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张学良为首的东北军之所以能够走上联共抗日道路并发动震惊中外的西安事变，因素诸多，其中中共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的感召以及中共中央和红军领导人对其的争取应是重要因素之一。尤其是直接领导这项工作的毛泽东在争取东北军联共抗日方面做了大量工作，起了决定性作用。
    一、确定了正确的统战原则
    1935年10月红军到达陕北后，毛泽东立即着手重新制定党和红军的对敌策略，12月的瓦窑堡会议确定了由“反蒋抗日”到“逼蒋抗日”，再调整到“联蒋抗日”的方针。这时，中共把争取东北军、十七路军和争取张学良、杨虎城联共抗日，作为统战工作的重点，作为由反蒋抗日转为逼蒋抗日的中心环节。中共中央分析了东北军、西北军的处境和现状，认为争取两军共同抗日是完全可能的。毛泽东认为：“环西北数省而军者非尽汉奸卖国贼，其中尽多爱国有志之人，告之以亡国灭种之祸，陈之以联合救国之谋，动之以汉奸卖国贼之蠢与危，必有能感发兴起者。”〔1〕
    1935年11月，为了分化来犯之敌，争取其停止内战，一致对外，毛泽东和彭德怀联合发表《告围攻陕甘苏区的各部队官长与士兵书》，指出：只要不打红军，不进攻苏区，红军愿意和他们互派代表，订立抗日作战协定，共同组成抗日联军与国防政府。这一号召对争取团结东北军起了很大作用。1936年1月25日，毛泽东起草了有20 名将领联合署名的《红军为愿意同东北军联合抗日致东北军全体将士书》。在这封公开信中，毛泽东等揭露了蒋介石不抵抗政策的罪恶和企图瓦解、消灭东北军的阴谋；针对东北军的处境，明确指出打红军、进攻苏区不是东北军的前途，而是东北军的绝路，联共抗日才是东北军的唯一出路。此信对张学良确定联共抗日政策产生很大影响，他曾深有感触地说：救国之路，只有“一条共产党的路”〔2〕。
    4月，毛泽东为更有力地推进西北地区的统战工作， 决定由周恩来总负责做争取张、杨两军工作。6月，又成立以周恩来为书记， 叶剑英、朱理治等为委员的“东北军工作委员会”〔3〕。 毛泽东并派以叶剑英、朱理治为首的军事代表驻西安，帮助东北军进行抗日教育。为了进一步明确对东北军的工作目标，20日，中共中央颁发《关于东北军工作的指导原则》，强调指出：我们在东北军中的工作目标，不是瓦解、分裂东北军，也不是把东北军变为红军，而是要使东北军变为红军的友军，使东北军实行彻底抗日的纲领。根据这个原则，毛泽东又致电彭德怀指出：我们与东北军关系现有进一步发展的可能，七八两月须注大力于该军、师、团三级的工作，指出“这个中层乃是枢纽，目前最为重要”〔4〕。
    7月底，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会决定， 由毛泽东负责领导对东北军和整个统一战线的工作。根据形势的变化，毛泽东进一步加强了对东北军的统战工作。到1936年深秋，红军和东北军、十七路军的关系进一步改善，步调更趋一致。在西北地区，已经初步形成红军和东北军、十七路军三方协调、“三位一体”的新局面。
    二、争取俘虏，使其成为红军的“义务宣传员”
    争取东北军的工作首先开始于教育释放俘虏。1935年11月25日，毛泽东致电红一军团政委聂荣臻、司令员林彪，令尽快放回被俘的东北军106师的几名军官，并速与106师师长沈克交涉，只要沈克答应反蒋抗日，红军即将106师被俘获的人枪一律退还。同时，又致电聂、林， 命令：无论沈克有无确实回答，军团准备撤回，解除对106师的包围， 以示真诚地争取东北军中、下层反蒋抗日〔5〕。
    毛泽东等中共中央和红军的领导人非常重视做东北军俘虏的工作，把劳山、榆林桥、直罗镇三次战役中所俘虏的东北军中、 下级军官120多人，集中在瓦窑堡，成立“白军军官训练班”，由中央领导人亲自讲课。毛泽东在讲红军优待俘虏政策时指出：“拿着枪是敌人，放下枪是朋友”。毛泽东还指出，希望这些有军事素养的东北军军官们，将来在抗日战场上显出英雄本色。在这些俘虏中，东北军619 团团长高福源在沟通中共与张学良联系方面起了重要作用。高福源被俘后，通过教育，其思想认识有了根本转变，由敌视红军转而认识到红军抗日、帮助东北军打回老家是真诚的，因此主动提出回东北军去说服张学良联合红军共同抗日。1936年1月， 毛泽东为了直接和张学良等东北军高级将领接触，派高福源回东北军，向张学良转达了中共愿和东北军联合抗日的诚意，张听了非常感动，令高速回陕北，请红军派一代表来东北军正式商谈。高返回陕北后，毛泽东亲自接见他，肯定他为沟通中共和东北军高级将领的联系而进行的努力与取得的成果。继高福源之后，毛泽东还接见了被俘的东北军参谋长刘德裕。刘回到西安后，也向张学良做了一定工作。
    由于毛泽东制定的优待俘虏政策，对被俘的东北军士兵不歧视、不打骂，生活待遇从优；红军每天给他们上政治课，宣传抗日救国的道理，不少俘虏很快就看清了共产党是真正为人民谋利益的革命政党，是坚决抗日的中坚。根据自愿原则，大部分俘虏被释放后又回到东北军中，他们成了红军的义务宣传员。经过他们“神奇红军”、“神圣抗战”〔6〕的宣传，使东北军广大官兵改变了以往对红军的看法， 认清了他们的敌人是日本帝国主义，从此红军和东北军的关系，发生了由仇敌到战友的深刻变化。
    三、主持谈判，促进合作
    为了促进与东北军统战关系的正式建立，毛泽东亲自主持了中共与东北军的谈判工作。
    1936年1月17日，在中央政治局会议上， 毛泽东提议留周恩来在陕北做好东北军的工作，同时还研究决定，派联络局局长李克农为代表南下同张学良谈判，并请高福源先回洛川，做好相互之间的电台联络。在高福源再次返回东北军前，毛泽东特地指出将瓦窑堡会议政治决议案交高，由他带回洛川给67军军长王以哲（中共秘密党员）并转交张学良。
    李克农到达洛川后，毛泽东又于20日致彭德怀要求即转李克农的“万万火急电”，提出与张学良谈判的基本原则，表明红军愿与东北军在抗日反蒋的基础上结为友军，共赴国难。在毛泽东的具体指导下，李克农与张学良、王以哲的会谈取得良好的进展。此次会谈是双方合作的重要起点，也是中共对东北军上层统一战线工作的重大突破。毛泽东曾称赞说：“李克农单枪匹马，搞得很好。”〔7〕
    2月下旬，毛泽东再次派李克农到洛川与王以哲和张学良会谈。 毛泽东指示李克农，在向东北军上层进行统战工作时，要处处把张学良与蒋介石分开，态度要诚恳，做到“原则上不让步，交涉不破裂。 “〔8〕谋求签订互不侵犯协定。李到洛川后，时值张学良临时有事去南京，王以哲受张委托同李就联合抗日的有关问题进行磋商，达成了红军与67军一致对日、互不侵犯、各守原防、恢复通商等五项口头停战协议。张返回后，3月4日会见了李克农，张除同意达成的协议外，还希望同中共主要领导人直接会谈。5日，经毛泽东批准此协议生效。当日， 毛泽东致电王以哲，指出此虽系口头协定，但双方出于抗日救国诚意，必比寻常外交上之文字协定更为诚信无欺。洛川会谈为中共领导人与张学良进一步谈判创造了条件。
    16日，李克农到达山西石楼，向毛泽东等中共中央领导人汇报了会谈情况，并转达了张学良的请求。毛泽东立即召开中共中央会议，会议认为张学良要求与我方负责人谈判的态度是诚恳的，对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是必要的，决定派周恩来为我党全权代表与李克农一起去肤施（延安）会晤张学良，以促成与东北军更全面、更密切的合作。随后毛泽东致电王以哲、张学良，告知中共决定，并表示王、张”对抗日救国有进一步之计划，甚以为慰“。周等行前，毛泽东与彭德怀又于4月6日密电王以哲转张学良，通知周恩来等人的行期及接洽地点和会谈的要求，并征询张的意见。9日，周恩来、李克农与张学良、王以哲、 刘鼎在肤施城内天主教堂里举行秘密会谈，在互不侵犯、互相帮助、共同抗日等问题上，达成初步协议。肤施会谈对东北军走上联共抗日道路具有决定作用，标志着中共与东北军全面合作关系的确立。取得协议后，中共中央即派刘鼎为常驻东北军的代表。
    四、真诚的帮助，更坚定了张学良及东北军联共抗日的信念
    与中共建立统战关系之后，张学良积极为即将到来的全民族抗战作准备。在中共的建议和帮助下，东北军先后开办了”长安军官训练团“，成立”学兵队“，组织”抗日同志会“，以培养抗日骨干。毛泽东对此十分重视，1936年12月5日， 毛泽东给刘鼎发的电报中有一段是专门对学兵队政治学习的指示：“学兵队的教材，可请理治（朱理治）编，教员由南（汉宸）、波（刘澜波）找平津的同情分子担任。”〔9〕
    抗日心切的张学良在实施同中共的协议时遇到很大阻力和困难。为此他在7月初向刘鼎吐露出“想拉队伍和红军一起打游击”的愿望， 并让刘“向党中央和毛先生、周先生报告”〔10〕。刘鼎立即电告中共中央，要求在安塞会面。中央领导非常重视此事，认为这是关系东北军前途和命运的大事。毛泽东、周恩来等几位主要负责人一起到安塞听取刘鼎的汇报，并开了一夜会。毛泽东在会上分析了张的要求和东北军的情况，表示“不赞成张学良拉队伍和红军一起干”，认为“拉出一部分队伍，就要散掉一部分，这不是增加而是削弱抗日力量。”请张学良“不要性急”，“把全部东北军都争取到抗日阵营中来”〔11〕，并且要张从积蓄全国抗日力量的全局出发，耐心劝蒋抗日。会后毛泽东还找刘鼎单独谈话，特别叮嘱刘：“当前我党对东北军的方针是争取团结，联合抗日。任何不符合这个方针的都是错误的。”〔12〕并鼓励刘当好这个代表。刘把安塞会议内容向张学良转达后，张愉快地接受了中共的意见，并认识到“过去有些人说共产党以此吃掉对方，是以小人之心度君子之腹。”“共产党是真正帮助东北军、发展东北军的。”〔13〕由此，张学良更加信任共产党，并决心以劝蒋为己任，积极进行争取蒋介石转向抗日的工作。
    对张学良及东北军的复杂处境，毛泽东十分关心。他在8月9日写信给张学良，提醒他：蒋介石一解决西南问题，就有极大可能进攻西北，“无论如何兄不要再去南京了，并要十分防备蒋的暗害阴谋。”〔14〕毛泽东还致信王以哲，表示：谁要反对张副司令及我兄，弟等所率领的红军必以全力出而声讨。这表达了竭力支持东北军的诚意。当得知国民党令胡宗南部深入陕甘配合东北军“剿共”、企图扩大内战的消息时，毛泽东于10月5日致函张学良，再次向张表示中共停止内战、 一致抗日的决心，以及红军首先停止向国民党军队攻击的决策，殷切希望他能够顾及到中华民族的生死存亡，“立即停止西北各军向红军的进攻。”还请其将中共“互派正式代表谈判停战抗日的具体条件”转达给蒋介石，促蒋“速即决策。”〔15〕张收到此信后，屡次苦谏、哭谏蒋介石停止内战，一致抗日，并将此信拿给蒋看，但蒋仍坚持“攘外必先安内”的错误政策，张学良终于12月间发动了旨在逼蒋抗日的西安事变。
    可见，张学良的东北军能够走上联共抗日道路，是同以毛泽东为首的中国共产党正确的统战政策和对张学良的大量争取工作分不开的，尤其是和毛泽东的运筹帷幄、亲自指挥分不开的。
    注释：
    〔1〕转引自蒋建农：《世纪伟人毛泽东》，红旗出版社1996 年版，第652页。
    〔2〕王道平：《中国抗日战争史》（上卷）， 解放军出版社1991年版，第362页。
    〔3〕〔5〕张德良、周毅：《东北军史》，辽宁大学出版社1987年版，第325页、第321-322页。
    〔4〕〔14〕金冲及：《毛泽东传》，中央文献出版社1996年版，第405页、第407页。
    〔6〕罗瑞卿、吕振操、王炳南：《西安事变与周恩来同志》， 人民出版社1978年版，第21页。
    〔7〕杨尚昆：《丹心留人间，勋业传后代》， 《人民日报》1989年9月14日。
    〔8〕《周恩来年谱》，人民文献出版社1989年版，第301页。
    〔9〕转引自唐纯良：《中共与国民党地方实力派关系史》， 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399页。
    〔10〕〔11〕〔12〕〔13〕张魁堂：《刘鼎在张学良那里工作的时候》（三），《党的文献》1988年第4期，第51页、第54页、第54页、第54页。
    〔15〕《毛泽东书信选集》，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第79页。