一个重要特点就是政治与经济一直处于不同步发展的状态。政治上主要是反民主的容克封建保守势力、法西斯势力占统治地位，资产阶级没有确立自己的绝对优势地位，资产阶级民主政治制度始终未能健全地建立起来；经济上实行资本主义自由竞争制度，并逐渐形成资本主义垄断体制（最后是由希特勒法西斯演变为军事国家垄断资本主义），资本主义经济发展比较快（除一战后和经济危机期间），在西方国家中一直名列前茅。德国资本主义经济的快速发展，也没有推进资产阶级政治民主化的进程，民主政治在国家体制结构中并没有完全体现出来。政治长期滞后于经济的发展，这是德国历史两度出现曲折和倒退的一个很重要的原因。本文就1945年前德国资本主义政治与经济的不同步发展的原因作一探讨。
    一
    德国资产阶级民主政治在较长的历史时期内不能得以确立和走上健全的发展道路而滞后于经济的发展，这与德国的历史特点紧密相关。
    德国是一个没有像英法那样经过比较彻底的资产阶级革命的国家。虽然19世纪上半叶德国资产阶级自由派在法国大革命的影响下，面对封建割据状态，也企图在德国建立自由、统一的共和国，利用人民群众的力量于1848年3月发动了资产阶级革命，但资产阶级由于害怕人民群众，不想剥夺封建帝国的全部权力，并把世袭君主制看成是一种起稳定作用的力量，遂将如火如荼的革命从街上搬进了议会，试图通过议会“和平地”实现其政治要求，甘心同容克贵族分享政权，在德国建立君主立宪制。这次革命几乎近似于演“一部儿童剧”。（注：胡贝尔图斯：《德意志史》（Hubertus Prinz zu Lwenstein,DevtscheGeschichte），宾德拉赫1990年版，第379页。）对此，恩格斯称德国资产阶级“是个小资产阶级气息非常浓厚的阶级”，（注：《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卷，第59页。）德国学者也将德国资产阶级反封建的民主斗争称为“小资产阶级民主主义”。（注：迪特尔·弗里克主编：《1830至1945年德意志民主派》（Dieter Fricke,Deutsche Demokraten 1830 bis 1945），科隆1981年版，第1-115页。）可见，德国资产阶级在政治上的保守性和软弱性，使之没有形成一支反对封建势力和实现自己民主政治要求的强大力量。加之封建势力的强大，德国资产阶级没有完成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和统一德意志民族的历史任务。正如德国历史学家拉夫所指出的：“1849年以后，在积极对德国政治生活施加影响方面，资产阶级受到很大阻碍”。（注：迪特尔·拉夫：《德意志史》（Diether Raff,Deutsche Geschichte,VomAlten Reich zur ZweitenRepublik），慕尼黑1985年版，第89页。）
    资产阶级没有完成民主革命的任务，而统一德意志民族的历史任务却由普鲁士容克贵族俾斯麦实现了。1871年俾斯麦通过三次王朝战争，实现了德意志民族的统一，建立了第二帝国。虽然德意志民族统一为资本主义经济发展提供了可能，然而，第二帝国的封建君主专制政体严重阻碍了资产阶级民主政治的确立和发展。由于德意志的统一是通过自上而下的改革道路，而不是对封建王朝采取暴力革命实现的；三次王朝战争也只是对外部使用武力，并没有融动德意志封建势力，因此，俾斯麦建立的第二帝国完全是“由封建主、容克地主与王室军人占着首要地位”。（注：《列宁全集》第17卷，第182页。）在这个帝国内，封建的阶级关系、政治势力、意识形态都被保存下来，并与资本主义因素相结合，实际上是一个以“议会形式粉饰门面、混杂着封建残余、已经受到资产阶级的影响、按官僚制度组织起来、并以警察来保卫的军事专制制度的国家”。（注：《列宁全集》第15卷，第114页。）因此，德国虽然由封建社会过渡到资本主义社会，但在政治上仍保留了浓厚的封建残余。帝国宪法规定，普鲁士国王和首相为帝国的皇帝和首相，形成了“普鲁士是由贵族领导的，帝国则是由普鲁士领导的”局面。（注：卡尔·迪特利希·埃尔德曼：《德意志史》第4卷上册，商务印书馆1986年版，第4页。）因此，德意志民族统一后，整个德国也普鲁士化了，完全继承了普鲁士的封建专制主义的历史传统。又由于德国农业资本主义的普鲁士道路，容克所有制与资本主义所有制溶合在一起，使整个容克阶级逐渐资产阶级化了。俾斯麦完成了统一德意志民族大业，从而使德国新兴资产阶级对其顶礼膜拜，也甘愿与封建势力妥协，也逐渐容克化。由于俾斯麦的历史进步功绩，从而确立了以他为代表的容克资产阶级的封建保守意识形态在德国政治舞台上的绝对统治地位，资产阶级的先进的自由民主思想只能仰其鼻息。梅林在《中世纪末期以来的德国史》一书中写道：“资产阶级拜倒在这位‘百年难逢的伟人’的膝下，他给他们带来了发财的美景。俾斯麦本人也就却之不恭地接受了这种过份的殷勤赞颂，但并不作回报。对待资产阶级的政治要求，他依然用铁腕加以压制，假如有哪一位资产阶级讲演家敢于在国会里吞吞吐吐地唠叼一句有关‘人民权利’的话，那末他就会被俾斯麦痛骂为讨厌的乞丐。”（注：弗兰茨·梅林：《中世纪末期以来的德国史》，三联书店1980年版，第210页。）因此，在第二帝国时期，德国社会形成了一个容克资产阶级，而以封建容克*族势力占据主导地位，“德国资本主义长时期保持着半封建特征”，（注：《列宁全集》第15卷，第114页。）不像英法美那样在很大程度上没有封建官僚制度。由于资产阶级的软弱和妥协，使德国资产阶级民主政治难以冲破封建保守势力的坚冰在德国发扬光大。这是德国历史在政治上的一个重要特点，也是我们考察德国资本主义发展和演变的一个基本出发点。
    德国“十一月革命”后成立的魏玛共和国，是在推翻了第二帝国半专制主义统治，在德国历史上建立的第一个资产阶级共和国，资产阶级第一次以统治者的身份登上了德国的政治舞台。然而，德国在政治上的封建保守性和资产阶级的软弱性特点并没有多大的改变。
    尽管艾伯特总统在共和国成立之初也宣称，革命的目的是“将诸侯、容克地主和大工业家从国家政权中清除出去，建立民主自由的社会主义人民共和国”，（注：韦尔内尔·马塞尔：《弗里德里希·艾伯特--第一位德国总统》（WernerMaser,Friedrich Ebert,Der Derste Deutsche Reichsprsident），慕尼黑1987年版，第212页。）然而并没有实现，政治上层建筑领域的阶级结构并没有多大变化，只不过是容克资产阶级专政暂时变为资产阶级容克专政。封建保守势力依然强大。迫于“十一月革命”的形势，一些旧的封建保守性质的容克资产阶级政党在“民主”、“人民”的外衣下重新进行包装，摇身一变似乎成为“纯粹的”资产阶级政党，如德意志民族人民党、基督教民主人民党、德意志民主党等。这些政党只不过是改头换面，并不是真心拥护魏玛议会民主制，它们后来在推翻共和国和法西斯上台方面起了重要作用。旧官僚、旧军官和容克贵族经常给共和国制造麻烦，左右共和国的政治局势。1920年，东普鲁士地方行政长官沃尔夫冈·卡普纠集一伙军国主义分子公开发动了叛乱，企图推翻共和国。巴伐利亚聚集了一批军国主义、极端民族主义势力，成为反对共和国的基地，希特勒纳粹党就滋生在这里。1925年，社会民主党人艾伯特总统被推翻，兴登堡上台是封建反动势力重登德国政治舞台的标志。从此，封建保守势力在德国政治舞台上又占据优势。
    魏玛议会民主制不健全，也阻碍了资产阶级民主政治的发展。尽管《魏玛宪法》是一部比较民主的宪法，规定德国实行民主共和制，取消了普鲁士特权，削弱中央权力，根据三权分立原则实行议会民主制，但也有其不足之处。政府虽由国会选出，但却又依附于国会。由于多政党在意识形态上的分歧，无法在议会中组成稳定的执政联盟，因而也不能组织稳定的政府。另外，总统权力过大，有权统帅武装力量，决定政府总理人选。在非常时刻，他又是立法者。如宪法第48条规定总统在紧急状态下，可以颁布“紧急法令”以维护国内和平与公共秩序，还有权解散国会。这样，总统可以凌驾于国会之上，人们称总统为“替代皇帝”，这实际上是对国会的职能和履行公民权利的限制。由于宪法的这一缺陷，从而削弱了魏玛议会民主制，在30年代经济危机期间导致专制主义重新兴起。魏玛议会民主制的不健全，为法西斯推翻魏玛共和国创造了条件。鉴于兴登堡总统在政治上主张封建专制主义统治，所以德国共产党领袖台尔曼在1932年总统选举斗争中提出“谁选举兴登堡，就是选举希特勒”。（注：迪特尔·弗里克主编：《1830年至1945年德意志民主派》，第317页。）希特勒法西斯上台建立独裁专制统治，显然在政治上是严重的倒退。由于政治体制和意识形态上的封建保守性，德国资产阶级民主政治的统治地位始终未能建立起来。
    二
    德国在思想文化领域的某些历史文化传统也严重阻碍了资产阶级民主政治的确立和发展。
    由于长期受专制主义思想和文化的熏陶，人民群众民主意识不强，使资产阶级民主政治的建立也缺乏一定的社会基础。普鲁士的专制主义、强权思想在德国意识形态领域影响十分强大。如古典哲学家费希特和黑格尔，就极力宣扬强权主义和国家至上的思想。费希特主张德意志民族要由一批精华人物来领导，黑格尔极力鼓吹“国家就是一切”、“国家至高无上”的极端国家崇拜思想。第二帝国时期反动哲学家尼采创立了“超人哲学”，极力散布“权力意志论”，鼓吹暴力独裁统治。从费希特到尼采宣扬的强权主义、权力意志论和“超人哲学”思想，对德国人民的思想影响十分深重。在这些思想的熏陶下，德国人民群众中养成了认为纪律、责任和服从比自由、个性、反抗更有价值，进而形成了“崇拜权威”、“崇拜强有力的领袖人物”的极端观念。在这种社会意识禁锢下，人民群众中的自由民主意识比较淡薄，盲目的服从便成为道德观念实现的尺度。在魏玛共和国时期，由于意识形态领域革命不彻底，这一思想也没有得到彻底清除。同时，魏玛共和国又遭受两次经济危机的打击，国内政局动荡不宁。在共和国存在的14年时间里共有26届内阁相继执政，更迭十分频繁。在这种情况下，人民群众对议会中政党之间的斗争十分厌倦，因而对议会民主政治失去了信心。魏玛共和国也没有给人民群众的生活带来福音，在经济上反而遭受沉重的打击，生活水平不断下降，对魏玛政府极端不满。人民群众尤其是小资产阶级渴望威廉第二帝国时期专制主义对小企业、小经营的保护政策，渴望有一个强有力的权威人物来挽救德国政治经济的混乱局面。这些都为希特勒法西斯反对议会民主、欺骗群众的盅惑性宣传提供了土壤。人民群众民主意识不强，因而资产阶级民主政治在当时历史条件下也没有实现的条件，这也在客观上为法西斯上台提供了机会。
    极端民族主义也影响了资产阶级民主政治的确立和发展。德国是一个民族意识比较浓厚的国家。这种民族意识在拿破仑战争之前由于德意志社会停滞、僵化而处于休眠状态。拿破仑的刺刀唤醒了德意志民族意识，从而催生了德意志民族社会改革的浪潮，才有了普鲁士施泰因、哈登贝格改革。民族意识第一次对德意志民族起了巨大的推动作用。俾斯麦在统一德意志时，为了反对外来干涉，又充分利用了德意志人民的强烈的民族感情，把德意志人民团结起来，取得了对法战争的胜利，进而实现了德意志的统一。然而，俾斯麦把在统一德意志过程中煽动起来的民族情感渗入到帝国的各个领域，并将民族主义的宣传同军国主义结合在一起，狂热鼓吹民族沙文主义，将民族主义推向极端。“民族主义和沙文主义的巨浪将小资产阶级民主主义的呼声淹没了”，（注：迪特尔·弗里克主编：《1830年至1945年德意志民主派》，第77页。）阻碍了民主的发展。文化思想领域也充满了极端民族主义色彩，严重毒害了德意志人民的思想意识。第一次世界大战就是利用民族主义情绪挑动起来的。希特勒纳粹运动，也是利用一战后德意志民族中以小资产阶级群众为主的强烈民族主义感情发展起来的，将德国引向极端民族主义和民族复仇主义道路，发动了第二次世界大战。
    《凡尔赛和约》对德国的制裁，更加刺激了德国的民族主义情绪，也是导致一战后德国政治动荡、阻碍资产阶级民主政治发展的另一个重要因素。和约并没有触动德国原来的政治结构，发动战争的军官团被原封不动地保留下来，战争罪犯没有受到惩罚，军国主义势力没有受到打击，威廉二世避居荷兰，兴登堡成为“民族英雄”，并当上了共和国的总统。相反，和约从经济上对德国人民进行了罪恶的惊夺，要求德国承担全部战争责任，并规定德国受奴役、受掠夺的地位。大量土地被割让、巨额的战争赔款、严格的军事限制，像一副沉重的十字架压在德国人民头上。和约的实施，极大地刺伤了德国人民的民族感情，产生了仇视战胜国和西方民主的心理，并对接受和约和实行民主制的魏玛政府的不满情绪油然而生。同时，极端的民族主义者、军国主义分子，利用人民群众的民族感情和对政府的不满情绪，打着反对《凡尔赛和约》的旗帜，对内掀起一股反对魏玛共和国的浪潮，对外叫嚷要实现民族复仇，德国法西斯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中应运而生。《凡尔赛和约》不但没有起到制裁德国再次成为战争策源地的作用，反而为法西斯的兴起创造了条件，为资产阶级民主政治在德国的发展起了阻碍作用。
    德国的军国主义传统也是阻碍资产阶级民主政治发展、使德国历史出现曲折的另一重要原因。
    德国不像纯粹的资本主义英国和美国没有军阀制度，而是一个具有军国主义传统的国家。这一传统也是来自普鲁士，普鲁士用强大的军队统一了德意志，军国主义广为泛滥。俾斯麦和威廉二世都是极端的军国主义者。尤其是威廉二世，把军队看得高于一切，对军队极端赞誉和推崇。他认为，“把德意志帝国锤炼出来的是士兵和军队，而不是议会决议”。（注：科佩尔·S·平森：《德国近现代史》上册，商务印书馆1987年版，第379页。）黑格尔认为，国家意味着权力，这种权力必须由一支组织良好的军队来体现。因而，军人在德国有着至高无上的地位。军人是以服从为天职，军国主义传统使军队即是国家权力象征的观念支配着整个德国的政治生活和人民群众的思想。在军国主义意识的禁锢下，人民群众也养成了服从的观念，自由民主的个性得不到充分发展，对资产阶级民主政治自然也不感兴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